今天的媒体头条莫属人民币被成功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各种基于纯金融角度的分析已经很多，在此不赘言。我们更关注的是由此而来的地缘政治影响。
特别提款权是各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账户上的一种支付手段。各国的具体份额由IMF根据比例分配，可以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支付。由是可知，在国际层面上，特别提款权实际上是IMF所提供和控制的一种公共品。人民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也就意味着中国在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在全球治理的意义上，多了一种提供公共品，参与全球治理的手段和途径。
为什么要跳出金融讲全球治理?因为在当今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以美国为首的阵营希望完善、延续二战至苏联解体之后逐步建立的以美国为一超的政治、经济国际秩序。其实质是固化现有的中心边缘差序格局，以广大边缘国家的普遍贫困和落后来支撑中心国家的富裕和“先进”。整个体系的支撑点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各种双边、多边涵盖军事、贸易和投资的条约体系以及世界银行、IMF这一类的国际组织。纵观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的曲折历程，IMF所要求的金融标准背后所考虑的实际上是潜在的政治影响，因为中国代表了一种全然不同的世界观。
虽然中国目前仍然在实践中摸索构成未来世界图景的核心要素，但有一点目前是清晰的，就是习近平在访问非洲期间提出的“正确义利观”。其核心就是要摒弃西方利益至上的逻辑基础，强调共同繁荣和各国自身发展的辩证统一，不仅要解决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更要解决国与国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从全球治理的角度而言，通过提供更符合“正确义利观”的全球公共品来达成上述目标无疑是题中应有之义。
具体到人民币国际化，我们是加入以美元为核心的富国俱乐部，向全球其他国家收取铸币税以自肥，还是以强大的生产能力为基础，依托金融来带动其他国家共同发展?是通过各种融资手段让各国都获得滚动发展的机会，还是通过债务链条获取控制其他国家的缰绳?我们是让金融主导政治，还是让政治驯服金融?
以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待新的特别提款权构成份额，中国和欧元占41.85%，略超过美国的41.73%。但鉴于美国和日本及英国更紧密的特殊关系，这三国58.15%的份额远较中国一家10.92%来的更多。从中国相较美国的金融实力而言，在考虑如何获得人民币国际化的红利之前，更多的也许要思考如何抵御外部的金融风险。毕竟善战者，要先立于不败之地，方可待敌之可胜。
当然中国推行“正确的义利观”不是谋求颠覆而是完善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这个过程既无法一蹴而就，只凭中国自身也无法达成。能否以被纳入特别提款权为契机，依托“一带一路”的蓝图，通过对接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在欧亚大陆上形成共同发展的良好态势，进而辐射到英、日两个离岸国家以及非洲、大洋洲和南美，将决定两种不同世界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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