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中国灵活就业人口已达3.2亿、逼近就业人口的半壁江山时,“灵活”一词早已褪去自由的光晕,显露出其另一面——收入稀薄、保障缺失、困于平台的抽成体系之中。技术封建主义、平台垄断、朝不保夕……这些诊断并非危言耸听。然而,仅止于批判是不够的。本文借《归我们:未来经济社会的行动指南》一书,提出了一条具体的破局思路:平台合作社。文章从合作社的本质讲起,拆解了其“共同所有、民主管理、利润分享”的核心逻辑,并直面资本不愿投资、冷启动困难等现实阻碍,最终指出,在当下,一个服务于特定社区或城市的轻量化、低成本平台合作社,完全可能成为劳动者夺回生产控制权、改善收入与尊严的可行路径。
当然,平台合作社也存在其自身的局限与困境,新左曾经转发东陆政经翻译的一篇相关研究中也有所体现(合作社|骑手平台的数字设计如何不再剥削?)。我们可以借用当中的说法,将平台合作社分为“道义合作社”与“商业合作社”,前者更为重视合作社中的民主政治生活,但规模较小,且大多数成员为兼职,他们出于政治考量而工作,甚至不会借此获得收入;后者则规模更大,有能力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收入,并努力实现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但是分工细化,少数执行董事会成员参与真正的公司决策过程。
还是借用那篇文章的结尾:目前,平台合作社似乎必须决定:是坚持其民主章程从而区别于零工经济,还是想要效仿后者高效、算法化的工作组织形式。因此,如果存在高技术解决方案能使平台合作社同时实现经济效率和加强民主参与,那么评估它们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是零工经济的可信替代方案就至关重要。

01.引入
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已经有 3.2 亿灵活就业人员,这已经占到了总体就业人口的 45%。当前有近一半的人可以被归入社会学家盖伊斯坦丁所说的朝不保夕者这个范畴——收入寥寥、且缺乏有效的劳动保护,在冷漠的平台与企业面前,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这可以说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症状,在利润率下降的背景下,雇佣一个正式员工且提供职业培训,对于企业来说太昂贵了;平台上一个可以随时解除关系的零工,显然成本低得多。是的,灵活就业的年代,也就对应着平台经济的年代。
而平台与非正式工人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这是一种土地所有者和佃农之间的关系,以至于一些学者将平台资本主义称之为技术封建主义。不论是家政工网约⻋司机,还是画手与自媒体人,实质上在平台上完成了整个生产过程,而平台提供一种帮助其对接客户的资源,看上去平台所赚取的收入来自于其提供的服务租金。但事实上,这只是平台收入的一小部分。平台的抽成,更多来自于一种垄断地位,若一名网约⻋司机别无选择,只能在几个大平台中接订单,则面对平台一半的抽成,也只能默默地接受。因此,三亿灵活就业面对的困境,不只是不安稳,更是这种平台垄断之下的贫困。这可以说不只是中国人的困境,而是全球资本主义网络之下每一个人的困境,劳动者先是被灵活、随后被抽成。
而问题在于怎么办,我们的确可以等待监管的落实,由政策要求平台向消费者与零工让利,但这事实上远水解不了近渴。是否存在一种可能,一名零工、当然也包括面临着「优化」之威胁的正式工,可以用一种绕开平台的方式自救,一方面改善收入,另一方面获得工作上的保障,乃至于控制生产过程的权利呢?《归我们:未来经济社会的行动指南》一书中给出了一个答案:平台合作社。
这本主要介绍了世界各地平台合作社经验与案例的小书,事实上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可能性——若一名临工的收入之低,主要来自于平台拿走了他的劳动果实,一小群零工可以自己搭建一个商业网络,将大部分的收入归自己,另外一部分让利给消费者与社区,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这个网络,最终实现将平台垄断者所获得的垄断利润归自己所有。而这正是平台合作社的核心思路,也是这本书想要分享给我们的经验。
不过,在介绍这本书中的案例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去回答一个问题:合作社是什么?
02.合作社:面向未来的经济组织
我们都听说过农村合作社,有的时候也听说供销社,或许还有一些朋友曾经听说过:⻄班牙有一间三万人共同所有没有老板的合作社网络蒙德拉贡。这些其实都指向了一种类似于企业,但不同于企业的经营模式。它同样是一群人一起来做生意,但是却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资本所有者;而且在其中,每一名员工有最高的决策权与投票权,由员工来任命老板而非反过来;最后,合作社中,员工或者是参与者所获得的不是工资,而实质上是一种分红。
一个简单的定义:合作社是一个共同所有、⺠主管理且由参与者分配利润的商业形式。
这个定义其实适用于一系列不同的合作社形式。比方说生产者合作社,一群游戏开发人按照合作社的模式搭建了一个工作室,资产属于整个工作室,出售游戏之后的所有收入,根据大家的劳动时间来分配,而不是出资的多少;而工作室内部不存在老板,而是由大家平等的⺠主决定一切事务。这就是生产领域的合作社。或者说,一群农⺠决定出资搭建一个销售平台,其管理由每一个农户决定,而最终这个平台的收益体现在不用面对把价格压得过低的采购商,这就是销售合作社。可以说不论是生产、消费还是出售,只要是一个集体的经济活动,我们都可以把它给合作化,而合作化的本质,正是自我管理一个公共物品:其管理权与利润的分配权归每一个人所有。
而这一商业形式对于每一个参与者而言,有两个很直接的好处:首先,公共物品归每一个人,即不会有一个老板来走我们的利润。因此,合作社之中社员的收入会比同行业的员工要高得多,比如说书中的一个案例:
(她们)是一家新成立的名为 Up & Go 的平台合作社的员工,同时也是其所有者。在 Up & Go,她们时薪达到了 25 美元。而之前她们独立工作或在传统数字平台工作时,时薪往往只有 11 美元……成为 Up & Go 的共同所有者还给她带来了物质以外的好处。她自豪地告诉我,当老板让她有了一种尊严感和自我价值感,也让她在与家人、邻居和客户的交往中获得了新的社会地位。
当然,能够给得起高工资建立在合作社经营良好的前提,不过有一点是十分确定的经营良好的企业也不会给员工开两倍的工资,即使是胖东来也不会。因为在企业之中开高工资,是一种奢侈的人道主义行为,而在合作社中,高工资是一种基本的权利。而合作社的另外一个好处,在于自己管理工作场,而这意味着生产过程⺠主与尊严。合作社翻转了工作场所中的权力结构,管理者不再是监管员工的人,而是员工雇佣来的帮手,这意味着不必服从于管理者的强横,或是在自己熟悉的领域中,向一个可能对这个领域一窍不通的领导低三下四。合作设之中劳动者会成为自身的主人,而这也正是⺠主这个概念的本意:毫无权势的普通人成为主人、自我管理。
因此,可以加入一家合作社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问题在于:合作社在哪里?的确在当下合作设施非常稀少,且不说中国,即使在一些芬兰与肯尼亚这样的合作社大国,合作经济一般也只能占到 GDP 的 30%。而这其实指向了合作社的一个困境,不是合作社效率偏低——正相反,一些统计数据表明,合作社创业的成功率远高于企业。真正的原因是:合作社让老板没法盈利。它是一场投资灾难。毕竟,合作社在投资人看来是一个这样的地方:白花花的银子分给穷人了、同时不服管教。因此,合作社时常需要由没有资产的普通人创立,不管是一群想要降低购物成本的消费者、一群想要自办工厂的工人、还是想要自己搭建平台的零工。但没有商人与投资界的资金,合作社扩张的脚步就总会慢上许多。
但即使是这样的困境,也没有阻止一些庞大的合作社集团诞生。⻄班牙的蒙德拉贡是生产合作社的翘楚;而在销售合作社方面,则有阿莫尔乳业这样有四百万人加入的庞大合作社网络;而在零工经济方面,《归我们》介绍了自雇妇女协会这样的家政合作社网络。这至少说明了合作社的潜力——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围追堵截之中,合作社这样一种更高效、人道与先进的组织依然可以突破重围,我们可以说:它是自远方共产主义社会漂来的一片碎片。
03.所以,为何是平台合作社?
而且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怎样行动?当下中国的背景之下,我们能够去选择怎样的合作形式呢?而结合了《归我们》的经验与当下中国的实际,平台合作社或许是一种最有可能的办法。因为平台合作社同时发挥了合作社的优势,同时弥补了它的弊端——投资成本高。
正如文章第一部分所说,平台经济的本质是赛博空间的圈地运动。巨型平台资本创造了一个足够大的网络,以至于对于灵活就业者来说别无选择,随后,再收取一个实质上远高于所提供服务的价格。这背后其实,是网络效应与垄断租金之间的较量。比如说一名外卖骑手加入平台时,会面对一个这样喜忧参半的现实:一方面平台能够给自己带来足够多的单量,但同时平台又会收走自己大多数的利润。而平台合作社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或许没有那么丰厚的网络效应,但同时让利润归劳动者所有,这完全意味着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有商业价值的经济模式。比方说,创造一个服务于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甚至是一个社区的网络,比方说服务于某一个程序的家政平台合作社,这已经可以带来一些局部的网络效应。但不需要养活平台背后的投资人,巨额的利润转移消失了,我们可以同时把工资翻一倍,同时让这个商业项目是可行且可扩张的。
而与此同时,平台合作社的开发成本是很低的。生产合作社需要投资厂房、消费合作社需要大量进货,但平台合作社本身就是在服务于一群有着一定生产资料、且有着充分经验的自雇者。比如一个外卖合作平台,不需要投资购买电动⻋;而一个画师平台同样也不需要集中购买数位板,我们需要的很多时候只是一个小程序、一个网站,甚至是一个搭配了办公软件与 AI agent 的群聊,而就在今天一个 AI 可以助力编程的时代,已经不再是高不可攀的投入。
因此,平台合作社的策略或许可以简单地总结为:以低成本搭建一个小型网络,随后让这个网络归属于每一个人。而这或许构成了当下灵活就业者,已经每一个面对灵活就业这个事实的劳动者,寻求一种更富裕、更有尊严生活的自救指南。它在今天应该尽可能轻量化、尽可能服务于小利基市场与社区、而且要构成一种在劳动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共同体——毕竟只有更高的工资与更没有中间差价的产品,才能够不断吸引更多的用户与买家加入,把这个网络做得更大,更有竞争力。
当然,若一些地方性的合作平台发展起来了、相互联网,更大规模的生态与网络效应也就会随之出现,这是否意味着平台合作社可以带着一群劳动者的智力、勇气与呼声,战胜巨型的垄断平台资本呢?或许,这不是没有可能。
04.结语:未来归我们
总而言之,平台合作社是可欲的、平台合作社也是可行的。而《归我们》中收集的大量极其有价值的经验与案例,对于当下中国想要去寻求新生活方式的劳动者而言,是极有价值的。我们会看到世界各地的有识之士,一些来自于发达国家,可以获得政策与社会各界的支持,而另一些尝试将合作之花开在印度与肯尼亚这样第三世界中;一些合作社将家政工、网约⻋司机与外卖员联合起来,赋予劳动者以尊严,而另一些合作社则给予了艺术创作者属于自身的平台与表达的自由。或许书中的一些经验不能够直接迁移到中国,但同样是价值连城的经验。
正如这本书的作者所说,平台合作社还是一个刚刚起步的事业,不论在世界各地哪一个国家皆是如此。但它在本质上是有希望的资本主义困境之中,我们对于新的道路的探索,而这些探索指向着一个面向未来的潜能:一个后资本主义的世界,会是一个合作社的世界;只是随着市场、资本巨头与雇佣制的消失,合作社会有一个新的名字,或许是工人委员会、或许是社区、或许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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