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恩格斯曾经用了21个月的时间，通过亲自观察和交往来了解英国无产阶级的生产与生活实际。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他指出，工业革命使“机器劳动在英国工业的各主要部门战胜了手工劳动……结果，一方面是……资本和国民财富迅速增长;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人数更加迅速地增长，工人阶级失去一切财产，失去获得生计的任何保证”，于是，绝大多数英国人民“昨天挣得的今天就吃光”，而资产阶级则“直接靠工人的贫困发财”。2009年，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将该现象概括为“恩格斯停顿”，即技术革命在促使人均收入增长的同时，实际工资却几乎保持不变，这意味着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流向普通劳动者，而是大量集聚在了资本方。据测算，1780—1840年间，劳均产出上升46%，而实际工资指数仅提高了12%;特别是1800—1830年间，技术冲击使劳均产出以年均0.63%的速度增长，但对实际工资的影响微乎其微。
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考察了导致“恩格斯停顿”的内在机制。随着18世纪产业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引入了机器体系和工厂组织。如果个别资本家率先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就可以使他比同行业的其余资本家获得更多剩余价值(利润)，在市场中占据优势地位;在竞争压力和主观贪欲的双重作用下，竞争者也会千方百计采用这一新的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一旦该过程扩散开来，全社会劳动生产力将不断提高。然而，在资本逐利动机的主导下，体现科学、自然力和群众性劳动的机器体系反过来变成与工人阶级相独立和相异化的存在，它消灭了工作时间的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不但创造出延长工作日的强大动机和实现手段，而且迫使工人在相同时间内增加劳动消耗，提高劳动的紧张程度。也就是说，机器“不仅是一个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它还被资本公开地有意识地宣布为一种和雇佣工人敌对的力量并加以利用”。在积累进程中，充分利用新发明和新手段的追加资本，以及旧资本在新技术条件下的更新，必然造成机器排挤工人和对劳动需求的减少，以及产业后备军的持续增加与无产阶级的深度贫困。
100多年前，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写道，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总会押着相同的韵脚。当今世界，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并快速渗透到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以美国为例，1990—2024年间，美国工人每小时劳动产出累计增长了97.9%，而实际小时工资累计增长仅为42.2%。如果用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来衡量，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时代美国资本收入占比已经达到19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AI版的“恩格斯停顿”日益凸显，技术不断进步，但普通劳动者并没有同步获得更多财富，技术创造的财富可能主要被资本所有者和少数人获得。
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相比，人工智能影响收入分配格局的机制更加复杂。一方面，人工智能产业依赖在模型、算力、电力等方面的巨额投入，具有极强的规模效应和极快的迭代速度，从而使少数科技寡头能够凭借技术和资本壁垒，长期攫取AI红利。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对劳动者的冲击又是多维的，它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并且在AI的推动下，灵活就业等新就业形态迅猛发展，吸纳了大量因传统岗位转型而面临困境的劳动者，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不仅会替代低技能岗位，而且向更广泛的白领工作延伸，比如客户服务、软件工程、法律助理、数据分析等;过去是机器排挤工人，现在AI成为影响劳动过程、提升劳动强度的有力手段;而数字化浪潮中AI技能分化和行业、区域收益率差异形成的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了不平等趋势。
问题的症结不是机器或技术本身。根据马克思的科学分析，“恩格斯停顿”揭示的矛盾和对抗根源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机器本身会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受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为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成为延伸和扩展人类能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摆脱AI发展的逐利逻辑，摒弃它的资本主义应用。
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明确提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为此，在推进人工智能发展的实际工作中，需要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让AI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二是统筹发展和安全，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人工智能时代的民生底线，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的权益保障，深入研判并积极应对AI对就业的影响;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健全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制度，强化反垄断和算法监管。三是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四是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为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贡献中国智慧。
(本文原载于《学习时报》2026年9月2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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