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在《“文革”期间没有腐败?只因真相揭露得太少》(原载《随笔》2010年第1期，原标题“回首‘文革’说腐败”)一文中，以个人见闻和文学叙事为据，试图描绘一幅文革时期腐败“普遍存在”的图景。文章通过“公社副书记教人行贿”、“生产队长权吃关系”、“赤脚医生吃拿卡要”、“女知青为上调献身”等个案，得出“文革时期的潜规则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坚挺”的结论。
王文的危害，远不止于几处史实错误。它以“揭露真相”为名，行历史虚无主义之实;以个人感受代替阶级分析，以碎片叙事取代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一种典型的唯心史观在历史评价领域的恶性发作，必须予以坚决驳斥。
一、方法论批判：唯心史观的认识论破产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历史现象都必须放在特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总和中加以考察。王文的方法论错误，集中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以个案代替总体，以偏概全。王文通篇以父亲被“行贿启蒙”的经历、某个“赤脚医生”吃面条的故事、某位女知青的不幸遭遇等个别事例，试图证明腐败的“普遍存在”。从逻辑学上看，这是典型的“以偏概全”——即便这些个案全部属实，也无法推出“普遍存在”的结论。唯物史观要求对历史的认识必须建立在大量历史事实的统计分析之上，而非依赖孤立的个人见闻。王文将几个故事当成整个时代的“真相”，这与其说是历史研究，不如说是文学创作。
第二，以个人记忆代替历史真实。王文开宗明义：“我的记忆告诉我”。将个人感受直接等同于历史事实，这是唯心史观最典型的特征。个人记忆受制于认知局限、情感倾向、时间流逝等多种因素，其可靠性本身就需要历史学方法的检验。更何况，王文所描述的诸多现象，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在历次整风运动和反腐败斗争中着力整治的对象，而非制度性的常态。用个人记忆否定制度史实，用碎片感受否定整体判断，这在方法论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第三，以静态比较抹杀历史变迁。王文将文革时期的一些不正之风与今天的腐败现象作类比，称“文革时期的腐败官员就像闯入贫困之家的强盗，而今日的腐败官员闯入的则是富豪之宅”。这种类比在方法论上是反历史的。唯物史观要求我们将历史现象放在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坐标中考察。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半个世纪前的社会现象，本身就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更重要的是，这种类比有意无意地将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现象等同起来，抹杀了新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反腐败斗争的根本性质。
历史虚无主义与唯物史观是根本对立的。历史虚无主义不承认历史进程是无数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王文正是以“揭露真相”之名，将复杂的历史简化为几个“腐败故事”，把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矮化为一部“潜规则史”。这种唯心史观的叙事方式，哪里是要纠正文革所谓“极左”的错误，分明是要“纠正”社会主义嘛。
二、史实辨析：被刻意遮蔽的历史另一面
王文声称“文革时期潜规则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坚挺”，这一论断与基本史实严重不符。
第一，党和国家在毛泽东时代从未停止过反腐败斗争，在文革期间同样如此，始终在与贪污腐败等违法违纪行为进行坚决斗争。1970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指示明确指出：“一小撮阶级敌人不仅在政治上伺机反扑，而且在经济领域里对社会主义也发动了进攻”，“他们有的侵吞国家财物，霸占公房、公产;有的利用机关、学校和企业、事业单位的撤销或合并，私分公款、公物;有的倒贩票证，倒卖国家物资;有的私设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有的行贿、受贿、走后门，私分商品”。中央要求“开展一场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群众运动，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违法犯罪事件，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至枪毙一小批最严重的贪污盗窃犯和投机倒把犯”。
同年2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了“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
第二，各地查处了大量贪污盗窃案件。据统计，1970年至1972年，仅陕西省就审判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案件4880件，涉及5699人，分别被判处死刑、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等刑罚。山东省临沂地区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查出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分子33500人，共清赃款1248万余元。甘肃省庆阳地区在1967年至1976年文革期间，审判机关受理贪污、投机倒把等经济犯罪案件333件，其中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1970年是受理最多的年份。试问：如果文革时期的腐败果真如王文所言那般“普遍”且“坚挺”，这些数字又该如何解释?如果“潜规则”真如他所说到处横行，中央又何必三令五申、严查严办?王文对这一切视而不见，选择性失明，其用意何在?
第三，许多党员干部保持了清正廉洁的品格。王文全然不谈毛泽东时代很多党员干部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事实。在那个时代，无数基层干部和群众同甘共苦，许多干部下乡调研总是自背铺盖、吃派饭按规定交钱。这些难道不是历史的真实存在么?唯物史观要求我们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而不是选择性地只讲一面、遮蔽另一面。
第四，“文革无腐败”是一个稻草人式的靶子。王文文章标题为“文革期间没有腐败?只因真相揭露得太少”，其立论前提是有人声称“文革期间没有腐败”。然而，稍微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在王文所说的“腐败”期间的文革十年中在各方面工作中取得了很多进展，这又算什么?如果他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历史研究态度，那他就会关注和思考：在文革的历史条件下，他所说的腐败现象呈现出了怎样的形态和变体?其产生的体制根源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之间的必要性?但王文却将“文革无腐败”这一稻草人式的靶子立起来猛烈抨击，本身就是一种论述策略上的严重误导。
三、阶级分析：腐败问题的社会根源
王文的问题不仅在于史实错误，更在于完全回避了阶级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
第一，腐败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和剥削制度，而非某个特定时期。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腐败是私有制和剥削制度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腐败是制度性的、结构性的。王文将文革时期出现的某些消极现象简单地归结为“腐败普遍存在”，却完全不分析这些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这在理论上是肤浅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
第二，文革时期群众运动对官僚特权的冲击具有特定历史意义。文革的中心思想之一，是用人民民主的方式来抑制特权阶层的异化、腐化倾向。文革发动时那句“反对特权”何以获得群众的支持，这本身就说明当时社会上存在对官僚主义和特权之风的不满，而这正是私有制的必然产物。因此，对文革时期出现的某些干部以权谋私、走后门等现象，正确的态度是从制度和阶级根源上分析，而不是像王文那样用几个老谣言、小故事就断言“潜规则比任何时候都坚挺”。
第三，不能将个别干部的违纪行为等同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腐败。王文将基层干部的一些不正之风直接等同于“腐败”，在概念上极不严谨。王文把文革期间个别干部的违纪行为放大为整个时代的“腐败普遍性”，这种做法的政治意图值得警惕。
四、政治定性：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标本
王文最值得警惕之处，在于它以“揭露真相”为名，行历史虚无主义之实。
第一，预设“美化文革”的靶子。王文声称“这些年美化文革的言论时有所见，几乎成为一股潮流”。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对当前社会思潮认知的歪曲。王文不去思考为什么在群众中会有这股“潮流”，而是只给自己制造批判的靶子，其手法是典型的“树靶子、打靶子”。
第二，用文学叙事取代历史分析。王文引用路遥的小说《人生》、个人回忆等材料作为论据，把文学想象等同于历史真实。对“赤脚医生”的评价更是充满了主观臆断——“治坏了的人肯定比治好了的人多”、“治死了的人肯定比治活了的人多”——这种毫无数据支撑、全凭主观想象的论断，哪里还有半点学术研究的样子?唯物史观要求历史研究必须以可靠的史料为基础，经过严谨的考证和分析，而不能将文学创作当作历史证据。王文这种“文学即历史”的论述方式，恰恰是历史虚无主义在方法论上的典型表现。
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王文的文章，正是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在历史评价领域的一次恶性发作。
五、历史的辩证法：从教训中汲取前进的力量
唯物史观不是要我们回避历史，而是要我们从历史的辩证法中获得教益。
对待历史，既不能粉饰掩盖，也不能以偏概全、借题发挥。王文以个人记忆和文学叙事代替历史分析，以碎片化的个案代替系统的制度考察，以静态的类比抹杀历史的变迁——所有这些，都与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背道而驰。
评价历史，需要的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不是情绪化的个人感受;需要的是唯物史观的宏观视野，而不是碎片化的个案堆砌;需要的是对历史连续性和发展性的深刻把握，而不是割裂历史的简单类比。王文文章的真正问题，不在于所谓“揭露了真相”，而在于用虚假的方法论构建了一个虚假的“真相”，用唯心史观替代了唯物史观，用历史虚无主义替代了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不容虚无，歪曲必遭唾弃。在真理面前，一切伪装的“真相揭露”终将现出原形。
附王彬彬文
王彬彬：文革期间没有腐败?只因真相揭露得太少
导读：说“文革”期间有真正的“民主”，对我来说，就等于说冰雪池中有荷花灿烂，火焰山上有玫瑰飘香;就等于说一条泥鳅在放声高歌，一只盐水鸭在展翅飞翔。这种说法因过于荒谬，迷惑性还不算太大。而另一种美化“文革”的言论，迷惑性就要大得多。——王彬彬
本文摘自《随笔》2010年第1期，原标题为“回首“文革”说腐败”
王彬彬简介：1962年11月生，安徽望江县人。1982年毕业于解放军外语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199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
这是国内国外许多人都感叹的事情。“文革”在中国，这不用解释。“文革学”在国外，则是说，对“文革”的资料收集、整理，对“文革”从各个方面进行的研究，海外不少相关机构，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就。在海外，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关于“文革”的书籍问世。而在祖国大陆，对“文革”的研究可谓还未真正开始。我们自己不产生研究“文革”的书，海外研究“文革”的书，一般人也看不到。对于“文革”，人们是越来越无知了。
在对“文革”越来越无知的同时，是对“文革”的越来越美化。这些年，美化“文革”的言论时有所见，几乎成为一股潮流。在电子网络上，这种潮流表现得最明显，甚至愈来愈呈汹汹之势。说“文革”时期有着真正的“民主”，是时常听到的一种言论。“文革”开始时，我也开始记事。我的中小学教育基本上是在“文革”期间完成的。
对“文革”，我总算还有些切身了解。而对“民主”，我也不妨说有些基本的理论知识。说“文革”期间有真正的“民主”，对我来说，就等于说冰雪池中有荷花灿烂，火焰山上有玫瑰飘香;就等于说一条泥鳅在放声高歌，一只盐水鸭在展翅飞翔。这种说法因过于荒谬，迷惑性还不算太大。而另一种美化“文革”的言论，迷惑性就要大得多。
“文革”期间是没有腐败的，“文革”时期的官员都是很清廉的，“文革”是“最本质的反腐”：
这就是那种更具有迷惑性的言论。腐败源于权力的不受监督和约束。如果说，在“文革”前，权力没有有效的监督和约束，那在“文革”时期，造反派夺得了权力后，这权力就更不被监督和约束了。判断腐败严重的程度，主要不是看官员受贿的绝对数额有多大，或者说，主要不是看权钱交易的绝对“交易额”如何，而要看社会普遍的物质生活状况与受贿金额、与权钱交易的“交易额”是一种怎样的比例。
数百万元的腐败案，今天已司空见惯;数千万元的受贿，也不能让人有丝毫惊讶。超过亿元的权钱交易，这几年也数度见闻。这种规模的腐败，在“文革”时期当然不可能普遍。这首先是因为“文革”时期整个社会在物质上都是极其匮乏的。一群强盗闯入一贫困之家，将室内最后一枚铁钉都拔走，但全部所得也不过几百元;另一群强盗闯入一富豪之宅，只拣黄金美玉等值钱的拿，一般东西则看不上眼，但全部所得也有数十万元：你决不能在这两群强盗之间分出道德上的优劣;你决不能说闯入贫困之家的强盗因只抢得数百元，便在道德上比闯入富豪之宅的强盗高尚千万倍。而在一定意义上，“文革”期间的腐败官员，就像闯入那贫困之家的强盗，而今日的腐败官员，闯入的则是富豪之宅。
“文革”期间，我生活在最底层的乡村。我的记忆告诉我，“权钱交易”在“文革”期间是普遍存在的。我至今仍然忘不了的，是“文革”后期一位公社副书记对我父亲说过的一番话。他说：“要办事情，就要学会送东西。送他东西，难道是在疼他?还不是在疼自己!”这番话令我父亲有醍醐灌顶之感。办事情要“送”，这一点我父亲当然早已懂得。但“还不是疼自己!”这道理，父亲此前似乎一直没悟透。
“还不是疼自己!”———那时在公社中学教书的父亲，以为这真是至理名言。一般人，在行贿时，多少都有一点心理障碍，尤其刚开始干这种勾当，事前事后，心里都会很别扭。但“还不是疼自己!”这句话，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除行贿的心理障碍、消解行贿的心中别扭。有位小说家前几年写了一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名为《启蒙时代》。
如果把让人对任何一种道理的懂得，都视作是“启蒙”，那么，在“文革”期间懂得了“还不是疼自己!”的父亲，也可谓是被这位公社副书记进行了“行贿启蒙”。被“启蒙”的父亲，此后多次以赞赏的口气对我讲解着“还不是疼自己!”的道理。所以，我也是在“文革”期间就接受了“行贿教育”的。在此后的几十年中，父亲对“还不是疼自己!”这句话的鹦鹉学舌，在某些人生关头，总在我耳边响起。但因为心中的障碍和别扭过于坚固和强烈，“还不是疼自己!”这道理，都被我以“我可以不疼自己!”所抵挡。如果说对他人的“送”，是因为要“疼自己”，那么，我不“疼自己”不就完了吗!然而，前些年父亲重病，从这家医院转到那家医院，我也就给这个医生送完红包，又给那个送。这时候，耳边响起的是这样的声音：“你可以不疼自己，但你却不能不疼自己的父亲!”
我想，我可以拿自己的名利赌气，却不能拿父亲的生命撒野。———这样想后，便硬起头皮，怀揣信封去找医生。每一次，都不像是去“送”，倒像是去“偷”。从“还不是疼自己!”到“我不能不疼父亲!”，说到底，还是“文革”期间接受的“行贿教育”在起作用。
“文革”期间城市的情形，我没有切身感受。但城市一定有城市的腐败方式。在农村，那时候，县以下是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政权”。农民们每天面对的是生产队的队长。队长，在那时候的农村，是有着极大权威的。生产队的一切事情，都由他说了算。一个本来还算老实本分的人，当起了队长、掌握了统御全队的绝对权力，就会变得骄横起来。
而再刚烈的人，在队长的威权面前，也不得不俯首帖耳。因为队长“官”虽不大，却有整个国家的“专政机器”在为他撑腰。敢与队长较劲，敢违队长之命，就意味着是在对整个国家政权挑战，最终，肯定成为“阶级敌人”。我所非常熟悉的那个生产队，就形成了这样的“规矩”：任何一家来了客人，都要请队长陪客;甚至家里有了匠人，也要请队长作陪。来了客人，家里有了匠人，桌上的菜当然要好一些。所谓请队长来“陪”，当然是请他来享用这自己也舍不得动筷的好菜。这队长还不是“队长”时，是滴酒不沾的。当了队长后，硬是让家家户户“请”成了一个酒瘾极大者。酒瘾极大的队长，每喝必醉。醉了则大发酒疯。那时上海产的“飞马牌”香烟，是仅次于“大前门”的好烟。队长在醉后，往往嘴里叼着“飞马”，将一个汉子按倒，跨上去，屁股上下颠动着，叼着烟的嘴，连声喊着：“飞马、飞马……”有时候，伏在地上的，就是请他来吃喝的人。每当这时，最兴奋的是孩子们。对于他们来说，这是难得的娱乐。
最初，是有人为巴结队长而请其“陪客”。有人开了头，别的人家就得跟上。当绝大部分人家都有客必请队长陪时，那最不情愿的人家，也不得不遵从已然形成的“规矩”。得罪了队长，那就等于穿着湿衣服过日子，没片刻舒服。队长要找你的茬，那太容易了。一次，一群孩子，手里拿着种棉花的小铁铲，走在田埂上。他们玩的是捉黄鳝的游戏，这是一种古老的游戏，一代代孩子都玩过。他们还没有动手，队长远远望见后跑了过来，将其中一个孩子手中的铁铲夺下，扔进不远处的池塘;又屈起两指，在这孩子头上敲了两个凿栗，然后扬长而去。
走了几步，回过头说：“田坝都让你搞坏了!”不理会其他孩子，只对这个孩子下手，令所有的孩子都一脸惶惑。这孩子回家后将此事告诉父亲，父亲默然不语。父亲知道，一定是在某件事上得罪队长了。父亲想的当然不是找队长讨说法。他想的是以怎样的方式赔罪。只在孩子身上撒气，说明得罪得并不严重，要赔罪该不难。下次请队长陪客时，多敬几杯酒也就可以了吧。可怜的农民们，请队长吃饭，当然也是一种贿赂。
这是一种“权吃关系”。这种“权吃关系”，确实与今日惯见的腐败大为不同。从“请吃”的农民角度说，以这种方式向队长行贿，并不是为了从队长那里得到什么，而是为了不得到什么：不得到骚扰、刁难、迫害。
从“吃请”的队长角度说，以这种方式受贿，作为回报，不是要为对方做什么，而只需不对对方做什么：不在集体干活时对对方家的人鸡蛋里找骨头，不在派工时刻意为难折磨对方家的人，不在对方的孩子和女人身上动粗……行贿而仅仅是为了避祸，这可以称之为防御性行贿。这种防御性行贿，在今天也仍然存在，但在“文革”期间却普遍得多。
延伸阅读：
“文革”时期的“潜规则”，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坚挺
文|王彬彬
吴思先生提出的“潜规则”这一概念，如今是极其流行了，它有助于人们理解历史，理解历史中那些大大小小、千奇百怪的事情。当然，如果这个概念仅仅只能解释 历史，它就决不会在现实中如此流行。吴思先生从中国历史中提炼出了这个概念，不出几年时间，却已在引车卖浆者嘴上频频出现，说明这一概念对现实更有针对 性。这个概念甚至迅速动词化，某某欲对某某“潜规则”、某某被某某“潜规则”、某某为达某种目的而“被潜规则”，诸如此类的说法，每天都能从网络、报章、 杂志上看到。
在中国，比那显规则更起作用的，实际上是那潜规则。就是在那很特殊的“文革”时期，潜规则又何曾销声匿迹?
“文革”号称史无前例。在许多方面，的确如此。“文革”中的许多现象，诸如鼓励子女与爹娘划清界线，甚至怂恿子女对亲爹亲娘拳脚相加，鼓励夫妻相互揭发、 相互把对方的枕边语私房话整理汇报，越穷越光荣，凭老茧上大学、交白卷成为英雄等等，都有些破天荒，都几乎前所未闻。然而，即便在这样一个宣称要与传统的 一切进行最彻底的决裂的时代，传统的许多东西仍然顽强地存在着。有的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存在，有的，则头不改面不换，以本来面目延续。
所谓“潜规则”，在 “文革”期间，就仍然以传统的面目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这样说，也许还不够，还不足以说明潜规则在“文革”时期的重要性。实际上，对“文革”的“史无前例”，应做两方面的理解。一方面，有许多现象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当然是史无前例;另一方面，又有许多传统的东西，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度、力度， 在现实中凸显着、活跃着，这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史无前例，而潜规则，在“文革”时期，就往往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坚挺。
有时候，两种“史无前例”，会在同一件事情上表现出来。以上大学为例。“文革”期间，取消了高考，大学从工农兵中直接招收学员，没有文化考试，甚至对招收对象没有文化水平方面的要求。对招收对象的唯一硬性要求，或许就是政治上的“根正苗红”，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阶级敌人的子女或本身是阶级敌人的人，没有进大学的资格。大学以这种方式招生，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堪称史无前例。“文革”时期，大学对青年人同样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工也好，农也好，兵也好，能以 “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在大学混几年，就能成为吃“商品粮”、拿工资的干部，谁人不想?然而，“根正苗红”的工农兵很多很多，谁能成为幸运儿呢?这时候，潜规则就起着史无前例的作用。
“文革”期间，大学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招生权，只有接纳权。决定工农兵中何人上大学的“正式规则”，或者说“显规则”，是“工农兵推荐”。“文革”期间 我生活在农村，“工”和“兵”的情形不了解。我知道，在农村，“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是十足的空话。大学招生，在农村是以公社为单位分配名额。比如，某公社今年可推荐两人上大学，这两人是谁，当然由公社的最高领导公社书记说了算，连“推荐”的过场都不会走。全公社的贫下中农推荐，就变成公社书记一人推荐。书记推荐谁，就看谁与书记关系最亲，就看谁的贿赂最有档次了。在能否上大学上，潜规则如此起作用，也是史无前例的。所以，“文革”期间，在上大学一事 上，两种意义上的“史无前例”都有典型表现。
“潜规则”似乎已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无需解释。狭义，则似乎专指年轻女性以肉体从权势者手中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当有人说某位“美女”被领导“潜规 则”，别人都明白是什么意思。这种狭义的潜规则，“文革”期间也同样是普遍存在的。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农”则从农村“知识青年”中产生。农村“知 识青年”由“回乡知青”与“下乡知青”两部分组成。这是从来源上区分。若从性别上区分，则有男女之别。男知青要上大学，要以钱物通关，女知青则有时不免要献上身体。当然不只是上大学。下乡知青要上调回城，要请假回家，甚至仅仅是为免受刁难、欺侮，男也要献物，女也要献身。“文革”期间，被当地干部“潜规则”过的女知青，不知凡几。许多回忆文章和小说，都写到过这种事。
如今，网络上、小报上，常常说到影视界、娱乐圈的潜规则，代表性的表现，就是女演员要向导演献身才能获得出演的机会。这种事，其实“文革”期间也有，甚至程度更甚。戴嘉枋的《样板戏的风风雨雨》一书(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就披露了一点江青的红人刘庆棠这方面的“事迹”。刘庆棠是“样板戏”《红色娘子 军》中党代表洪常青的扮演者，深得江青宠信，以一个演员之身而居政治高位，是中共“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在中共“十大”上成为中央委员，先是进入国务院文化组，后更当上文化部副部长。位高权重的刘某，坏事做尽。
刘庆棠“潜规则”女演员一事，戴嘉枋是这样说的：“到了‘文革’中大权在握，风流成性的他肆无忌惮地到了淫邪无耻的地步。一个比他小20来岁的姑娘，长期被他霸占;而任何一位女演员，无论是你想争取在戏中当主角或领舞，还是给丈夫落户口、安排工作，甚至处在恐怖的威胁之下为免遭批斗，只要有求于他，都有可能成为他的掌中玩物，满足他的一逞之快!到后来，刘庆棠索性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女浴室近旁，除办公桌、文件柜外，还有一张大床，美其名曰用于加夜班休息。他时常在办公室窥守于门边，见浴后的女演员经过，便以各种名目请她入内谈话，然后诱胁相 加邀其同枕共寝!不少意志薄弱、慑于权势的女演员，不得不忍辱任其摆布。”刘庆棠的此种做派，其“顶头上司”江青、张春桥并非不知，而是知道了，也不当回事，认为是“无害”的“小节”，“丝毫无损于这个色狼的毛发和仕途。”
潜规则的对立面是显规则，是印在文件上、贴在墙上、挂在嘴上的“正式规则”。显规则、正式规则，对潜规则多少有一点制约作用。而“文革”期间，显规则、正式规则普遍弱化甚至被抛弃，潜规则所起作用之在，便“史无前例”了。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