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5日，温家宝总理在天津市南开中学看望师生时发表《努力成为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的讲话，其中有一段：
“在我上小学、中学期间，家境十分贫寒。父母和我们三兄妹一直租住在一间不到9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每月的房租相当于一袋面粉钱，那时父亲月工资最低时只有37元。我患过一次白喉，父亲把仅有的一块手表卖掉，买药给我打针。此后，他多年没有戴过手表。”
百度得知：温总的爷爷是教师，父亲、母亲均是教师。温总的家，是为当时人们所企羡的双职工家庭。袁腾飞有句豪言，他们家那时“有打着滚花不完的我”，就因为他家是双职工家庭。那时候，职工的父母、子女，都享受着半费医疗的待遇。
我与温总是近龄人，小温总一岁。祖父和父亲都是农民。家境与温总相比，则应是“百分”贫寒了。读中学时，每期享受乙等助学金(35元)，包括学杂费、吃饭、住宿等一切生活开支在内，每期自费仅十余元。中学期间没有得过大病，没有进过医院，印象中学校有校医，看病是不用花钱的。
1960年，父亲患钩虫病，由于农村医疗条件有限，弄不清是什么病，坐以待毙。住在市里的姨祖母听我说起，让我把父亲接到她家，她带我父亲到市人民医院求医，父亲很快就康复了。
1966年，弟弟患右腿髋骨骨髓炎，母亲带着他从区人民医院到市人民医院、省人民医院求医，在医院过了三个春节。后来我又将他接到我服役部队的武汉空军医院住了二十天。住院费、手术费、住宿费、药费总共二十元钱。医院让我签字由连队来结账。但我还是自己付了款。1967年，祖母患肺气肿，奄奄一息，恰逢县人民医院的一位副院长带巡回医疗队下乡，救了她一命，使她活到了96岁才辞世。
我不知道父亲、弟弟、祖母在地方医院治疗花了多少钱，猜想一定不是个小数目。但我知道，即使是个小数目，我们家也付不起的。因为，“百分”贫寒的我家，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变卖换钱治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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