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7月2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公开发表《独立宣言》，声称“这些 统一的殖民地 ，有权利成为独立的国家”，正式打响了北美殖民地针对宗主国英国的独立战争。
革命或改良之所以发生，往往是因为一个国家和社会中，产生了新的利益分化，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在原有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中，当新兴阶层的利益诉求不能很好地得到表达时，他们就不会是既有体制的参与维护者和共同修缮者，而会成为反对者，甚至造反者。
美国独立战争的领导人们，实际上就是当时英帝国治下的北美殖民地的新兴阶层。
地主阶级代言人
独立战争发生前夕，这个新兴阶层已经颇具规模，在北美拥有大量既得利益，他们起而反对英国的“专制”统治，一开始主要还是利益驱动，而非追求什么超凡脱俗的崇高理想。
以乔治·华盛顿为例：这位“战争时期的第一人，和平时期的第一人，同胞们心目中的第一人，一位举世无双的伟人”，18岁时就成为地主和土地投机客，独立战争之前，他花了长达23年的时间，在西部地区取得数千英亩的土地所有权，著名的弗农山庄（华盛顿在此生活了45年，直至去世）就是他名下最大的一块地产。
那是工业革命刚刚兴起的年代，土地仍然是财富、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按照英国启蒙达人约翰·洛克的说法，拥有土地所有权就等于拥有自由。
其他的美国开国元勋也大同小异，大部分是土地投机客，从殖民地扩张和美国独立中得到了很多好处。
后来的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与其兄弟姐妹一起，继承了父亲留下来的皇家土地公司，该公司经弗吉尼亚城镇自治议会授权，拥有80万英亩的土地。以发表《不自由，毋宁死》演讲而闻名的共和主义者帕特里克·亨利，在西部也有土地投机利益。多才多艺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是势力强大的殖民者的代理人，他们曾一同寻求在俄亥俄河谷得到自己的开发特许权。
谁的自由?谁的解放?
后世美国史书中，多把独立战争说成是为殖民地“争取自由”，乔治·华盛顿当年在揭竿而起时，也声称英国阴谋要“把奴隶的枷锁套在我们身上”。
但实际上，“自由”之所以如同空气一样重要，乃是因为“空气”中有利益。
约翰·汉考克，1773年12月“波士顿倾茶案”的重要组织者之一，他为什么如此“爱美国”，成为反英积极分子呢?
原来，此公乃是波士顿地区最大的一名茶商，他通过走私茶叶获得了丰厚利润。1773年英国国会颁布《茶叶法案》，采取打击走私、帮助英国本土商人的政策后，汉考克的茶叶生意受到极大冲击，而给英帝国政府缴税又将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汉考克不能不反。
更要强调的是，美国独立战争所争取的“自由”，并不是要去争全体殖民地民众的自由，而只是一部分人的自由。
在英国为瓦解殖民地的反抗，实施了“还奴隶自由”的政策后，一大批本来采取中立甚至亲英态度的大种植园主，比如南卡罗来纳的亨利·劳伦斯、弗吉尼亚的兰登·卡特等，却马上离英国而去——原因很简单，如果奴隶自由了，他们也就不能“自由”地役使奴隶了。
其实，像华盛顿、杰斐逊等美国开国元勋，当时都是奴隶主，杰斐逊还曾与自己庄园里的黑人女奴有过私生子。
在他们呐喊着要摆脱英国压迫、赢得殖民地解放的同时，并没有想过要把庄园中的奴隶一起给“解放”出来。帕特里克·亨利甚至明确反对取消奴隶制，理由是：“没有他们，这里的生活就会全面陷入麻烦。”
独立战争中，黑人也曾为殖民地的最终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在1778年6月的蒙默思战役中，华盛顿的军队里就有700名黑人;1781年夏秋之间的约克镇战役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宪法起草人之一、首任财政部长)率领的罗得岛第一军团，作战英勇，功勋卓著，其成员75%是黑人。
然而，当1779年大陆会议通过一项决议，授权解放那些愿意服役的奴隶时，南方殖民地立法机构立即予以扼杀，这些殖民地宁愿吃败仗，也不愿意解放奴隶。
正因为如此，1776年，一位有名望的英国卫理会公教徒约翰·弗莱彻曾这样写道，北美人都是“打着自由旗号的伪善者，他们在买卖自己的同伴，并粗野地鞭打着他们，他们有什么颜面来抱怨自己被别人奴役?”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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