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现代中国左翼文学研究在国内持续升温。丁景唐、叶介甫、王铁仙、刘福勤、胡明、傅修海、张亚骥等学人，对瞿秋白与鲁迅文艺交往的史实、影响、意义等进行了不少考证和专题聚焦，有效推动了鲁迅研究、瞿秋白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笔者以新近发现的史实和文本细读为基础，秉持左翼文艺的整体观照视角，拟对瞿秋白与鲁迅的文艺交往进行重新考察和当代审视。
建立在文本深耕细读、直接了解作者主体意识的基础上，瞿秋白诉诸“文艺社会学”研究范式，为《鲁迅杂感选集》撰写了一篇思想性、科学性、文学性兼备的长序，被公认为科学评价鲁迅的第一人和典范之作。事实上，此前已有不少评论鲁迅的文章，正面的包括：傅斯年肯定鲁迅“能做内涵的文章”，胡适称颂鲁迅短篇小说为白话小说的典范，周作人强调阿Q形象的世界文学价值，吴虞阐释鲁迅小说“反封建”的思想主题，茅盾挖掘鲁迅小说思想意义、艺术形式等方面的独特价值，张定璜视鲁迅为“新文学的第一个开拓者”，王任叔推崇鲁迅《呐喊》、《彷徨》等作品深刻细腻、描写生动的艺术风格;负面的则有：成仿吾批评鲁迅作品重描写的自然主义色彩、语句不够顺畅，钱杏邨指责鲁迅大部分作品已过时、是“小资产阶级恶习”的“完全暴露”等。
瞿秋白率先高度评价鲁迅，并将鲁迅精神概括为“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韧’的战斗”、“反自由主义”、“反虚伪的精神”。他以文化领导权为抓手，从文化政治角度开启了鲁迅经典化建构进程，认定、强化了鲁迅“革命文艺战线上的红色旗手”的身份，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思想，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在此之前，国内茅盾、冯雪峰、郁达夫，国外丸山昏迷、山上正义、青木正儿等理论家、批评家、作家，都推崇鲁迅为伟大的文学家，而瞿秋白则特别强调鲁迅著名思想家、革命家身份。他更多地坚持政治思想、阶级革命而非文化思想、艺术价值的考察视角，简单地将鲁迅杂文的发展脉络确立为“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革命性生长”。特定的观照视角使他相对轻视五四时期鲁迅思想的历史价值，对鲁迅后期思想的丰富性把握不够准确，较少论述其作品的艺术造诣和文化价值，无疑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瞿秋白对鲁迅的评价建立在杂文这种特殊文体创作实践的基础上，而杂文的流行更多体现了思想论争对文学的直接影响，容易造成对文学审美性、艺术性的相对忽视，其结论并不追求对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等鲁迅其他类型作品的普遍适用性。不过，瞿秋白的这种审视眼光、学理分析仍然值得称赞。据冯雪峰回忆，鲁迅读到此文时，肯定地说“分析是对的”，看得非常投入，并露出感激和满意的神情。“忘记了香烟烧着了他的手指”，更是印证了这一点。
瞿秋白与鲁迅的文艺交往是忘年之交、患难之交、真情之交，建立在尊重、感恩的基础之上。瞿秋白对鲁迅的尊重，不仅是为了扩大左联的社会影响和作家基础，还在于真正发挥鲁迅对左联的领导作用，更是体现在他对鲁迅的高度认同、人格尊重上。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鲁迅腹背受敌，刚经受过钱杏邨、李初梨、朱镜我、成仿吾等太阳社、创造社的猛烈攻击，又陷入与梁实秋的翻译论战。正是在最无助、最孤独的时刻，瞿秋白从人格、创作、方法论上肯定了鲁迅，给予他力量、信心和温暖。瞿秋白率先肯定了鲁迅翻译工作的认真态度和独特价值，巧妙转移了鲁迅和梁实秋翻译论争的焦点。鲁迅则报之以恩，称瞿秋白的翻译“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建立在以“翻译”促“汉语发展”的共识基础上，两人“尚信”、“信达兼顾”的翻译观得以融合，堪称中国翻译理论科学化发展道路上的重要一步。
瞿鲁之交更是心灵之交，孕育于共鸣性格和相投志趣当中。20世纪30年代初，瞿秋白敏锐体察到鲁迅“非常之孤独和寂寞”，而自己的处境和心境又何尝不是如此?瞿秋白“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的萧条、孤立，与鲁迅“其亦惟沉思而已夫”的肃杀、寂寞是何其相似。置处此种境地，两位思想界的伟大战士以文化为媒，寄情于文学，替大众而战，为光明而呼。相似引发共鸣，类同生成感应。“他们两人常常进行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秋白一见面就不客气地指出鲁迅在创作或翻译上用字用句不恰当的地方，鲁迅很喜欢这种开门见山的态度。”(周建人语)二人产生人际吸引、建立深厚友谊也就理所当然。
有诗云，“昔闻同道马与恩，今悉知己白与迅”。未曾谋面时，瞿秋白便称鲁迅为“这样亲密的人”，鲁迅则罕见地对瞿秋白以“敬爱的同志”相称。读鲁迅的文章，瞿秋白高兴地感慨道“写得好，究竟是鲁迅”，鲁迅称瞿秋白的文学理论著述为“皇皇大论”、“并世无两”。瞿鲁合作撰写杂文多达14篇，鲁迅手书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赠与瞿秋白……上述瞿鲁交往的细节，不仅还原了作为革命与私谊互动的文坛佳话，更是宣誓了他们文艺思想的不断亲近。瞿秋白由“革命”转向“文学”，鲁迅从“文学”迈向“革命”，这种往返互动和对接契合是由瞿鲁交往的社会场域和历史使命所决定的。
以文学为基础，以真诚为底色，以尊重为灵魂，瞿鲁建立了深厚友谊，其意义和影响远不止在私谊层面，它是一次典型的文艺阵营归化实践和革命统一战线施为，是左翼理论发展史上文艺与革命美丽而关键的邂逅，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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