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柱：民国时期少年生活的点滴忆记（二）

我所在的几个地方都是冷冷清清，除了看到难民才有战争的感觉，不见政府有什么抗日的作为。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大部分时间是在八年抗战中度过的。抗战爆发时，我生活在东海边的连江县，开始没什么感觉，只是听父亲讲一些抗日英雄的故事。到了1940年以后，日本飞机开始到这个县城侦察、轰炸，国民党县政府没有任何的防空措施和准备，每遇着空袭，我们和一些邻居都跑到附近一家做木桶活计的平房里躲避，挤在一起的大人们个个神色紧张，许多女人口中念念有词求佛保佑，但敌人的炸弹还是夺去了很多无辜百姓的生命。这时我母亲有身孕，受到惊吓，加上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因难产而永远离开了我们，六岁丧母，抱恨终生。大概就在第二年，日军从海上攻占福建，连江首当其冲，于是父亲带着我们加入了逃难的队伍，向闽东进发。在我的印象里，难民遍野，哭天喊地，既没有政府人员引导，更没有军队保护。敌机不时飞来低空扫射，我们就趴在田埂边躲避。因为白天走太危险，我们就改在晚上走，过山峰，越溪流，小脚血泡、劳顿不堪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实在走不动了，父亲就雇人用两个箩筐，一头是我二姐一头是我，挑着走。就这样到了闽东的一个小山村，在我父亲一位同事的老家待了几个月。这次日寇在福建也没待多久就自动撤离了。这次逃难的经历，目睹侵略者的暴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八年抗日战争，在我这个少年的记忆里，也是非常漫长而艰难的。在上次逃难之后，我辗转到了洋口、南平、夏道一些地方。及至年龄稍大，有了看报纸、和大人议论时事的习惯，也开始思考一些事情。福建沿海地区曾经两次受到日寇的侵占，都是长驱直入，都没有听说过有中国军队的抵抗，我们的国军为什么不去守卫自己的国土，他们在哪里?记得日寇第二次侵占福州时，我们家正在闽江边上的夏道镇，也看到一群一群的难民涌入这个小镇。有一天，有位女难民带一个扎着小辫的女孩找到我父亲，希望能收留这个女孩做童养媳，我父亲还比较开明，觉得孩子还这么小，不能为他们以后的婚姻做主，但又很同情这母女，同意把女孩留下做女儿。这位母亲没有同意，又带着女儿和难民们一起向山区走去。这个小女孩的样子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多少次在心里祝福她在苦难中能够活下来。

更令人奇怪的是，抗日战争事关民族生死存亡，既然政府决定抗战，这在我的想象中，前方和后方都应该是民众动员，儿郎参军，热火朝天。但我所在的几个地方都是冷冷清清，除了看到难民才有战争的感觉，不见政府有什么抗日的作为。就是在学校，除了个别老师慷慨激昂讲爱国抗战之外，多数老师也还是照本宣科讲他的课文。在我的印象里，有两件事还算有点热闹。一是为蒋介石过五十大寿发动捐献飞机，这时政府出头了。一是在江西任赣州专员公署专员的蒋经国来到福建南平，地方政府自然不敢怠慢，在县体育场举办一个规模很大的欢迎大会，我作为小学生也参加了。会前，还以蒋经国的名义发给每人一块征东饼，以示慰问。征东饼，据说是明代戚继光在福建沿海征讨倭寇时用的军粮，后来成了福建的一种小吃。大会开始时突然宣布枪毙一名鸦片罪犯，这时在会场旁边的路上，一群警察押着一名穿着白衣服的胖子走过来，这个人开始还喊几句“万岁”一类的口号，很快双腿就软了，被拖走枪毙的。后来听说这是一个保长，也是一个屈死的鬼，因为只是在他的管辖内发现有人种鸦片，和他没有直接关系，这是杀给蒋大公子看的，表示拥护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至于蒋经国在会上讲了什么，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其实，我在抗日战争期间，也见过国民党的军队。那是在夏道居住的时候，离这个小镇不远的徐洋村就驻扎有国军第七十军，因为有驻军，在我们镇上也有有关军队的标语，但与抗日无关，而是用很大的字写在墙上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仅此而已。抗战期间我们在夏道居住了三四年，始终没有看见这支部队有开赴前线的动静，包括省城福州被日本占领。直到抗战胜利台湾光复，这支部队才开拔到海峡对岸接收台湾。他们在的时候，我会和一些小伙伴跑到那里看他们操练，也不时会碰到他们对逃兵的处罚。他们把逃兵上衣剥去，或是绑在木桩上，或是按在长板凳上，用皮鞭抽打，一鞭下去身上就一道血印，一阵嚎叫，我们这些躲在旁边看的孩子害怕极了。这种情景，同我少年心目中的岳家军、戚家军，完全是两回事。

(未完待续)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