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著名的“脱亚入欧论”。从字面上理解，“脱亚入欧”似乎是不屑于当亚洲国家，而加入欧洲国家行列的意思;但其实际意涵，要比字面意义凶狠得多。
历史上，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母国，朝鲜则是向日本传递中国文化的中转渠道，也算是日本的半个文化母国，两国又是日本的邻邦，因此一部分日本人对于侵略中朝两国多少有一点顾忌之心。福泽谕吉抛出“脱亚入欧论”，就是为了给侵略朝鲜和中国寻找思想和心理依据，让日本国民解除顾虑，放手扩张。
福泽谕吉是日本思想界泰斗，日本军国主义和扩张政策的主要鼓吹者。19世纪盛行于日本的“控制朝鲜论”“瓜分中国论”和“脱亚入欧论”，均出自此人。他认为：“国际关系自古以来都由武力决定，这不过是‘禽兽相接，互欲吞噬’。日本也是禽兽中之‘一国’……吞噬他人者为文明国人，被人吞噬者是文明落后之国。”这是由社会达尔文主义演化而来的弱肉强食的野蛮主张。
1884 年10 月，当法国扩大侵华战争，中国东南沿海闽台一带面临危机时，福泽在自己主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东洋之波兰》的社论，预言中国将像历史上的波兰那样被列强瓜分，期望日本也能抢占一份(台湾全部和福建省的一半)。次年3 月，他又在同一报纸上发表《脱亚论》一文，主要论点是：日本不必等待邻国的开明进步，去与之共振东亚，而应脱开这些国家，去“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没有必要“因其为邻邦而有所顾虑，而应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这几句话说到了许多日本人的心坎上，解除了他们的心理顾虑，帮助日本政府做好了侵略中朝的舆论准备和心理准备。用现在的时髦话说，就是福泽谕吉极大地释放了日本的“侵略生产力”。
实际上，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所来有自。早在幕府统治的末期，日本思想家吉田松阴就提出，对于日本同美、俄等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吾方决不毁约，决不失信于戎狄”，而应“养国力，割易取之朝鲜、满洲、支那”。吉田这一交好欧美而侵略中朝的“取偿论”，说白了，就是“柿子专拣软的捏”。可以说，吉田松阴的“取偿论”为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作了铺垫，两者前后连贯，一脉相承。
“脱亚入欧论”的出笼，适应了日本向中朝扩张的急切需要，因此迅速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思想理论基础。由此，日本一面想方设法向西方列强靠拢，一面肆无忌惮地向中朝发动侵略战争。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中国，终于跻身列强行列，并后来居上成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
对日本来说，“脱亚入欧”不但是一个摆脱半殖民地而跻身列强的过程，同时也是在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上向西方靠拢的过程。通过派遣考察团、派遣留学生、聘请西洋顾问、翻译西方名著，以及同西方列强打交道，日本民族贪婪地学习西方文明，其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逐渐西化。久而久之，日本人开始以西方人自居，时时处处与西方列强看齐。既然挤进了“西方贵族俱乐部”，日本人的民族优越感也随之膨胀起来。一些日本学者鼓吹日本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优越于任何其他民族，应当统治全世界。侵华战争中，日本对中国的抗日力量进行攻击之时，所用词汇往往是“讨伐”“膺惩”“扫荡”和“治安强化”之类，完全是一副居高临下的统治者姿态。这种恶劣影响，相沿成习，延续至今。(作者是人民日报社甘肃分社社长兼兰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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