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24号——原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旧址。1893年，横滨正金银行进入中国开展业务。
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之中，最早一栋与日本金融机构有历史渊薮的建筑，当推外滩24号——原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旧址。这座巧妙结合日本元素和新希腊风格的6层大楼，整体庄重典雅，内部装修讲究：以正大门为纵轴线，两侧对称，外立面浅色的日本花岗岩与黑色铁门形成鲜明对比;中部两根爱奥尼亚式柱气势不俗，铁门上呈现青铜雕刻的古代日本武士，身披盔甲，肩背箭羽，窗下的锁石形似低垂双目的古佛，顶部的女儿墙则缀以希腊式檐饰……大楼建成时，被当年英文《远东时报》比喻为“一颗新嵌到外滩皇冠上的珍宝”，“东西方风格和谐融为一体，而不像其他中西结合建筑那种凌乱的感觉”。
1893年，横滨正金银行进入中国开展业务。在这之后，日本在上海分设了横滨正金银行、台湾银行(日)、住友银行、三菱银行、三井银行、上海银行(日)、汉口银行(日)、朝鲜银行(日)、中华汇业银行(日)、大东银行等10家银行，其中的横滨正金银行是日本金融机构中参与对华经济入侵最早的一家银行。作为外汇专业银行，横滨正金银行自1893年5月在上海设立分行起，就自觉地扮演起了对华侵略的“急先锋”角色。
起局：侵略之爪，染指金融
“正金”在日文中为“正币”之意，即金银硬币，取名“正金”，意为表明正金银行是专门供给金银币流通、促进贸易的银行。1880年2月28日，丰桥藩士出身的中村道太和早矢仕有的等23人筹集资金300万元，成立了正金银行，总部设在横滨。正金银行成立的目的在于以存款吸收分散于民间的金银币，供给市场流通，调节金银币供求，以扭转当时因金银币供给不足导致的贸易周转困难。正金银行在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具体说来，它经历了从民间资本发起成立的普通银行到国家掌控的特殊银行的转变。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为了大力推进产业革命，立即着手组织和创立近代金融体系，逐步确立了日本银行制度和新的货币制度。
“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1887年7月，日本政府在赋予正金银行经营特权的同时，出台了《横滨正金银行条例》，共26条。主要内容包括：准予正金银行在国内外通商要地设置分支机构，并同其他银行订立通汇契约，但须具报大藏大臣核准;正金银行股份禁止外国人拥有;正金银行的业务经营范围以国外汇兑、押汇为主，同时还可以经营业内汇兑、押汇、存放款、各种票据贴现和托收、兑换货币、买卖有份证券;依据政府命令办理有关外国公债及公款业务;总经理由董事互选，经大藏大臣批准;银行决定分红，须于事先报请大藏大臣核准;大藏大臣特派官员检查正金银行的业务和财产情况……如此，日本政府从法律上规定了政府对正金银行从高层人事任命到营业方向、利益分配等全部业务活动都有监督控制权，保证正金银行必须沿着政府规定的业务轨道运营;同时，也为日本政府日后利用正金银行推广国外市场、进行经济侵略打开了方便之门。
按照经营定位，横滨正金银行以国际汇兑为中心的业务经营成为日本政府干预、推进对外贸易的重要手段，通过汇兑、贸易贷款、扶植了日本商人，对日本外贸的迅速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因此，正金银行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一翼”。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正金银行在中国的业务委托法兰西银行代管。战后，日本进一步对华实行经济侵略，在中国的贸易增多，工厂越办越多，并且开办了多家洋行。正金银行在上海的金融交易量大增，成为日本在上海的主要金融机构。除正常的汇兑、存放业务外，还办理中国对日本巨额的战争赔款和日本政府的对华贷款。
横滨正金银行在上海设分行以后，又陆续在香港、天津、牛庄(今辽宁营口)、北京、大连、沈阳、汉口、开原、长春、哈尔滨、青岛、芝罘(今山东烟台)、济南、广州等地开设分支行。作为日本政府的对外贸易银行，除了以上海为中心、致力于成为远东最大的国际汇兑银行外，还配合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国策，处心积虑地在中国东北扩展势力，发行大量钞票。上海分行是其外汇资金调度上的重要据点，起着贸易金融枢纽的作用。
尽管日本并非资金充裕的国家，但正金银行也对中国进行了资本输出。继1906年对直隶(今河北)总督袁世凯贷款银300万两后，又经营对中国邮传部和地方政府的借款。它对中国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的贷款笔数较多，金额巨大，是外国银行通过贷款控制中国工业的典型。1913年英、法、德、俄、日组成的五国银行团，正金银行是日方代表，但它承担的对华借款全数来自在伦敦、巴黎、柏林市场上发行债券，自己却分文未出。
横滨正金银行于1902年起在华发行钞票，但历次反日爱国运动波涛涌动，均对其发行业务以重大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德在华侵略势力削弱，日本在华银行势力则借机迅速扩展。为了扩大经营，1923年横滨正金银行买下了外滩24号老沙逊洋行行址，并请英商公和洋行设计，德国罗考尔洋行承建，至1924年8月竣工。
战局：横飞之弹，自摆乌龙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在占领军的庇护下，正金银行加强对日占区金融的支配，充当日本军国主义集团控制中国金融的“大管家”。尤其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它接管了英、美在华银行，上海的中资银行绝大多数也由正金强制接管。然而，它并未在日占区添设分支机构，而是致力于对整个金融市场的指导与策划;在货币方面推行军用票、联银券、蒙疆券、储备券的流通;独占日汇市场，并以大量资金资助日本在华的大企业开发资源，收购物资，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在关税存储保管权上，正金银行取代了汇丰银行的地位，控制了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以“对存”方式，尽量套取“中储券”，充裕搜购物资的资金。可见，横滨正金银行本质上是执行日本帝国主义扩张和侵略政策的对外贸易银行。
值得一记的是，1937年10月末发生的四行仓库保卫战，同外滩24号横滨正金银行大楼亦有一段不得不说的“插曲”。在那场流弹横飞的枪炮战中，横滨正金银行大楼也不幸“挂彩”，一枚日军炮弹穿越苏州河，居然命中正金银行的外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炮弹不认得自家人”!
做局：诱降之谋，百般拉拢
事实上，抗战时期的横滨正金银行不仅是日军侵华经济战的重要阵地，也是拉拢汉奸输送“糖衣炮弹”的后援保障。“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抗日战争取得了重创日军的胜利，使日军付出了官兵伤亡和经济上的重大代价。日军想速战速决已不可能，为了尽快结束这场战争，急切希望南京中央政府对日妥协甚至投降。与此同时，日本特务机关和已叛国投敌的汉奸想方设法策反他们认为可以同流合污的中国军政大员、地方实力派及失意政客，诱其叛国。阎锡山正是他们理想的“猎物”之一。
信奉“存在就是真理”的阎锡山，在民国史上是一位军政要人，在华北地区属于有政权、有兵权、独一无二的显赫人物，其在中国抗战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举足轻重。1939年日军中国派遣军总部成立后，总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将对阎锡山诱降工作的代号称为“伯工作”，由华北派遣军和山西派遣军共同负责。日本天皇亲自批准了这一项计划。
1940年夏，阎锡山开始同日军代表接触。经多次密谈和交涉，于1941年9月11日在山西秘密行签订了《日本军与晋绥军基本协定》和《停战协定》，统称“汾阳协定”。《基本协定》规定：“晋绥军与日本军成立停战协定，与南京政府合作”，“晋绥军之管辖区，先为山西，渐次及于全华北”。阎锡山“先任南京政府副主席及军事委员长，将来于适当时机任华北政务委员长及华北国防军总司令”。双方合作第一阶段，日方为山西补充兵力30万，武器由南京方面补充步枪10万支，轻机枪8000挺，重机枪900挺，各种炮300门及所需弹药，粮食和服装就地征发;为整理晋钞，予5000万元之透支借款，军费每月由南京政府支给1200万元。同时，“一方面秘密联络各反共将领，一方面在太原或孝义与汪主席协议合作”。第一阶段完成之后，“阎长官即向重庆政府敦促反共和平，如不接受，则向中外宣言单独行动”。之后，晋军与日军合作“首先肃清山西省内共产军”，“渐及华北全部”。南京政府需供给步枪10万支，轻机枪8000挺，重机枪1800挺，各种炮200门，晋军兵力50万。此为协定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负责维持华北全境治安，由南京政府支给华北善后费1亿元抚恤军民。《停战协定》规定：晋绥军与日军自即日起停止一切敌对行动，进行军事合作。日军协助晋军整备、训练及补充军械。这就是日本诱降阎锡山的条件。
据横滨正金银行档案资料中查悉，日军为策反阎锡山归顺，千方百计，费尽心思，且动用银行贷款，没少花“血本”。
从1940年春到1945年秋的六年中，仅有据可查的阎锡山方面与日军的会谈就有六次，签订了政治上联合反共、经济上互通有无、军事上相互配合进犯抗日根据地等多条“协定”，对抗战事业造成极大破坏。只是，阎锡山为了妥善处理与上下各方的关系，除了与日军保持接触“讨价还价”之外，在公开降日的态度上不得不有所顾忌，始终未敢贸然投入侵略者的怀抱。
残局：强弩之末，不得善终
横滨正金银行在日本对华的经济金融侵略中“鞍前马后”，角色关键，而其中上海支店更有着特殊地位。太平洋战争后，正金银行上海支店曾受日本军方委托接管中外银行，实力大为增加，“正金银行以过去上海金融界占主导的汇丰银行担当的上海外国银行间的票据交换业务为开始，继承了有关中方银行同外国银行之间交易保有资金的存入，及其他所有过去汇丰银行占据的中枢地位之外，作为敌性财产，由我方没收的现金，特别是法币稳定委员会所属法币资金47000万元，统统由该行保管”;其次，作用和地位大为上升，“历来支配金融界的英美银行地位一举溃灭，代之以日方银行领导上海金融界。所以各项政策主要是通过日方银行实行，而承担这个中心任务的是正金银行”。1943年5月1日，上海支店被委托办理华中地区的统辖店事务，所辖12个派出所也随之升格为代理店。1945年外资金库成立，正金上海支店成为华中区代理店。
多行不义必自毙。日本战败宣布投降以后，横滨正金银行上海支店虽成强弩之末，但仍“苟延残喘”办理收付业务。直至1945年9月22日，正金银行接收执行人徐维明(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区复员复业主持人)奉命接收时，该行才完全停止营业。9月25日，徐维明率员开始接收横滨正金银行上海支店。被接管时，正金银行上海支店店长、经理为河村二四郎，副经理为大江清和正木幸作。接收后，经整理查明该行资产情形具体如下：
1.房地产：共4处。1945年10月22日，按照财政部驻京沪区财政金融特派员办公处指令，正金银行全部行屋拨交中央银行使用。
2.库存现金：分中储券、日元以及华北联银券三种。均已送交中央银行保管，入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处理局账户。
3.保管品：横滨正金银行上海支店在日伪金融体制中曾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太平洋战争后又曾受日本军方委托接管中外银行。因此导致“接收各行之财产器具及帐册等，有甲行与乙行业已被混杂者，有另行存置者，有仍留原处者，有与正金本身混杂者，有已被拍卖处分者，情形复杂，检查不易”。因保管品数量众多，且情形复杂，仅列出部分较重要保管品账目予以处理。
接管“清盘”过程中，横滨正金银行上海支店遵照徐维明的指令，根据接收之日资产负债全部账目，填制了营业实际报告表和资产负债各户明细表。同时，将该明细表逐笔与各科目分户余额账检查核对，并与总账各科目节余核对，均尚相符。库存现金经查点亦无错讹，其他资产账面上所应有债权凭证或有关契约等大部分尚齐全。此外，还清理了正金银行上海支店运售黄金、战时所接收17家中外银行及洋行等情形。
树倒猢狲散。横滨正金银行在国内其他支店、出张所(即办事处)亦先后被接收清理。据《银行周报》1947年7月21日报道，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于是日宣告闭门。
对横滨正金银行的接收，宣告日本在上海乃至华东地区金融统制彻底失败并得到清算，可称是国民政府在上海重新确立金融秩序的重要标准之一。虽然这一过程遇到的情况错综复杂，遇到重重困难，但国民党政权作为抗日战争胜利方的代表，在战后初期上海金融复员接收中的正义性与权威性一度是不容置疑的。与此相应，战后初期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确实逐步得以恢复。当然，正金银行上海支店，其被接收后所遗留的债权、债务、各种产业、投资、房屋和器具等，由于数量庞大、情况繁复，全面清理所需时间漫长，待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这一清理工作还没有最后完成。是时国民党政权掌握的金融机构，也被列为接管处理的对象，中国近代金融业的演变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天翻地覆慨而慷。1949年后横滨正金银行上海支店原址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办公楼，1956年上海市纺织工业局迁入大楼办公，历经岁月长河，如今已是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的所在地。百年风雨沧桑磨砺，外滩24号见证了沪上金融历史的屈辱、嬗变与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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