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晚年姿态》说明了什么?
——怎样看待历史名人之一
陈寅恪先生是陈宝箴之孙、陈三立之子，家门“清贵”。曾留学国外，懂得十几种语言，研究陏唐五代史，取得很大成就。但是陈先生并不是圣人和完人，特别是由于身体上的疾病和思想上的保守，在新中国成立后态度比较消极，然而这个缺点，却被某些人极力美化，大做文章。某报曾发表了一篇《陈寅恪的晚年姿态》，虽然篇幅不大，却是观点鲜明，读来颇有味道，这里不妨“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该文首先引用了《吴宓日记》，极力铺陈了陈先生对于党和政府坚持不合作态度，说他如何怒骂前来邀请他去北京的汪篯先生，要与之脱离师生关系，如何拒绝老朋友的劝说，“有关方面派遣了陈寅恪老友李四光、周培源、张奚若、章士钊以及陈寅恪的弟子周一良等人多次劝驾，但都遭到婉拒”;赞颂他“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不谈马列主义，不经过思想改造，不作‘颂圣’诗，不作白话文，不写简体字……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然而在这里，该文作者却不经意间吐露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于陈先生的尊重和礼遇，从周恩来、陈毅，到陶铸、郭沫若，都非常关照他，这正是党和政府关心爱护和团结教育知识分子，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体现。且不说陈先生并不像某些人所宣传的那样“敌视”人民政府，他也曾经同意担任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并在一些刊物上发表文章。该文作者罔顾这一事实，却大肆宣扬陈先生所谓“不降志，不辱身”，“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试问，作者这里的“义命”是指什么，“志” 和“身”又是什么?陈先生的许多老朋友，像前面提到的各位，都是热诚拥护党的方针政策的，他们投入到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事业中来，作出了许多贡献。更不必说像钱学森、邓稼先等爱国的知识分子那样，冲破种种阻挠，坚决回国参加“两弹一星”建设，难道他们都是不讲“义命”，都是“降志辱身”?相比起来，陈先生当时的高自位置、“挟以自重”的消极态度，是正确，还是错误?是光荣，还是毛病?恐怕需要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分析判定。
再有，《陈寅恪的晚年姿态》正说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只不过是思想改造、改变的方向方式不同，有的自觉、有的不自觉。这种改造和改变，必然伴随着一些“痛苦”，正如陈先生自己所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但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着“天翻地覆”的时代变革，党和政府组织知识分子们学习政治，进行思想改造，不但是建设新中国所必须，而且是对于知识分子的关心爱护，也得到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拥护。试想，如果全国的知识分子都像陈先生这样，我们的新中国如何巩固，我们的文化建设怎样进行?即使从他们自身来说，如果一直夹在时代的缝隙中格格不入，与劳动人民始终保持距离，那又有什么幸福和前途可言。幸而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没有像陈先生那样故步自封、抱残守缺，而是采取积极的态度，响应党的号召，跟上时代的步伐，积极投入到思想改造运动中来，不断地改变自己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党的知识分子工作中也有缺点，有错误，有的时候简单急躁些，甚至伤害了一些人，但是就总的方面来说，是必要的、正确的，成绩更是基本的。出自知识分子家庭的笔者，当时虽然年幼，却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亲眼目睹了这一过程，看到过许许多多亲友和师长的步痕，听到过他们人前私下里倾诉的实在心声。这里有阴晴风雨、酸甜苦辣，也有痛苦和牢骚，可是更多的是兴奋和喜悦。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就是在这个奋斗的过程中履行着自己的时代责任，实现着自身的价值。
值得令人深思的是，在几十年之后的今日，怎么还有人在以阴暗的心情，诅咒着时代的潮流，明明是在新中国晴朗的春天里，却说什么“在那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明明是陈先生拒绝党和人民亲切的呼唤，他们却赞颂那种所谓“壁立千仞、屹然不动，不以时俗为转移，始终保持着独立之精神”。这岂不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哪还有一点对于陈先生的尊重!如果泉下有知，我想陈先生也不会同意这些人对他的这种“表扬式”的“嘲弄”。
现在有些人最佩服的是陈寅恪先生提倡的“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其实这个观点也不是陈先生的个人创造，从我国古代的“士大夫”到外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是这样主张的。这个观点当然有一定道理：如果是面对敌对势力的压制，面对错误谬论的喧嚣，当然应当这样做;我们必须坚持真理，挺身做人。但是，如果由于时代前进，自己所持的观点和立场已经落伍之时，那就不应当拒绝他人的批评帮助，再去标榜什么“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而是应当虚心学习，转变立场。有人爱嘲笑别人“趋时”，其实孔子本人就是个“圣之时者也”，而且正因为他这样做，所以最值得尊敬。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俯首甘为孺子牛，对真理服输不是耻辱，而是光荣，更加难能可贵。即使主张“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最有力之人，如陈先生自己，也不能不承认时代的影响，只是他要坚持他的旧知识分子立场罢了。陈先生当年强调“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主要是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其一，在王国维先生投昆明湖自杀之时，其二，在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盛情邀请他北上之时。陈先生在这两个问题上强调这个观点都是不适宜的。不必说他拒绝北上，不学马列;即使是对于王国维先生的投湖，也不应当用这种观点为之辩护和美化——无论如何，王先生的成就和精神，不是在于他的“投湖”，而是在于他能够运用先进思想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选择自杀是王先生思想局限性的表现，乃贤者之玷。如果王先生当年能够改造和改变一下自己，跳出他的“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坚定地活下来，适应新时代、新需要，相信他会为中国文化作出更大的贡献。陈先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还是试图“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结果也终归难以成功。
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不能再迷恋、崇拜陈先生的这一缺陷，陶醉在他的思想局限里，而必须站在当今的时代高度去看待一切。
奉劝那些颠倒了立场和价值观的人，赶快再颠倒过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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