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近代中国两性关系

　　本世纪五本妇女/性别史论著评介

作者：章霈琳(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近三十年来，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妇女/性别研究可说方兴未艾。逐愈增多的学者认同妇女史乃是重写两性历史的一种方式。及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且渐有史家将「性别」视为探究中国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的有效维度。换言之，与西方的情况类似，中国史学界有关两性课题的探讨也经历了从「妇女史」到「性别史」的范式转移过程。妇女史家以中国妇女为研究主体，着重呈现其独特经验，并试图指出妇女在男权社会中的处境;性别史家则视性别为权力关系运作的重要场域，致力于解析两性关系以何种方式塑造历史、社会、甚至知识结构。在后者看来，性别不仅是一套「关系」，也是一套常被民族、国家和阶级等其他分类借用为隐喻的象征系统。[注1]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已有中国史专家指出，妇女史与性别史实应并举。一方面，作为两性史发展的基础，妇女史领域有待继续开拓。与此同时，性别分析法不仅可为妇女研究带来突破，更是女性主义历史挑战主流历史的利器。[注2] 时至当下，实有必要对近年来关乎近代中国妇女和性别课题的重要研究作一梳理以检视此领域的发展成果。限于篇幅，本文仅选择性地评析五本英文论著，当中两本为论文集，三本为个人专著，所探究的课题分别涉及中国的性、缠足及近代女报人的作为。以下首先对此五本书略作介绍。

　　五本论著的主题和贡献

史学论文集Chinese Femininities/Chinese Masculinities: A Reader出版于本世纪初，可说是「妇女/性别史并重」这一学术理念在中国史领域内的实践成果。该书探讨中国特定文化层面中的性别意涵，并将探讨的主题划分为女性特质(femininities)和男性特质(masculinities)的演绎和呈现，相关文章约各占全书一半篇幅。该书强调「性别」并非一个建基于解剖学的、拥有固定内核的语词，相反，它的本质是多义的，不同语境中的主体(subject)对于女性特质(femininity)和男性特质(masculinity)的理解可能相当不同。该书所收文章分别透过报章、文学文本、法律文献和口述访问记录等资料，对性别与阶级、民族、国家等范畴之间的相关性作了发掘和探讨，从而体现出编者为中国妇女/性别史研究建构包容较广、层次丰富的分析框架的努力。

▲ Chinese Femininities/Chinese Masculinities: A Reader. Edited by Susan Brownell & Jeffery N. Wasserstrom. Foreword by Thomas Laqueu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xiv, 451 pp.

另一本论文集Gender in Motion: Divisions of Labor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出版于2005年，集中探讨晚近中国的性别、职业及空间概念之间的关联。它从性别视角检视晚近中国公/私、内/外界限的变动，并指出特定阶层中女性的性别角色愈趋复杂化及其主体身份流动性日益增强的事实。书名中的「移动」(motion)兼具空间场景的转换和传统性别藩篱的超越双重意义。该书分为三部分，其主题分别为「移动的方式」(patterns of mobility)、「空间的变化」(spatial transformations)及「界限」(boundaries)。以空间为性别关系的隐喻，该书可说成功地展示出晚近以降女性主体性的多元流变性、及其与主流性别规范之间或张或弛的「弹性」(flexibility)，由是丰富了近代中国妇女/性别史研究的内涵。

▲ Gender in Motion: Divisions of Labor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Edited by Bryna Goodman & Wendy Larso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5. x, 309 pp.

从性别维度探讨中国的性问题是近年来渐受重视的一个研究方向。对此，当代法国新文化史家Michel Foucault的影响力不可低估。[注3] Foucault在其著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中，以性知识为管道，对17世纪后西方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作了剖析。[注4] 他对于西方社会中普遍存在性压抑一说的质疑显然提醒中国史学者带着同一问题有区分性地检视中国文化中的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Harriet Evans和Frank Dikotter便在各自关于当代中国和民国时期性问题的研究中回应了此种思考模式，他们的共同论点可概括为：近代中国民众——尤其是女性——的性始终受到掌权阶级和主流男权意识形态的压制。[注5] 在认同此观点的基础上，Susan Mann出版于2010年的论著Gender and Sexuality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将探讨中国的性的时段上溯至明清，并将范围扩及当代中国文学和艺术领域，旨在建构一条相对完整而清晰的中国性意识史发展脉络。该书除了汲取Mann其他明清史研究的相关信息外，[注6] 还征引了Evans、Dikotter、James Farrer、Janet Theiss、Charlotte Furth、高彦颐(Dorothy Ko)、桑梓兰(Tze-lan D. Sang)等诸多学者的观点，由是对明清时期的性别区隔风气和贞妇烈女文化、缠足文化的多义性、儒道经典有关性和欢愉的阐释、历代生育政策、毛泽东时代及后毛时代有关女性家庭和社会职能的规范、及文艺体裁中女性身体和情欲经验的再现等作了讨论。Mann进而强调：近代中国女性的性及性别弱势根源即存在于传统中国的男权文化中。此一观点可说具启发性，惟该书中女性的一手声音过少，男权话语体系宰制女性生活的程度遂无法得到充分直接证明。

▲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y Susan Man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xx, 235 pp.

如何利用女性声音稀薄的史料重构女性生活史，我们能从高彦颐的论著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中得到某些启示。该书出版于2005年，以中国缠足文化为探讨主题，可说是近年来推动中国妇女/性别史研究范式转移的有力尝试。该书摈弃国族巨型史观，强调缠足史的多元复杂本质，进而一方面从物质文化中探究缠足女性的主体能动性，另一方面则解析男性缠足论说中的隐含意义及其可能指涉的社会现实。高氏指出，无论在帝制时期还是近代中国，缠足女性的身体性(physicality)总是在男性论述中被边缘化。但与此同时，莲鞋、女袜、裹脚布等出土文物以及医案和日用类书中有关女性足部护理的记载则不同程度地反映出缠足女性身体的柔韧和顽固、以及精心护养足部作为其日常生活流程的不可或缺。此外，该书透过缠足议题，突显了近代中国的性别与国族及阶级等范畴之间的有机联系。因此不仅针对缠足史，对于其他妇女/性别史课题而言，此书亦有相当程度的理论示范价值。

▲ 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By Dorothy Ko.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xix, 332 pp.

欲发掘相对丰富的女性经验，近代新兴的报刊媒体是极好的体裁。马育新(Yuxin Ma)出版于2010年的论著Women Journalists and Feminism in China, 1898-1937便以彰显上世纪末至1930年代女性刊物中女性的主体能动性为出发点。贯穿全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近代女性的生活和解放道路虽由男性话语所引导，女性却始终有其独特主张，女性刊物便是宣扬其自身主张的重要空间。相对上述四书，该书的撰写方式更偏向妇女史路径。该书最重要的贡献可说是突显了女性刊物作为女性话语空间起到的营造女性文化(women’s culture)和建构女性姐妹情谊(sisterhood)的作用。然而，在援用大量女性刊物文本的同时，马氏却未考察各刊发行背景、运作机制及其编者、作者和读者身份，这使得该书在某种程度上流于平面化。

▲ Women Journalists and Feminism in China, 1898-1937. By Yuxin Ma. Amherst, N. Y.: Cambria Press, 2010. xv, 447 pp.

　　性别、国族、大众出版和传播业以及中国的现代性

深受后结构主义影响的美国性别史家Joan Scott指出，性别是社会关系中一个建构要素，也是能引起多重诠释的文化象征符号(culturally available symbols that evoke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她还强调，性别是展现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注7] 在近年来的近代中国史领域，由于国族议题的重要性，性别与国族之间的隐喻性关联首先成为妇女/性别史研究的热点。学者不仅探究近代国族观念对女性的影响，亦纷纷透过男性知识分子有关传统女性角色和职能的抨击以及对现代新女性形象的宣导，指出男性忧患国族衰弱的深层心理结构，以及女性作为其排遣忧虑之情的文化象征符号的事实。[注8] 更有学者着手梳理男性倡导女性独立和解放的言论，重新检验男性关怀女性的程度，并揭示其通过「解放女性」来寻求自身解放的动机和初衷。[注9] 与此种研究思潮相一致，上述五本论著的主题虽各有侧重，却均包含了有关性别与国族关系的思考。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考察这类课题方面，近代报刊媒体可说是最重要的体裁。中国第一份现代意义上的中文报纸——《申报》——创立于晚清上海，此后的社会文化变革中，中国报刊业持续发展，其涵括的类别及所登载的主题日渐丰富。在发行时间方面，除了有日报/刊、周报/刊，还有三日刊;在内容性质方面，除了有商报、政党报，还有强调消闲文化的画报和小报、针对美术和摄影研究的专门刊物、以及突显各种社会和性别议题的主题刊物、甚至女性刊物等。报刊媒体日趋成为民众讨论公共事宜、抒发主体诉求以及感知现代性的管道和空间。[注10]

在上述论著中，Gender in Motion中收有Joan Judge的论文“Between Nei and Wai: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探讨上世纪初包括两性在内的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的境遇和作为，指出留学生会馆等实体组织与留学生所办刊物(例如《江苏》、《白话报》及《中国新女界杂志》)这类特殊言论平台相配合，为留日女学生跨越传统性别藩篱、思考国族议题和自身民族性提供了一定空间(Judge, 2005: 121-143)。在Chinese Femininities/Chinese Masculinities一书中，Susan L. Glosser的论文“The Truths I Have Learned: Nationalism, Family Reform, and Male Identity in China’s New Culture Movement, 1915-1923”将目光转向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透过解读当时一份刊物《家庭研究》中男性有关中国家庭制度变革的讨论，指出不少论者所抨击的不仅是大家庭制度对于国族现代化事业的阻碍，还有无学识的「旧式」妻子对现代男性在个体愉悦追求方面的妨害。与此同时，却极少有男性关怀女性自身的婚姻和家庭福祉。此外，出自女性之手的相关论述更几不可见(Glosser, 2002: 120-144)。结合两文可知，女性在报刊中发声的时间虽远早于五四，然直到五四时期，女性透过此类媒体参与公共舆论的资格仍相当有限。同样有限的恐是她们争取自身权益的能力。相较之下，男性关于现代主体意识的表达则显得清晰而有力。当时社会中两性的权力关系显而易见。这提醒我们进一步从女性生命经验的角度检视五四时期历史意义的必要性。[注11]

正是为了从男性主导的话语体系中突显女性的声音，书写一段独特的「她的历史」(her-story)，[注12] 马育新的论著Women Journalists and Feminism in China, 1898-1937特着眼于晚清至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女性刊物，并以女权运动为主题，冀能展现「女报人」在女权运动方面的主体性和自由意志，进而挑战有关近代中国女权运动一味屈从于国族主义的看法。然而，该书并未言明书名中的「女性主义」(feminism)所指为何、与中国女权运动有何相关以及何以不采复式写法，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该书主旨的歧义性。更有进者，该书以晚近以降的各种女权运动和各时期女性刊物为纵横脉络的叙述法，在相当程度上抹杀了女性刊物作为大众媒体的多元本质，并使得该书与其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著之间的区别难以辨认。[注13] 该书提醒报刊史研究者需对报刊分析法有更充分的掌握。在这方面，德国文化史家Barbara Mittler关于《申报》的研究论著A newspaper for China?:  power, identity, and change in Shanghai's news media, 1872-1912颇值得参考。该书出版于2004年，当中对晚清至民国初年的《申报》作了多层次以及细致的文本分析。

此外，如前文所交代，Susan Mann的Gender and Sexuality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一书在描述二十世纪以降中国的性文化时援引了Dikotter和Evans等学者的观点，强调近代中国女性的性或受制于宣扬「强国强种」的优生学论述，或受限于党国政府的社会稳定政策，女性个体极难有情欲表述自由。然需指出的是，Dikotter仅着眼于民国性医学书刊，Evans所关注的则是《中国妇女》等当代中国官方或半官方刊物。一方面，二者皆未考察这些体裁中性知识传播的有效程度。再者，二者均可能忽略了当时语境下的其他可用史料，例如营利性消闲刊物中的性论述、情欲文学作品、甚或关乎性主题的个人传记和口述访问纪录等。若以诸如此类的民间史料补充二者的研究以及Susan Mann的论著，或能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三者的观点，并引导出更为多元的结论。

在解析近代反缠足观念时，高彦颐的Cinderella’s Sisters一书亦以报刊为重要史料基石。其所涉报刊大致可归为两类，分别为《警钟日报》、《女学报》等时政类刊物以及《新小说》、《月月小说》等文艺刊物。高氏注意到，当大多数男性知识分子不留余地地指斥缠足为恶俗时，惟《女学报》女主编薛绍徽凭其身为女性的感性和主体经验，对此一议题表现出独有的宽容。透过媒体空间，男女两性看待女性身体结构和日常实践的差异性显而易见。高氏还通过对《新小说》中长篇连载小说《黄绣球》的解读，剥析出男性反缠足论述中的国族忧患意识以及现代西方知识体系的影响痕迹。女性未缠的「天足」和缠后的小脚由是成为国族兴衰的一对隐喻。高氏的分析虽不无探讨余地，却无疑成功地为我们开辟了理解近代反缠足观念的新视角。

　　性别、地域性、阶级差异和女性的主体性

女性是相对男性而言的范畴，亦是一个内涵复杂的社群组别。有妇女史家提出，欲对女性作全面了解，不仅需建立包容较广的妇女学概念和分析架构，还需对女性经验和男性经验、以及不同阶级、不同地域和社群的女性作比较研究。[注14] 上述两本论文集均在此方向上作出了努力。Chinese Femininities/Chinese Masculinities涵盖了八个针对不同性别史主题的章节，每章包括两篇论文，分别探讨女性经验与女性特质以及男性主体性和男性特质。此种章节布局显然有助于两性文化观念差异的突显。与此同时，该书在遵循清代至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对不同时段中多种女性特质及其象征意义、女性文化、乃至近代上海妓女和毛泽东时代的女红卫兵等多种女性群体的生活经验作了展示和分析。此书能在相当程度上丰富读者有关中国妇女史的理解。而这也是Gender in Motion一书的贡献所在。该书的多元视角同时触及帝制时期的下层贫苦女性及上层士族女子、近代女学生、女艺人和女职员、乃至当代街道委员会女干事和乡村妇女，进而综合显示，不同中国女性群体和个体对于性别界限的理解及其跨越此一界限的方法各不相同。

高彦颐的缠足史论著亦对性别意识和女性主体性的阶级差异问题有所警觉。透过帝制时期男性文人的游记、笔记小说和歌谣等作品中有关缠足的记载，高氏指出，从社会经济学和美学维度来看，缠足文化实有阶级性，而地域差异是构成阶级差异的因素之一。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北方社会比较，富庶的南方拥有一套更为精致和繁复的缠足美学体系。此外，一双完美的小脚虽为南、北方女性的共同追求，其各自对于「完美」标准的理解却不尽相同。女性的身体性(physicality)与其所拥有的地域知识及阶级身份之间的关联由此可见。及至近代反缠足运动兴起，高氏亦注意到，受过学校教育的新式女性和传统乡村妇女在缠足传统的废/存问题上形成尖锐对立，这不仅再度表明女性的性别认同与其自身阶级属性之间的相关性，亦进一步反映出中国女界乃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有机体。但与此同时，高氏并不否认，缠足可说是相当漫长的一段历史过程中中国女性共有的主体经验和知识系统。在此，性别范畴又显示出盖过阶级差异的包容性。

马育新的Women Journalists and Feminism in China, 1898-1937可说是五本论著中涵括女性一手声音最多者，当中涉及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间多种女性刊物中包括男性知识分子家眷、女革命家、女校师生、女党员和女性妇运组织者等诸多女性群体和派别的言论。若在考察论者身份背景的基础上区分性地检视这些言论，并比较不同类型的言论间意识形态的差异，或能对近代中国的女性报刊业及女性的社会文化生活和主体性有更深入的发掘。然马氏并未采取此种研究路径。正如其书名所示，她概括性地将所有在女性刊物中发声的女性定义为「女报人」。在某种程度上，此一称谓恰掩盖了女性论者群体身份的多元差异性，从而使得更具结构性和层次性的刊物考察难以展开，殊为可惜。

此外，如上所述，Gender and Sexuality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一书在利用二手研究建构宏观性文化史的同时，几无对女性在性方面的一手声音作出开掘，这为以后针对相关课题的妇女史研究留下了探索空间。

　　结语及研究展望：探索近代大众媒体中女性的日常经验、身体和性

通过评析上述五本论著的主题和结构，我们能总结出，对于近代中国妇女/性别史而言，大众媒体是极为重要的研究体裁，当中不仅反映社会性别关系，也展现出丰富的女性主体声音。在传统中国，此种面向大众的自我表述资格通常仅属于少数上层阶级女性。马育新的论著在梳理和呈现近代女性的媒体表现方面有所贡献。然而，马著在交代女性争取选举权和就业权等重要女权运动事件之余，对女性论者的日常生活细节并无特殊关注。事实上，当下愈来愈多学者开始意识到日常生活议题对于揭示女性主体性的价值。Joan Judge关于《妇女时报》中日常生活知识的分析便能说明此点。[注15] 更具体而言，作为日常生活重要议题的性与女性主体性之间的关联可说极值得探讨。Susan Mann有关中国性文化的整体介绍已然彰显了性研究对于性别研究的重要性，此后的研究者可从女性生活和生命经验的角度进一步对此课题作出探索。值得提及的是，台湾研究生孔令芝出版于2011年的专著《从《玲珑》杂志看1930年代上海现代女性形象的塑造 》对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一份女性刊物《玲珑》作了全面梳理，当中部分章节表明该刊中存在相当丰富的女性谈性的言论。此外，本人完成于同一年的硕士论文〈民国城市女性的性论述空间——以1930年代上海《玲珑》杂志(1931-1937)为研究个案〉进一步对《玲珑》中此类女性论述作了分析。据本人在上海图书馆的考察经验，以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为例，类似于《玲珑》的消闲类女性刊物便有相当可观的数量，当中不少且不同程度地载有女性的性论述。毋庸置疑，这些刊物已能建构起一个坚实的研究民国时期女性性经验史的分析框架。展开此类研究时，则应参考高彦颐书写缠足史的做法，一方面区分女性论者的阶级性及其他社会属性，同时将女性文本与男性文本进行比较分析，以求对媒体文化、女性主体性及两性经验和观念差异之间的关联性有尽可能全面而深入的理解。(正文完)

注释

[注1] 成令方：〈女性主义历史的挑战：概念和理论——二十年来英美女性主义历史学者关注的议题〉，《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期1(1933)，页229。

[注2] 叶汉明：〈女性主义史学与中国妇女社会史——当代西方研究的批判及中国妇女史学的展望〉，载张妙清、叶汉明、郭佩兰编：《性别学与妇女研究：华人社会的探索》(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页137。

[注3] 在Foucault进行有关性与权力的研究之前，女性主义史著中已有把性知识当作权力的分析法，惟Foucault的研究可说为同性质课题的开拓奠定了理论基石。参叶汉明：〈女性主义史学与中国妇女社会史——当代西方研究的批判及中国妇女史学的展望〉，页135;J. L. Newton, “History as Usual? Feminism and the ‘New Historicism,’” In H. A. Veeser ed., The New Historic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 167.

[注4] Michel Foucault; tr., Robert Hurly,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London: Penguin, 1990).

[注5] Evans通过分析1950-1990年代中国大陆官方和半官方刊物中有关女性的性论述，指出此类主流话语(dominant discourses)中针对女性性道德的要求实际上是政府意志遏制女性的性欲的表现。Dikotter有关民国时期出版物中性医学论述的分析则表明无关生育目的的个体性欢愉在当时遭受压制。详见Harriet Evans, Women and Sexuality in China: Dominant Discourses of Female Sexuality and Gender since 1949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7); Frank Dikotter, Sex,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Medic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London: Hurst & Co., 1995).

[注6] 这些研究包括Mann出版于1997年、关于十八世纪中国女性文化的论著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参Susan Mann,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p. 215.

[注7] Joan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in her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42-50.

[注8] 可参考王政、高彦颐及刘禾针对近代中国第一部倡导女权主义的论著——《女界钟》——的分析：〈从《女界钟》到「男界钟」：男性主体、国族主义与现代性〉，载王政、陈雁主编：《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注9] 可参考许慧琦：《「娜拉」在中国：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变，1900s-1930s》(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3)。

[注10] 可参考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三联书店，1955);秦绍德：《上海近代报刊史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王敏：《上海报人社会生活(1872-1949)》(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台北：稻香出版社，2005);孟兆臣：《中国近代小报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洪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1897-1937)》(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Joan Judge, 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Barbara Mittler, A newspaper for China?: power, identity, and change in Shanghai's news media, 1872-1912 (Cambridge: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Tsai Weipin, Reading Shenbao: Nationalism, Consumerism, and Individuality in China 1919-37 (Basingstoke, UK;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注11] 最早提出应从两性各自的视角检验传统历史分期的是美国妇女史大师Joan Kelly-Gadol。她以文艺复兴时期为例，指出该时期对女性来说并非一个进步的时期，女性在家庭和职场中都未得到解放。详见Joan Kelly-Gadol, “Did Women Have A Renaissance?” in Bridenthal & Koonz, eds., 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7), pp. 137-164.

[注12] Joan Scott在其文”Women’s History”中指出，”her-story”是美国妇女史书写的常用取径之一，此种书写以呈现女性经验和主体性为主旨，意在了解女性生活结构和女性主义的本质。此种书写受社会史影响极深。详见Joan Scott, “Women’s History” in her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5-27.

[注13] 台湾历史学研究生柯小菁提出了关于此书的类似批评。详参柯小菁：〈近代中国的女报人与女权主义〉，《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期19(2011)，页322-325。

[注14] 叶汉明：〈女性主义史学与中国妇女社会史——当代西方研究的批判及中国妇女史学的展望〉，页122-124;137。

[注15] Joan Judge, “Everydayness as a Critical Category of Gender Analysis: The Case of Funu shibao (The Women’s Eastern Times)” in Research on Wome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20(2012), pp.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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