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北部湾事件”发生后，中美两国之间以越南战争为主题的冲突愈演愈烈。此后，双方就越南战争的“界限”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及军事互动，并最终影响了之后越南战争的进程及中美关系的发展。目前学界涉及这一问题的著述较多，但对于该问题的专题研究较少。而且，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目前学界对该事件后中美两国危机处理的整个过程缺乏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基于此，笔者拟以目前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利用涉及该问题的中外档案资料，系统梳理“北部湾事件”后中美两国危机处理的过程，并初步探讨中国在这场外交博弈中胜出的原因。
1964年8月2日，美国挑起“北部湾事件”，轰炸北越海军基地，越南战争规模迅速扩大，并祸及中国境内。到1966年8月，驻扎越南的美军已经多达42.9万人，对东亚地缘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照片为1965年2月，游弋在南中国海的美军航空母舰CV-61突击者号(USS Ranger)。该舰是福莱斯特级的第三艘，1954年在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开工，1956年9月下水，1957年8月服役，满载排水量81163吨，载机78架。越南战争期间，美军派出了22艘次航母参战。其中包括全部四艘福莱斯特级和小鹰号、企业号核动力航母。
一、发端：“北部湾事件”后中美军事对抗危机的出现
1954年7月21日，在《日内瓦协议》达成后，日内瓦会议最终结束。印度支那也结束战争，恢复了和平。由于破坏日内瓦会议的图谋没有得逞，美国对于会议的结果--《日内瓦协议》很不满意，对印度支那的前景亦不乐观。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以下简称中情局)是年8月的报告显示，中情局认为，《日内瓦协议》的签署等于承认了“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及政治力量存在”，并给了它“一个清晰的地理据点”。在此基础上，“越盟会强化其在整个印度支那的共产主义活动”，并实现其“控制整个印度支那的目标”。而且，他们估计，即便越盟不在南越进行颠覆活动，南越也会“在1956年被选举所推翻”，因为“越盟几乎一定会赢”。基于对前景的上述认识，美国加紧了向印度支那及整个东南亚的渗透，以“保护”美国的全球安全及国家利益。1954年9月，就在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不久，美国即纠合英国、法国等八国组成东南亚条约组织，以防止来自中国的“侵略”，同时保护南越、老挝和柬埔寨三国。1955年，在美国的支持下，吴庭艳在西贡操纵公民投票，废除保大皇帝，建立越南共和国，并随之宣布“北方根本不具备自由选举的条件”，因此不接受全国普选。此后，越南已经无法按照《日内瓦协议》的规定进行普选，并在长时间内以北纬17度线为界被分成了南北两部分，以北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北越”)，以南为越南共和国(以下简称“南越”)。
在此之后，面对南北分立的局面及吴庭艳在南方的暴政，北越的执政党越南劳动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采取了温和克制的政策。1955年8月，劳动党二届八中全会即提出：“在南方继续现行路线，争取和平统一”。此后，直到1959年左右，劳动党才开始部分地改变原有政策，开始认为应该“将政治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虽然仍没有提出在南方进行彻底的暴力斗争，但劳动党态度的松动打开了南方人民革命的闸门。1959年下半年，南方许多地区爆发了起义，而且南方革命武装对南越政府的进攻也明显增加了。1960年12月20日，由劳动党支持与领导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宣告成立，并开始公开在南方领导革命活动。此后，南方的革命活动更是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美国政府认定，“共产主义”中国对整个越南的反美斗争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并且是北越及南越革命势力的强大后盾。1961年11月11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此问题正式提出备忘录，指出：“如果南越陷于共产主义”，“东南亚的其他部分和印度尼西亚将会同共产主义完全和解”。这一损失“不仅会毁掉东南亚条约组织，而且会损害美国在各地承担义务时的信用”。为防止这种局面的发生，美国总统肯尼迪于是年11月16日决定支持南越的军事力量，并于随后着手在南越进行以“反游击战”和“反叛乱”为名的干涉，进而不断通过增加兵力将这一干涉升级。
1963年底，肯尼迪遇刺身亡。约翰逊继任美国第36任总统。其在上任后的第二天，即对越南的形势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担忧。1964年3月初，他在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没有我们的支持”，“南越政权将会崩溃，由此而来的连锁反应将会使泰国和马来西亚亦处于严重危险中。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也将遭到威胁。”基于以上认识，美国政府逐步加强对南越的支持力度。美国驱逐舰于此间开始在北部湾地区执行巡航任务，美国空军亦积极准备对北越进行轰炸。8月2日，为收集情报而侵入北越领海的美国第七舰队驱逐舰“马多克斯”号与北越海军发生冲突。美国政府迅即发表声明，宣称美国海军遭到挑衅。4日，美国宣称美军舰只再次遭到北越鱼雷艇袭击，此即所谓“北部湾事件”。至此，美国终于找到了进攻北越的借口。8月5日，美国出动飞机轰炸北越在筝河、沥声、坝寨的根据地。8月7日，美国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并授权约翰逊总统在东南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抵御一切对美国的武装进攻，并防止侵略的进一步升级”。此后，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干涉逐步升级。
与此同时，考虑到中国对世界革命的坚定支持及美苏缓和局面的出现，美国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及中美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并开始将中国视为其最危险的敌人。早在1960年，美国的一份国家情报即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在远东建立中国霸权”，“只要能打击美国利益而不付出太大的代价，它一定会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予以打击”。1961年初，在探知中国正在进行核试验时，美国总统肯尼迪即决定利用中苏两国矛盾，争取与苏联合作，共同阻止中国掌握核武器。1963年，在发现了中国的核试验基地后，肯尼迪更是焦虑地指出：“装备核武器的中国会扰乱世界政治格局。对美国和西方世界而言，这是不能容忍的”。因此，“除非他们同意停止在该领域的进一步努力，否则我们将采取某些形式的行动”。此后，美国多次试探性地询问苏联“愿不愿意采取行动或接受美国为摧毁中国的核力量而采取的行动”，但都遭到苏联的反对。约翰逊上台后，美国国务院继续关注中国的核设施，并对向中国的核设施进行打击的可行性进行了详细的可行性研究。但是，由于1964年10月中国出乎美国意料成功爆炸了原子弹而使其失去了军事打击的机会，此后美国对中国“全面干涉越南问题”的焦虑明显增加。1965年4月7日，美国总统约翰逊即强调：“这场战争以及整个亚洲的上空都笼罩着中国的阴影。北京对河内的统治者不断进行怂恿。对越南的争夺战是其更大的扩张计划的一部分。”
出于对中国军事力量，特别是核武器的忌惮，加之对中国支持印度支那各国革命的外交政策的忧虑，美国一方面担心中国会在国际社会中失去理智，向美国或其他“自由国家”发起进攻。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会逐步地通过越南向整个东南亚地区进行渗透，并最终控制整个东南亚，从而使菲律宾、冲绳和台湾等海岛基地面临危险。太平洋将成为“红色的海洋”，美国亦不得不退守西海岸。为防止这种局面的发生，美国逐渐转变其外交立场，将其注意力从欧洲转移到世界的另一端--远东，特别是中国，将中国视为比苏联更为危险的敌人，并将防范和挫败中国的进攻和渗透作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主要目标。因此，在“北部湾事件”后，伴随着局势的恶化，中美两国关于越南战争的矛盾逐渐增多，中美之间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的危机日渐显现。
二、强硬：“北部湾事件”后中美两国的最初态度
自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就将美国视为中国最主要的敌人。而且，出于支持中国周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或是保护国家利益的需要，中国多次与美国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军事对抗。基于对美国威胁的担忧，中国试图将美国势力阻隔在整个东南亚特别是印度支那地区之外。但是，中国的设想并没有实现。在日内瓦会议之后，美国即通过建立东南亚条约组织、支持建立南越等方式加紧对越南的渗透。随后，美国不断以各种名义向南越提供各项援助并派驻军事人员。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爆发。此后，美国跨过“战争边缘”，加快了对越南的战争干涉，并把战火烧到了越南北方。
美国在东南亚特别是越南的步步紧逼，使中国再一次感受到了美国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面对美国侵略中国的危险进一步加大，中国开始通过各种手段保护自身的国家利益。一方面，中国积极在全国范围内推进“三线建设”，防御美国可能对中国发起的突然袭击;另一方面，中国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向美国在越南的干涉提出警告。1964年7月10日，周恩来在与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举行会谈时即指出：“作为日内瓦会议的签字国，我们有义务促使执行日内瓦协议，要求美国撤退它的武装部队……如果美国决心要扩大这一战争，进攻越南民主共和国，或者它直接出兵，把战火烧到中国的身边，我们就不能坐视不管。就是说，如果它要打一场朝鲜式的战争，我们要有准备。”7月19日，中国政府公开发表了关于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指出：中国对美国加紧策划新的军事冒险的态度是极端克制的。但是，凡事都有一个限度。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美国扩大侵略越南和印度支那的战争。次日，周恩来接见越南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等四个代表团，并出席首都各界纪念日内瓦协议签订十周年大会，其间再次阐明上述立场。
“北部湾事件”爆发后，在美军开始对北越空袭的当天(8月5日)，周恩来即措辞强硬地指出：“美国国防部以毫无根据的所谓‘事实’为借口公开宣布要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目标以进行报复，扩大战火。这样肆无忌惮地向一个主权国家连续的挑衅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对此我们必须回答。”次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警告：“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在中国政府声明发表后的五天内，中国国内约有2000万人举行集会和游行，声援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根据美方资料显示，除在外交上表达支持外，中国还于“北部湾事件”后不久向北越派出了一组米格-17飞机，并于是年冬天在靠近北越边境的地区开始了三个新空军基地的建设。紧接着，中越两国于1965年初举行了联合空军演习。除此之外，中国还在1964年下半年至1965年初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动员和军事部署，在广东、广西等省先后派驻了几十万的军队。1965年3月12日，中国政府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动和战争挑衅”，声称中国将“坚决地、无保留地支持”北越。3月25日，《人民日报》更是措辞强硬地指出：“中国人民坚决地响应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声明，同全世界人民一道，给浴血战斗着的英雄南越人民以一切必要的物质支援，包括武器和一切作战物资。同时，我们也时刻准备着，当南越人民需要的时候，派遣自己的人员，同南越人民一道，共同战斗，消灭美国侵略者。”
长期以来，乔治·凯南“遏制”理论对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有着较为深厚的影响。1946年，乔治·凯南在其著名的8000字长电报中指出：苏联“对于理性的逻辑无动于衷，但对力量的逻辑却高度敏感。由于这个缘故，当它在任何问题上遇到强大的阻力时，可以轻易地退却，而且经常如此。因此，如果对手拥有足够的力量并表明准备使用它，他几乎用不着这样做;如果正确地处理形势，就不必进行有损威望的摊牌”。因此，在面对中国国家综合实力及国际影响力逐步提升时，美国政府倾向于认为，应该充分地显示美国的力量，并通过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崛起与“对外扩张”。因此，当持有这种思想的美国在印度支那战场上遭遇中国的抵制时，美国政府倾向于向中国显示美国在越南政策的强硬与不可改变(力量的逻辑)，以期逼迫中国退却，从而遏制中国的“威胁”。否则，中国将因为美国的“软弱”而加速其在越南的“力量扩张”。
基于对中国的上述认识，美国政府开始加紧部署，介入越南战争，并积极应对中国在越南战争中可能的“干涉”。1965年1月27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乔治·邦迪即指出：“我们应该通过在远东的军事力量迫使共产党方面的政策产生变化。”2月，在美国日益加大对越南的渗透与干涉后，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防御与准备。中国的这一切努力使美国更加坚定地认为，北越对南越的“侵略危险”来自于中国。北越只不过是中国的“侵略工具”。而且，考虑到中国正在为同美国进行大规模的“全面战争进行准备”，麦克纳马拉2月18日在众议院作证时指出：“中国是今日美国的主要敌人”。美国打算“坚定不移地反对共产主义中国”。在这种意见的指导下，美国逐步扩大侵越战争，公然宣布把中国当作主要敌人，并声称“存在着同中国发生战争的危险”。与此相配合，美国军用飞机不断侵入中国海南岛地区和云南、广西上空，投掷炸弹和发射导弹，打死打伤中国船员和解放军战士。美国的部分报纸亦大肆宣传说：在越南战争中将不再有朝鲜战争中那样的“庇护所”，美国军队将实行“穷追”，说穿了，就是要对中国进行轰炸。
三、缓和：中国对于战争限度的考量
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中美双方宣传中的攻击性语言日渐增多，政策上的对抗性更为明显，双方的军事对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此时的中国领导人更希望将越南战争限定在“特种战争”的范围内，不希望其扩大至“局部战争”，更不希望出现中美两国兵戎相见的危局。
在“北部湾事件”发生后，虽然中国对于美国扩大战争的举动有所准备，但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越南形势的估计较为乐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认为美国会冒险涉入越南战争，更不认为其会将战争扩大至中国。1964年8月13日，在与北越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的会谈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看来，美国人不想打，你们不想打，我们也不想打。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是年10月5日，当来访的北越总理范文同告诉毛泽东，北越将尽一切努力使战争保持在“特种战争”的范围内，并尽可能地不去刺激美国时，毛泽东则一方面鼓励北越同志全力打垮西贡政权，另一方面又同意范文同的主张，认为北越方面应努力避免同美国军队发生面对面的冲突。1965年1月22日，周恩来在与北越军事代表团进行会谈时亦乐观地指出：至1965年底之前，越南方面应争取“集中主力”对敌人在南方的“战略村”发起总攻。而且，周恩来估计，这种攻击同南越政权的政治崩溃结合在一起，可能会使胜利的来临比我们原来的预想更早。根据中国领导人的考虑，北越认为，美国虽然逐步加大了对越南战争的干涉，但实际上并不想将战争扩大到北方。同时中国领导人也倾向于认为，北越有实力使南越迅速垮台，从而使美国失去干预越南事务的借口与时机。
但是，形势的发展显然超出了中越两国领导人的预期。如上所述，1965年2月至3月间，美国开始持续轰炸越南北方，同时向南方派出地面部队直接参与作战。而且美国还派飞机侵入中国海南岛地区和云南、广西上空。形势的发展明显超出了中国领导人的意料，同时也引起了他们对中美对抗前景的担忧。1965年4月1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即提出了：“(美国)轰炸要继续。美帝第一步搞特种战争。越南同志估计，特种战争现在是发展到新阶段。我们的看法，是特种战争破产，是扩大战争。美帝空军已经深入到河内以南12公里的领空，继续下去势必炸河内、海防、太原等地。再办不到，可能用追击越南空军的形式，这样就到我领空里来了……发展下去，就到云南，到广西。再发展下去，可能是中国一部分地区，再到全部地区。”
基于对中美之间发生战争的担忧，中国明显加快了对战争的准备工作。1965年4月12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说，为对付可能出现的最坏局面，中国全国都必须充分动员起来。会后，中共中央即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指出：“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了中国的安全”，因此，中共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当加强备战工作”。是年9月，国家计委重新草拟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该提纲明确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
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战争准备，防备美国的袭击外，中国还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向外界传递信息，表明中国的态度，同时对美国扩大战争的图谋进行警告。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斯诺时指出：“我们不会打出去，只有美国打进来，我们才打。这点有历史作证。我国忙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打出去是犯罪的，为什么要打出去?南越根本不需要我们去，他们自己可以对付。”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告诉斯诺，谈话内容可以发表。这使斯诺感到非常惊讶，但同时也使其相信：毛泽东所谈对越南战争的意见，主要目的是要让美国知到，其次是让全世界都知道。因此，在会谈后不久，斯诺即将此次谈话内容发表在世界各国的主要报刊上，其中包括英国、澳大利亚、法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墨西哥及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各国和非洲，但美国和苏联的报刊并没有原文刊登。美国中情局从1965年4月出版的日本《东京世界》杂志上获得了此次谈话的内容。中情局在分析了斯诺的文章后，无法判断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只是得出一个模糊的结论：“斯诺至少像是在说，中国不会将(美国对)北越的空袭视作人民解放军进行干涉的必然条件。”但是，在中情局获得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内容时，美国与中国的宣传与军事对抗已然加剧;而且由于斯诺过去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交往，美国政府更倾向于将斯诺视为“北京的宣传干将”，并不相信他的言论。因此，美国政府并没有对此次谈话做出回应，或者如基辛格所说，“没有证据证明约翰逊政府在高级别政策讨论中提到过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这次谈话好像最终没有传到美国政府高层，更像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华盛顿仍然认为中国的威胁大于苏联”。
为表达中国政府谋求和平的诚意，在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后的第三天(1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即颁布了《南海地区对美舰、美机斗争的六项规定》，要求“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采取克制态度，对入侵美机可起飞监视，但一般不予攻击，尽可能避免中美之间直接的军事冲突”。根据美国中情局的文件显示，2月7日至11日美国对北越的轰炸后不久，一位法新社驻中国的记者参加了由中国外交部组织的对中越边境地区的访问。在访问中，一位云南的地方官员告诉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证实中国并没有准备直接介入(越南战争)”。3月29日，正在阿尔巴尼亚访问的周恩来，公开重申了对北越的支持。但就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周恩来强调了“物质支持(包括武器和一切作战物资)”，但省去了四天前《人民日报》中提到的“派遣自己的人员”的提法。4月12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提出，中国应该对美国“后发制人，留有余地”。因此，不应该过早地提“援越抗美”的口号。而且现在中国“是支持越南反美斗争”，还是应“以越南为主”。以周恩来的讲话为基调，中国此后明显降低了“援越抗美”的宣传，并开始向外界说明，“南越问题只能由南越人民自己解决，越南的统一只能由越南人民自己解决”。
非常遗憾的是，美方并没有因中方缓和局势的努力而放慢介入越南战争的步伐。1965年2月7日、8日，美军对北越广平省洞海市和永灵特区进行持续轰炸和扫射;是月11日，美军对北越南部沿海的供应库进行猛烈的袭击;3月2日，美军实施“滚雷行动”，开始对北越的目标进行持续的空袭;3月8日，35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从越南岘港登陆。越南战争开始从“特种战争”阶段进入“局部战争”阶段，并有无限扩大的趋势。面对美军在越南北方的步步紧逼，中国政府于3月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动和战争挑衅”，并声称中国将“坚决地、无保留地支持”越南。美国中情局在分析了中方缓和局势的努力后认为，中国参与越南战争的意愿非常强，他们“愿意冒险”，“如果有必要，他们甚至情愿摧毁他们在华南的基地以维持战争”。但是，面对美国强大的军事威慑，中国“没有能力”也“不愿”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因此，虽然中国在3月12日发表了“强硬的声明”，但却“没有能力阻止(美国)把对北越的轰炸扩大至越南民主共和国甚至是中国南部”。
美国中情局倾向于认为，中美的博弈过程非常明确地验证了“遏制理论”的正确性。即美国在越南“力量的逻辑”已经产生了效果。中国已经开始示弱并退却。因此，美国必须继续向中国显示其军事力量的强大威慑力。基于上述认识，此后美国无视中国的警告，不但没有放慢其扩大越南战争的步伐，而且变本加厉地对中国进行挑衅。美国不但公开宣扬与中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还不断侵入中国领空，打死打伤中国船员和解放军战士。
四、博弈：中关两国关于战争界限的互动
事实证明，中国领导人试图缓和局势的尝试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美国不断扩大战争的宣传与实践，使中美两国正面对抗的危机进一步加深。为使美国更为清晰地明确中国在越南战场上的底线，并坚定表明中国坚持这一底线的决心，中国开始放弃缓和，转而向美国示强。
1965年4月2日，周恩来在卡拉奇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在会谈中，周恩来向阿尤布阐述了中方的态度，并希望他在当月访问美国时，能够当面向约翰逊总统转达。周恩来指出：“(1)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2)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3)中国已经做了准备。”对于第一句话--“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周恩来解释道：“台湾就是证明。我们完全有权收复台湾，但是我们从未使用武力。尽管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我们一直在华沙同美国谈判”。美国华人学者陈兼在分析后指出：“通过将这个问题放在第一点，周恩来以及中国领导层所希望强调的是，尽管中国的对外政策行为和言论有着极为明显的革命色彩，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行为仍有着自己的理性与逻辑，不会不择手段地采取极端性的行为。”对于第二句话——“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周恩来将1950年朝鲜战争时中国的警告、美国的反应及最后的结局作为事例，进行了说明。很明显，周恩来在这里试图通过1950年朝鲜战争时中国的警告与此次中国的警告进行纵向对比，以告诫美国，不要再犯类似于朝鲜战争一样的错误。作为对第三句话——“中国已经做了准备”的说明，周恩来强调指出：中国在军事上“有所准备”。因此，如果“美国企图以朝鲜式的战争……来吓唬中国，孤立越南，这完全是妄想”。在此次会谈中，周恩来还提出了后来被广泛提及的第四句话--“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轰炸，那就是战争，而战争是没有界限的”。在这里，周恩来实际上划定了中美交战的两条界限：一条模糊界限，即美国不能再犯朝鲜战争式的错误，地面部队不能越过北纬17度线进入北越境内。但周恩来并未明确说明美国此举会导致中美交战。另外一条清晰界限，即美国不能对中国进行全面轰炸。周恩来明确指出，如果美国不越过上述界限，中美之间就不会发生战争。但是，周恩来特别指出：这并不代表说，只要美国“不把对越南的侵略扩大到中国，中国就不援助越南。”“只要越南民主共和国提出要求，只要南越民族解放阵线提出要求”，“中国也一样援助越南人民”。
在此次与阿尤布总统的会谈中，周恩来向美国提出了中国政府的态度和底线，并希望通过阿尤布总统向美国进行传达。但是，出乎中国领导人意料的是，美国总统约翰逊突然推迟了阿尤布总统的访问。中国方面试图对美国高层进行信息传递的尝试没有成功。此后，为了及时向美国传递中国的态度，周恩来又尝试通过其他途径向美国传递信息。4月20日，周恩来在不结盟国家领导人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正式公开提出了上述四句话的警告。而且，为了能增加美国获知这一消息的可能，周恩来在此后的一个多月里反复向“许多外国友人”提及这四句话。5月31日，外交部长陈毅约见英国驻中国临时代办霍普森，请其向美方传递中方的四句话。6月8日，在得知阿尤布总统访美之行推迟，无法向美国传递信息后，周恩来又委托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向美方转达这四句话。
在向美方传递信息的同时，为了表明中国上述四点意见的可信性，中国军方还适时地“亮剑”，以强硬的方式警告美国。1965年4月9日，美军飞机侵入中国海南岛领空并向中国飞机发射导弹。面对美方挑衅，中央军委当天即撤销1965年1月11日制定的只监视不还击的“六项规定”，命令对美国入侵飞机进行还击。当日下午，毛泽东即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美机入侵海南岛，应该打，坚持打……海军航空兵和空军应该统一指挥，海军和空军应该很好配合起来打。”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5月11日，《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了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的文章，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坚决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我们不但在政治上、道义上完全支持这些斗争，在物质上尽我们的能力支持这些斗争，而且准备在越南人民需要的时候，派出自己的人员，同他们一起战斗。中国人民的这种态度，是坚定不移的”。“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谁敢进攻我们，我们就消灭谁!美国打到什么水平，我们就回敬到什么水平!我们说了话是算数的。我们对战争是有充分准备的。中国人民是作了充分准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是作了充分准备的。”5月14日，中国进行第二次核试验，成功实现了核航空炸弹空投爆炸，使中国的原子弹从“装置”变为“武器”，从而彻底打破了西方大国的核垄断和核威慑。
在通过外交及军事手段向美国示警的同时，中国政府并没有放弃之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承诺--援助。1965年4月，中越两国政府签订向北越派出支援部队的有关协定。自6月19日起，应越南劳动党和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向北越派出以地空导弹、高炮、工程、铁道、扫雷、后勤和船运等部队组成的志愿军，在北越担负防空作战，修建和维护铁路、机场、公路、通讯设施、国防工程和沿海扫雷等任务，开始进行“抗美援越”。至1968年3月，中国先后派出援越的部队共32万余人，最高年份达17万余人。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无偿地向越南人民军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装备和作战物资。其中有飞机170余架，舰船140余艘，坦克500余辆，汽车1.6万余辆，火炮3.7万余门，枪216万余支(挺)，子弹、炮弹12.8亿余发，等等。此外，还为越军培训了军事、政治、技术人员6000余人。
中国的上述举措很快引起了美方的关注。与之前认为中国会鼓励北越但却“不愿也无力阻止美国扩大战争至北越甚至是中国”不同，美方开始重新评估中国援助北越、坚持战争底线的决心，并开始重新考量其军事及外交的策略。对于中国方面向美国传递的四点意见，美国中情局认为：“通过强调中国只有在美国直接攻击中国的情况下进行军事回应，中国可能试图(为中美关系)确立一项基本原则。如果美国遵循这一原则，就可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避免中美之间的战争。”与此同时，他们注意到，中国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向美国确定中方的战争“界限”，以图避免战争;另一方面却又在军事及宣传上向美国展示力量，宣称与美国的战争“不可避免”。美国中情局在分析了这一矛盾现象后指出：中国的“行动与声明并不相符”。他们宣称“更希望美国对中国的攻击早日发生”，而且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中国在支持越南战争的问题上并没有任何政策改变。他们既没有(采取)更为谨慎的举措，也没有(制定)更为冒险的方针”。中国“仍然坚持为北越提供军事援助和政治支持，以保证共产主义力量可以在南越战场上坚定地反对美国”。因此，文件推断：中国并不真的希望美国对中国的攻击早日发生。
在收到中情局的分析后，约翰逊总统仍然无法确定中国的真实态度。虽然分析的结论称中国并没有变得更为“狂热”，但毕竟中国一直在宣称“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可能在未来五六个月内发生”，“中美两国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因此，尽管中情局认为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国务卿腊斯克也注意到了中国行动上的克制，但约翰逊却坚持认为言辞比行动更重要。美国政策的制定应以中国的言辞而不是行动为准。他指出：“有人说我们不应该理会中共领导人的言辞，而是看他们的行动。确实，他们的行动比言辞更谨慎——他们自己的行动比他们要求苏联采取的行动还谨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忽视他们宣布的站起来的意图和计划。”基于这一认识，约翰逊改变了其早先声称的“可能将中国卷入战争”的说法，转而认为：“对于美国人而言，唯一可做的一种比较安全的假设是，中国人将按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的意思去做。只有这样理解中国，我们才能制定出关于亚洲的理智政策。”
基于这一理念，虽然美国方面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宣称中国是美国的“大敌”，是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最严重和最麻烦的问题”，但由于知道了中国对越南战争态度的坚定性，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明显地软化下来。1966年3月13日，美国副总统汉弗莱在电视演说中说，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可以说是“遏制”的政策，但未必把北京孤立于国际大家庭的其余成员之外，“遏制，但不一定使之孤立”。3月16日，在华沙第129次中美会谈中，美方突出强调美国对中国没有敌意。美国代表指出：最近中国报刊和领导人关于美国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打算进攻中国大陆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约翰逊早已讲过，战争不会由美国引起。如果中国还有理智，战争也不会爆发。随后，美国代表请与会的中国驻波兰大使王国权把美国“真诚的保证”转达给北京政府领导人，并表示希望改善中美关系，增加双边接触等等。美国大使还主动与王国权握手寒喧，邀请他吃饭。而且在此后干涉越南战争的过程中，虽然明知北越仍在源源不断地向南越派出部队，中国政府一直在义无反顾地支援越南，中国的军队也在北越参战，美国政府却没有将陆地战争扩大至北越或中国，而是坚守了之前中国所设定的“界限”——北纬17度线，没有打一场“朝鲜式”的战争，因此避免了与中国的战争。不仅如此，为了从根本上避免惹怒中国，美国政府对北越的空袭也进行了诸多限制，以避免误炸到中国的志愿部队、船只或装备。
五、结论
此一回合之后，由于中国国内不断沿着“文化大革命”的轨道发展，中国对美方所传达过来的“善意”多置之不理或直接批评其为“美帝国主义欺骗中国人民的手段之一”。就在美方向中方释放“善意”后不久，王国权大使即在华沙第131次大使级会谈中对美国此举的动机提出了质疑。他指出：最近，美国官员纷纷表示要同中国“和解”，要同中国“搭桥”，要同中国实行“和平合作”。美国政府以为它们讲了这么几句漂亮话，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就会被迷惑住了，这完全是痴心妄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七亿中国人民，既不害怕美国的威胁，也不相信美国的谎话。十七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的铁的事实，证明美国政府要“和缓”中美关系的说法是一文钱也不值的。
此后，中国方面一直坚持对美国的批评。直至中共九大召开时，中国仍然坚定地宣称：“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始终忌惮于中国外交中的“豪言壮语”，未敢越雷池一步。此后的情景，正如毛泽东在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时总结的那样：“总而言之，这么多年来，美国的陆军是没有进攻北越的，它也没有封锁海防，也没有轰炸河内市区。它是留了一手的。它有个时候说是要‘穷追’，可是你们的飞机从我们国内飞来飞去，它也不‘穷追’。所以它那是说的空话。你们的飞机在我们的机场来往，它根本不提。又例如，中国有那么多人在你们那里工作，它是知道的，但它一个字也不提，好像没有这么回事似的。”
通过上述史实可以发现，在“北部湾事件”发生后，中美之间经历了三个回合的较量：在第一回合中，中国态度强硬地抗议美国的举动，并声称将给予北越应有的援助甚至是派出志愿人员。基于“遏制理论”，美国继续介入越南战争，并对中国发出了战争威胁，以期待中国的退让。在第二回合中，中国一度试图缓和局势，防止中美交战局面的出现。但是，中国此举却被美国视为“遏制理论”的胜利，并因此开始进一步加快战争步伐。最后，面对局势的突变，中国方面态度再趋强硬，并最终迫使美国默认了中国援助越南的现实，并止步于中国事先设定的战争底线。
通过对该过程的回溯，可以看出：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遏制理论”并没有在与中国的冲突中生效。在“北部湾事件”之后中美交锋的危机来临时，面对美国不断的战争威胁，中国一度力图缓和局势，向美国示好。但之后却并没有按照“遏制理论”设定的结果，在美国继续展示其“力量的逻辑”时“轻易地退却”，反而继续坚持自己之前设定的原则，更为强硬地面对挑战，并最终取得了这次外交博弈的胜利。在总结这段历史时，学者一般倾向于将之归因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迫近而使中国政府外交及军事政策出现的“左转”，以及由此而呈现出的非理性状态使美国望而却步。诚然，1965年之后的中国，已经在方方面面都开始出现激进的“革命化”迹象。外交领域抑不例外。在此一背景下，美国政府倾向于相信，中国政府已经失去理智，接近疯狂。因此，美方认为必须避免惹恼中国。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在“文化大革命”发生之前抑或“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政府一直坚守着自己之前制定的原则：在军事上援助越南，在政治上支持越南;如果美国地面部队不越过北纬17度线或不对中国进行全面轰炸，则避免与美国的正面冲突。即使在“狂热”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对此原则亦不曾改变。因此，更为合乎情理的解释是：当时的中国，国内已经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前夜，外部又有苏联、美国、印度、台湾(国民党)等“敌对势力”的包围，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愿放弃自己对越南民族解放运动进行支持的国际主义义务，同时又不愿使中国因与上述敌人特别是美国的正面交锋而失去和平稳定的局面。为实现此一目的，唯一可行的是在外交中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故意“说空话，放空炮”，吓住对手，并在实际行动中保持相对的克制。此即基辛格所说的“把筹码加到对手不会跟进的高度，但又避免和对手正面交锋”。只有这样解释，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公开宣称与美国的战争不可避免，却又没有采取更为激进的方针。只有这样解释，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一直强硬宣称“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但却在“珍宝岛事件”后中国国家安全遭遇重大威胁时迅速转向，转而谋求与美国关系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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