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萍乡煤校的“文革”过程看“文革”

杨明远

关于“文革”，各式各样的说法都有。除了【浩劫】说、【动乱】说以外，于幼军先生说是：【错误理论，荒唐实践】;有人说：【文革是一笔糊涂账】;也有人说：【文革中1966年的工作组与1967年的工宣队、军宣队的性质是一样的】;还有人说：【文革中的造反派都是出身不好的】等等等等。

真实的“文革”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下面，我这个1956年参加工作、经历了“文革”全过程的草根，就向没有经历过“文革”的网友们，简要介绍一下，我亲身经历过的、老区一所中等专业学校“文革”的一些真实的情况。

江西是个老区，萍乡可说是老区中的老区。前有毛泽东来安源，领导了著名的安源大罢工，后有萍浏礼(萍乡、浏阳、礼陵)起义即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萍乡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萍乡人民热爱毛泽东，热爱共产党，老老实实听毛泽东的话。所以，萍乡的“文革”，没有那么错综复杂，应该说，可以看清毛泽东“文革”的本来面目。

1、从萍乡这个小地方来看“文革”的过程，清清楚楚。

当时，我所工作的单位是华东煤炭工业公司萍乡煤矿学校，在当时的萍乡，这是最高学府。学生来自华东各省市，思想活跃，敢于斗争，“文革”中的造反精神最强，成了萍乡市造反派的一面旗帜，因此煤校也就成了萍乡市保守势力的眼中钉。

我亲身经历的“文革”过程是这样的：学校领导动员——学中央文件和两报一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及相关文章——通过大、小组会和写大字报等形式，揭批学校各级领导班子存在的不正之风——工作组进驻学校，斗争矛头转向群众——形成两派，学生开始揪斗出身不好的、或历史上有过问题的领导和教职员工——萍矿部分工人，有组织的围攻煤校，1966年6月18日制造了武斗事件，7月13日制造了火烧煤校事件，震惊中南海，中间还有过一次有组织的农民进城围攻煤校事件——解放军支左——1967年初，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成立了萍乡煤校红旗公社，接着组成了三结合的领班子，开始了复课闹革命——1968年下半年开始了干部、教师下放。煤校的“文革”就这样结束了。

经上级领导查明，组织萍矿工人围攻与火烧煤校的组织者，是萍乡矿务局武装部的个别领导。组织农民进城围攻煤校的，是萍乡武装部个别领导。后来他们都受到了组织处分。

从我的亲身经历和感受看，工作组进校是煤校“文革”的一个转折点。没有工作组进驻学校领导“文革”这个过程，“文革”的矛头就不会指向一般教职员工群众，学校管档案的机构和个人，就不会故意泄露教职员工的档案材料，很多教职员工就不会被打成黑帮，也就不会挂黒牌、戴高帽被游街示众，就不会出现派系与分裂，师生员工也不会不团结，学校也不会不稳定，“文革”就不会出现武斗，因而就不需要再派工宣队与军宣队了，而是会按照毛泽东“斗、批、改”的预案，有序的进行下去，几个月就可以结束了。

2、工作组与工宣队、军宣队是两回事。其目的、任务与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工作组进驻学校，将斗争矛头指向了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积极投入“文革”的教职员工，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并造成了群众斗群众的不良后果和社会动乱。

而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做的是团结、教育工作，促进了团结与联合，帮助学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开始了复课闹革命，学校恢复了正常秩序。

3、萍乡煤校造反派的头头，出身都很好，清理“三种人”的时候，没有听说过有被清理的对象。

至于文革中的造反派出身不好、表现不好的说法，从我所在的萍乡煤校来看吧，其中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叫“萍乡煤校大联合战斗团”，简称“联战”。萍乡市委书记的儿子，就是其中的头头之一。他们从未打过人，也没有搞过打砸抢。前来抄我家的，只是工作组和学校党委宣传部个别干部操纵的几个所谓“红卫兵”。他们拉我去游街示众时，还是学校“文革”领导小组将我拦住了，阻止了他们的行动。

我只听说过，学校个别红卫兵为泄私愤，打过当时煤校政治部主任。原因是，该主任大校军官转业，要求学生很严，得罪了部分外地学生所致。

萍乡煤校革委会三结合的班子中，以及萍乡市革委会三结合班子中都有萍乡煤校“联战”的红卫兵代表。毛泽东逝世以后清理三种人，没听说过曾经的煤校红卫兵有被清理的。只是曾三结合到萍乡市革委会的、曾经的“联战”头头，离开了萍乡市革委会，毕业后，调到萍乡市一个工厂去当厂长了。其他的造反派头头，毕业后都分配了工作，后来，也都有了一官半职。

在文革中，我没有参加任何一派。当时我想，都是我的学生，他们初中毕业考入中专，也才十五六岁，不能去支一派打一派。自己1956年参加工作就在煤校，行得端、站得直，不是“文革”的对象。所以我一直以“井冈山人”的名义参与运动。

4、从我们体育组老师的经历看“文革”

“文革”期间，煤校体育组共有六位老师。其中三位毕业于上海体育学院，一位毕业于北京体育学院，一位是从北京煤炭干部学院调来的，除了我是煤校的老人外，其他老师来的时间都不长。最早的是1960年分配来的，最迟的1963年才分配来的。根据“文革”的目的与任务，我们体育组六位老师都不是“文革”的对象。然而，工作组进校后，体育组就有三位老师受到了冲击。

第一个受到冲击的就是我。因为我当时在煤校俱乐部工作，因此写了一些有关机关的大字报，触动了一些干部的既得利益，所以我就成了萍乡煤校大字报管理委员会点名批判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当时的标题是：《阶级敌人磨刀霍霍》，副标题是：《将伪团长的儿子，现行反革命分子杨明远揪出来示众》。我的家庭成分本来是贫农，这时我变成了地主崽子。我父亲在国民党军队中三进三出，当过什么官，我都不知道。从我懂事的时候，只清楚记得，1942年抗日战争期间(当时我五岁)，父亲在江西省保安处谋了个少校副官的职务，当时江西省的保安司令是钟石盘将军，萍乡人。就凭这一点，我被关了十五天，被抄家，差一点被掛牌子游街示众，好在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和造反派及时赶来拦下了我。后来，我就没有事了。1966年冬，学生组织“星火长征队”，重走长征路，邀请我参加了步行串联。

从1968年下放农村，当了三年农民后，我就来到了普通中学教书，从此离开了煤校。

煤校体育组最惨的当数我的另外两位同事。他们敬业乐群，工作刻苦认真，其中一位还是教研组长。仅仅因为他们在体育学院学习期间说过一些错话，记录在档案里，被泄露了出来，让年幼无知的学生，拿着这些材料去批斗他们，抓他们去游街示众，并监督他们劳动了几个月时间。这都是工作组进驻学校以后，干出来的缺德事。后来，他们也下放到了农村。大约在七十年代初又回到了煤校工作。

5、从萍乡干部思想作风的变化，看否定“文革”的后果。

萍乡是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区，在前三十年，干部作风是清正廉洁的，很少听说过“大贪”的事。就是“文革”期间的市委书记，以及萍乡煤校的党委书记，虽然挨了批斗，也有过监督劳动，由于他们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诚恳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问题，当然他们本来也是清正廉洁的，后来都获得了群众的谅解和信任，都进了革委会“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仍然是一把手。

看看后三十年的萍乡，最近几年，中央抓反腐肃贪，查出来了不少贪官污吏都与萍乡有关。媒体有报道，大家都清楚，这里就不再说了。

干部从清正廉洁向贪污腐化的转变，就是否定“文革”的必然结果。

……

现在退休高官、哲学博士于幼军先生，开始向大学生总论“文革”了，我猜想，于先生授完课以后，很可能又要出版专著了。今天，我这草根也来凑个热闹，为于先生提供一点素材。欢迎批评指正。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中国有了走资派，这就是毛泽东领导、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原因。

2015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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