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资源分配不合理和制度设计缺陷，顶层设计者发动的几次“造富运动”加大了地区不均衡发展和社会的贫富分化，再加上“近亲繁殖”和“逆淘汰”导致传统官僚体制内部运转近乎失控。受某段时期 “无为而治”的误导，导致社会全民腐败、道德全面滑落，使执政党处于极其危险的悬崖边缘，如何摆脱历史周期律的“魔咒”是摆在全体共产党员面前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
摆脱历史周期律的“魔咒”，毛主席已经给了我们清晰而明确的答案。1945年7月抗日战争行将结束之际，在延安，黄炎培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一番载入史册的窑洞对话，为我们提供了答案。毛主席的回答是，我们共产党人已经找到了摆脱历史周期律的新路，那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而事实上，毛主席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穷尽一生的民主探索，尤其是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今天的民主探索有着重大的借鉴作用和历史意义。
妖魔化“文化大革命”由官僚集团主导，并为西方势力所利用。文化大革命因反对传统官僚集团，自然为官僚集团所不容，用一个资深右派的话来说，当时的官民矛盾极端尖锐，造反派和官僚集团已经结下深仇大恨……自然也就有了后来重新掌权的官僚感叹看群众脸色过日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开始报复造反派，并全盘否定和妖魔化文化大革命。正所谓“鹤蚌相争，渔翁得利”，受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影响转而为迎合西方“和平演变”阴谋的“民主人士”，为了彻底否定共产党的执政的合法性，借官僚集团对文化大革命的妖魔化大做文章，达到了让共产党自我否定的目的，从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对于民主的探索，中国一直没有停止，文化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掀起了一股学习西方民主的浪潮，但后来受中国右派民主实践遭遇的重大挫折以及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的影响，中国又重新掀起了一股反思改革和学习毛泽东思想民主道路的思潮。不光在中国，近60年来以哈佛大学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等学者开创的毛主义研究已经成为国际学界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从美国黑人运动到亚非拉独立解放运动，毛泽东思想对世界民主政治版图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与教训，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提供宝贵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民主实践探索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全面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不可或缺的，草率对其进行否定是极不严谨的，我们应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去认识它，绝对不能搞一刀切，任何妖魔化或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观点，甚至因噎废食对其视而不见都是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毛主席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首先，改革开放实践再次证明西方民主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从1998年11月14日在中国乡村推出的基层直选改革，至今接近20年，非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村面貌，反而导致中国基层腐败愈演愈烈，小官巨贪现象尤其突出。其次，中国传统官僚集团影响根深蒂固，改变恐非一日之功；有人评价文化大革命“失败者是毛主席、胜利者是官僚集团”， 其实89年又何尝不是如此。最后，毛泽东思想的民主具有最广泛的内涵；毛泽东思想的民主内容相比较西方民主具有更广泛的内涵和更普世的价值，它既要解决经济上的公平，又要实现政治上的民主，说得通俗点不仅要选票，还要公平，更要面包。
现行官僚体制让执政党在民主探索中处于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如果我们既要全面否定毛泽东的民主道路，又不能走西方民主的邪路，那我们执政党有可能犯颠覆性的错误;如果我们既要摆脱历史周期律的“魔咒”，又要全盘否定文革，我们执政党同样会步入“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覆辙……我们要想既不走邪路，又不走老路，唯有正确认识和认真研究毛泽东思想以及文化大革命，学习借鉴改革开放的经验和“苏东巨变”的教训，正确处理好民主与法制、实现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协调民众监督与民主参与的关系，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历史周期律的“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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