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版《无悔：陈明忠回忆录》书影，李娜整理编辑，吕正惠校订，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版
陈明忠在台北家里。（李娜摄）
吕正惠：大陆版《无悔》出版后记
吕正惠，曾任教于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现为重庆大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著有《杜甫与六朝诗人》《抒情传统与政治现实》《小说与社会》《战后台湾文学经验》等。
当初我构想《无悔》这本书时，主要目的是想让大陆读者了解台湾的历史和现状。最近二十年，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气焰高涨，大陆不论是对台工作者、还是一般人，也都比较熟知这方面的事情。很多人可能因此认为，台湾同胞一直以来都想独立，其实这是错误的，我们想让大陆同胞了解台湾过去复杂的历史，让大陆同胞了解台独势力为什么会在近二十年突然澎涨起来。我们认为，如果大陆同胞对台湾的历史有更好的认识，也许能够对两岸的来往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要达到这个目标，最好的方法就是让陈明忠先生讲述他一生的故事。
陈先生生于 1929年，正是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末期，他经历了太平洋战争、日本投降、国民党接收台湾、国民党的恶政引发的二二八起义、加入中共地下党、关押十年、出狱后继续搞秘密活动再度被捕、判刑十五年、台湾解除戒严令后提前释放、参与组织台湾政治受难者互助会、中国统一联盟和劳动党、不懈的为两岸的统一而努力，他的一生就是七十年来台湾历史的缩影。如果能够用比较生动而又朴实的方式来讲述，一定能够吸引大陆读者，让大陆读者透过他的一生更深入的了解台湾的历史。
我的前期工作就是努力说服陈先生同意讲述他的一生，然后找到适当的人来录音和整理，这个过程在我所写的《无悔》的序中，和李娜所写的后记中，都已经说明过了。台湾繁体字版的《无悔》2014年 5月出版，印 1000本，不到五个月就卖完了，马上再加印 500本。书出来以后，我寄了一些给北京和上海的学界朋友，凡是读过的人都说，很好读、很精采、读完后很感动。经过一番努力，大陆版也终于问世了。今年四月在北京三联书店开新书发表会，一时颇为轰动。八月上海又办了一次，也相当引人注目。前几天我到成都参加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八届年会，见到会长复旦大学的陈尚君教授，陈教授是大陆极著名的古代文学专家，他跟我说，他已经读完这本书，很受启发，刚好有人要他推荐近期的十本好书，他已经把《无悔》列进去了。我非常惊讶，也非常高兴，《无悔》竟然也可以吸引一位古代文学专家，说明这本书具有普及性。
在北京的新书发表会和座谈会上，我听过清华大学的王中忱教授和汪晖教授的发言，他们都对本书有深入的分析，在上海的座谈会上，我又听了罗岗、郭春林、倪伟和吕新雨四位教授的发言，内容都非常充实。我在这本书的序言里，也比较详尽的谈论了，陈明忠先生对我理解中国现代史和世界现代史所产生的启示作用。上海座谈会后，余亮还写过一篇文章。我相信，这是一本值得继续探讨的书。
我最近很忙，无法写长稿，在这里只简单谈一下这本书为什么会吸引人。当然，陈先生的一生可谓历尽波折，事件纷至沓来，好像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类似走马灯。但情节复杂并不一定可以让人一直读下去，更重要的是讲述的方式。陈先生个性直率，讲话不太保留，又因很晚才学普通话，讲起普通话来根本不顾及修饰，因此他的语言非常口语化，而这种口语话又充满了闽南话的风味，很有特色。其次，他记忆力极好，记得许多小事件，这些小事件累积起来，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个大时代的背景。譬如二二八起义时，他看到一个台湾流氓要把脚踏到躺在地上的外省孕妇上，他上前阻拦，因为他手上有枪，那个流氓只得逃走。他由此想到，一些不懂事理的台湾人可能会殴打、甚至杀害台中农学院的院长和外省籍老师，这些人都是他所尊敬的，于是他赶回学校，把院长和老师集中到学生宿舍，让他的学弟林渊源(后来当到高雄县长)加以保护。我也曾听过一些类似的故事，这就充分证明二二八起义并非省籍矛盾。陈先生经历了许多大事件，而这些大事件都是由许多小事件构成的，他讲了许多小事件，大事件的视野也就自然形成了。发生在他个人身上的小事件，证明他是一个充满了生命力与正义感的人;而他在回顾这些小事件时，同时又具有广阔的时代眼光，这说明他质朴的个性里有很强的反思性格，他的知识视野要高于一般人。我们读他的讲述，只觉得整本书很吸引人，往往忘记了是他那种整体性的智慧把这些小事件统一起来，使这些小事件不至于变成一些零碎的小事。
当然，讲述这些故事的人，其本人的性格会在讲述之中不自觉的流露出来。我们可以看到，他脾气很硬，只要有不合理的压迫，他就反抗。他不怕死，为了反抗歧视与不平等，他参加地下革命组织。他富有激情，又看到前辈一个一个被拉出去枪毙，他就下定决心，这一辈子要循着他们的血迹继续走下去。为了完成革命目标，他又极有耐性。在参加党外的政治聚会时，他提前一小时到达，聚会结束后，他延后一小时离开，因此在饭店门口监视的国民党密探，从来没有想到他是参加聚会的一员。他的决心极其坚定，他的行动极其勇敢，但他做起事来又能够极其谨慎而隐密。他的这种人格特质是以质朴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你觉得有一种迷人的力量，但又不知道这种力量的主要来源。我经常跟他相处，听他谈过去的事，这种接触让我更容易理解他的人格。读者没有这种机会，但只要仔细阅读，也能体会他那种人格魅力。台湾著名的导演侯孝贤非常尊敬陈明忠先生，因为他也完全理解陈先生的为人，并为之折服。
简单一句话，这是一本深具文学价值的回忆录，而这本回忆录讲的却是一个革命者的一生，因此也就增加了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奇情异采。
2016年9月13日 匆匆草成
吕新雨：接续红色血脉 重建台湾叙述
吕新雨，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我想谈的是怎样接续红色血脉，在民族大义中重建台湾叙述?陈先生这本书对今天两岸关系来讲，更重要的意义就是重建台湾的历史叙述，是如何重新理解“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对于今天两岸年轻人来说，已经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理念，就是“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是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族群斗争的起源，这使得台湾问题被固化在“台独”和“独台”的政治困境中。陈先生这本书强有力地打破了这个叙述，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承前启后的历史见证者，让我们看到“二二八”事件实质是国民党腐败导致官民冲突，一代年轻人由此转向红色中国，对这一转向的严酷镇压才是白色恐怖的真正原因，而不是什么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族群斗争，这背后遮蔽的其实是台湾反帝反殖民的红色血脉，这一历史被国民党掩盖，被民进党曲解，才使得对族裔主义和分离主义的构建获得操作的空间。这个叙述的打破，对于我们今天重新讨论两岸关系来说，是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起点，没有这个起点，重建社会主义统一就是不可能的。
第二，就是怎么重新理解今天台湾当局推动的“转型正义”。蔡英文上台后推动的“转型正义”既是针对国民党合法性的釜底抽薪，也是为了抽掉大陆统战的基础，为其彻底的“台独”铺路。而所谓“转型正义”的核心正是“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真相，我们已经看到蔡英文开始通过任命台独派担任新的国史馆馆长，强占历史话语的解释权。国民党背后实质上是美—日霸权结构，因为陈先生的前半辈子是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第二次入狱其实是在美—日的霸权结构下，国民党是在美日的支持下才如此肆无忌惮，在七十年代还把陈先生投入狱中。按照陈先生的批判，“是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围堵中国，想要困死中国，二十年不承认中国;保护了被人民唾弃的政府，让它随意残杀支持新中国的人，还连累一大批无辜。是谁‘不义’，不是美国吗?同样地，美国扶植韩国的李承晚、越南的吴庭艳，让他们残杀韩国跟越南的左翼分子和民族主义者。……造成台湾将近四十年‘戒严’的元凶，不是美国吗?民进党为什么不去算美国的帐，不去跟美国要求‘转型正义’?”“就是因为五十年代的残杀，让台湾人民对国民党充满了怨恨，民进党才能借此出头。民进党难道不是踏在左派跟无辜者的血迹上前进的吗?民进党曾经对那些牺牲的台湾左派，表达过一点起码的敬意吗?民进党只听那个罪恶之源——美国的话，怎么还有脸跟别人讲‘正义’呢?”陈先生强调如果不检讨国民党背后的美日霸权结构，民进党所谓的“转型正义”就是虚假的，这是重新建立两岸历史叙述非常重要的起点。只要认同美日帝国主义霸权的世界格局，“转型正义”就是扬汤止沸，以族裔政治来取代和混淆民族解放和人民福祉的正义，以族裔政治掩盖阶级问题，这样的“转型”不可能转向新的和平，而只能是相反。
第三，就是社会主义信念如何坚持?除了身体力行，陈先生一辈子都在从理论上探讨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前途问题，不断地把自己的革命实践，特别是其曲折和失败，和理论结合对照探索，在这本书中，因为对理论的敏感和重视，他开辟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话题，今天都是值得重新讨论的，包括新民主主义的重新叙述，在台湾语境下和大陆语境下的不同。
最后一点，陈先生这本书是在世界史叙述和世界大势中重新建立台湾的位置和台湾的未来。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接续红色血脉，对世界的未来持有信心。如果不能在坚持反对美—日霸权这个世界史转换中来理解今天的台湾问题和中国大陆所处的历史位置，不结合这些来讨论的话，我们可能就对社会主义的统一抱很悲观的态度。“你流的血照亮着路，我们会继续向前走”，陈先生一代人已经交出了自己的历史答卷，未来的历史在我们手里，需要我们自己去决定，能不能继续向前走。
蓝博洲：“失败者”的战斗与胜利
蓝博洲，台湾苗栗客家人，小说家、报道文学作家，著有《幌马车之歌》《台共党人的悲歌》等。
很多重要的问题，包括陈老的历史贡献等，前面很多学者都谈了。我现在还能谈出什么心意呢?我想我就谈一点，李娜整理的这本陈明忠先生回忆录《无悔》，在两岸关系发展的这个历史阶段，它的意义在哪里?它有没有可能对对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乃至最终解决历史遗留的“台湾问题”做出新的贡献?
刚刚吕新雨提到“红色血脉”这样一个概念，我个人认为这是理解《无悔》的一个关键词。陈明忠先生的生命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重建台湾的“红色血脉”。
陈先生出生于日本殖民统治的 1927年，他出生以后，殖民地台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各种社会运动在 1931年全面瓦解，这是台湾史上的第一次白色恐怖。台湾光复以后，他和同时代的台湾青年，通过投入 1947年的“二·二八”武装战斗，以及事件后加入地下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队伍，才重新跟台湾左翼运动第一周期的人物与历史结合起来。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运动与队伍在 1950年代国际冷战结构的形势下又被全面灭绝。所以，那时的台湾，“红色血脉”可以说已经到了绝子绝孙的地步。两岸长期分断对峙。陈先生系狱十年。出狱后，在 70年代左翼思想一片荒寂的“反共堡垒”的土地上，陈老和少数幸存者支持年轻一代的陈映真等人创办《夏潮》杂志，重新挖掘了被湮灭的日据时期的台湾的历史与文学，颠覆主流的反共文艺政策，引领台湾的进步思潮，带动各种社会运动，并且通过乡土文学论战取得重大胜利，把台湾的文艺思潮导向关怀现实的道路。
按照道理，路应该这么走，如果这么走下去的话，今天的台湾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但路却不是这么走下去的。道路是曲折的。随着国际大气候与两岸关系发展牵动的岛内政局变化，夏潮后来的影响力也有一定的倒退。我个人基本上是在中学时候因为《夏潮》杂志的启蒙而有了素朴的社会主义倾向，可等我投入现实的社会实践时事情却不是这样了。也就是说，当我们开始向左转的时候全世界已经向右转了。
例如，1980年代，经过乡土文学论战洗礼之后的我们看到大陆的朦胧诗时，就觉得历史怎么会是这样呢?我们好不容易从朦胧走到现实，可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却是从现实走到朦胧。到了 1990年代，我们开始到大陆参加会议的时候，我们发现大陆学者讲的话我们几乎都听不下去，他们所讲的东西几乎都是我们早就扬弃的西方的理论和话语。举例来说，吕老师曾经让我陪他去找一个写台湾进步作家吕赫若传记的青年学者，想要说服他不要用西方的学术话语写，而要根据作家的历史脉络去写。谈到最后，这个青年学者才无可奈何地摊牌说，你们讲的这些我不是不懂，可我要照你们讲的这么写，人家会认为我没学问。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 1990年代的大陆的社会氛围。
同样地，1976年再度入狱的陈先生也要面对这个现实的困境。据他自己说，当他在牢里看到《中央日报》刊载的大陆的伤痕文学时冲击剧烈，起初他不相信，告诉自己说这是反共宣传，可到后来不得不相信时，他就痛苦地自我反问说难道我所追求的理想真的是这样吗?他于是在出狱后通过大量阅读与实地考察重新去认识思考这些问题，并且继续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可是，我们又看到几年来大陆刮起了所谓美化“民国”的热风，乃至于脱离现实地眛眛夸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我们也看到，在台湾早就被丢到历史垃圾桶的那些反共的现代派的脱离现实的文艺作品与人通通都在大陆变成了主流。而我们这些吃错了陈明忠先生那一辈人辛苦哺育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奶水，接续了现实主义文艺道路的人与作品在大陆反而是相对有问题的。
这当然是两岸关系发展的现实。可当这样的民国热发展到甚至歌功颂德蒋介石的历史作用时，我就完全没办法接受了。你说蒋介石对民族的贡献真是那么大吗?那么陈老他们那一代人的受害历史怎么说?即便陈老他们不计较个人的遭遇，我们还是要问，今天一小部分台湾人的“台独”意识是谁制造出来的?不是蒋介石吗?还有，1949年，蒋介石为了反攻大陆怎么用关东军搞“白团”。所以我认为早在败退台湾的蒋政权把陈明忠那一代人大量地关进牢里，把无以数计的爱国者押到马场町刑场枪决的 1950年，就决定了台湾社会的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以致道德沦丧伦理败坏而在今天全面爆发的恶果。关键就在这里。
如果就现实政治来说，1895年以来，被祖国弃置的台湾爱国志士追求有尊严地站起来作人的行动一路都是失败、失败、失败……。所以台湾的爱国主义历史虽然是“光荣的”却未曾有过辉煌的胜利。陈先生的生命也是这段大历史的其中一小节，他每干一件事就坐牢，基本上没有一件事是成功的，可以说是个“失败者”。所以从这点来看，我跟陈老开玩笑说，吕(正惠)老师把书名起为《无悔》，意思很贴切，因为就我们这个“红色血脉”整体历史来讲，我们不能说我们有光荣的什么什么胜利，我们只能说我们走到现在还是“无悔”。“无悔”，是一个现实“失败者”对待人生的态度。因此《无悔》是一本“失败者”史观的回忆录，它讲的是一个“失败者”的历史。但是这个“失败者”每一次仆倒之后都挺过来，站起来，继续前进。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陈先生及其同一代人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失败者”。
我知道，大陆的年轻人因为对现实的不满而喜欢阅读另一种“失败者”史观的历史书写，比如龙应台的《大江大海 1949》，也是“失败者”的史观，可是它完全没有站在超越国共内战的历史高度去看国民党的失败，到今天，这个“失败者”史观还是每有跳脱反共的冷战思维与论述。如果这样纠缠的话，那么中国人的未来怎么办?台湾民众的未来怎么办?所以恰恰因为有类如《大江大海1949》这种“失败者”史观，“台独”史观的论述才逐渐变成台湾的主流，因为反共的本质是一样的，“独台”只能为“台独”开路。
那么，大陆的年轻人会怎么看待陈明忠先生这一本书所反映的台湾的“失败者”的历史呢?曾经有一个大陆的年轻学者问过我，为什么他看我所写的这些台湾历史，听我讲这些台湾人物的故事，都会感动，可是这种人大陆更多啊，他们就是反感。我说我充分理解，因为 1949年革命成功了，大陆的这些历史人物已经抽象化了，是英雄，但不是通俗意义上的英雄，而像陈先生这样的台湾先行者虽是“失败者”，却是走在地上的，有血有肉的人;他有被侮辱的经验，更有站起来的渴望与对理想的追求，所以可以感动年轻人。因此我希望陈老这本书，能起到两岸关系发展新阶段的一个新的“反攻号角”的第一声的作用，影响更多的大陆青年，从而“出口转内销”，影响台湾青年的历史认识。如果大陆青年没有错误的台湾认识，那么，“台独”或“独台”的那些论述基本上是改变不了两岸历史的既定进程的。这就是我对《无悔》的期望。
郭春林：厘清历史，用知识和文化争夺未来——陈明忠先生《无悔》的启示
郭春林，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
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以没有悬念的结果，宣告了国民党这一轮政治博弈的失败。虽然，蔡英文上台百多天后就遭遇了台湾政党选举制度实施以来最早陷入社会抗议最多的尴尬和困顿，但这并不表明民进党会放弃其台独主张，也并不意味着台独意识形态在岛内影响力就会因此下降。在地缘政治日益复杂化的今天，在发展主义仍然作为主导性的治理理念的语境下，毋宁说，蔡英文遭遇的主要仍然是经济和社会保障政策实施中的阻力。如果民进党的与去中国化—台独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经济政策获得成功，统一进程受阻似乎也是必然，而其经济政策未始就没有成功的可能;对大陆来说，如果幻想着仅仅依靠经济手段就能够实现统一大业，恐怕也只是一厢情愿。统一大业既不是发展主义的经济手段能够实现，也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国家目标，而是事关历史和政治、知识和文化的整体性事业。
据说，蔡英文成功当选与国民党马英九执政时期没有及时修改中小学历史课纲有关。马英九当局基本继承了之前突出台湾本土主体性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而本轮竞选，接受了这一“去中国化”的历史教育的年轻人成为“首投族”。虽然不能说这是决定性的因素，但这一定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正如论者已经正确指出的：“历史教育是形塑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任何一个国家在形塑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时，历史教育与历史教科书所扮演的角色，都是无可取代的。”1而 1990年代以来，台湾以历史教科书为主所进行的、以“培育”本土主体性为目的的历史教育正与台独意识形态互为表里。在这个意义上说，厘清历史，还原历史真相的历史教育就非常重要，而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及其传播是与之相关的事项。
我以为陈明忠先生的回忆录《无悔》就是承担着这样使命的著作，虽然它尚未进入历史教科书(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显然还有一段时期)，而只是作为社会教育的一部分而存在;虽然它不是整体性的历史著作，只是个人历史经验的回忆和记录，然而，由于陈先生的特殊经历是嵌入在近现代台湾、乃至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脉络中的，是属于这个复杂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因而，它也就绝不只是他个人的经验记录，而具有了更为广大和深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使命，更不必说，在十九世纪以来世界历史展开的过程中，即使是一介草民，多半也难以摆脱时代的影响。2
陈明忠先生的特殊经历，简单说，就是该书封套上的话：“一个日据时期的‘台湾日本人’怎样变成一个中国人;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如何成为社会主义者;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为何是坚定的两岸统一派”。当“日据”在 1997年以来岛内的历史教科书上被刻意地改为“日治”，当一部充满压迫、掠夺的殖民史被“改造”为无差别，甚至是为殖民地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现代化史，当反抗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历史被叙述成外省人对本省人的压迫时，历史这个可怜的小姑娘已经被他们任意删改、肆意糟蹋、恶意肢解为鲜血淋漓的碎片，他们就用这些碎片遮掩着卑劣而丑恶的嘴脸。然而，历史绝不会永远沉默，被掩盖的真相就如同顽强的野草，总有一天会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已故林书扬先生在 1980年代末组织集体力量，用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百万余字的日文版《警察沿革志》翻译工作，他在回答访谈时就明确说到：“这是一部站在殖民者的立场所整理出来的殖民地反抗史，我们要如何正确认识殖民地反抗运动?这一定要有基本的史观、社会观、也就是说一定要有价值观，这样的反抗到底对不对?是不是盲动?日本人是否替台湾社会奠定现代化?所谓‘帝国主义有功论’的价值观又何在?” 3陈明忠先生的回忆录正是从殖民地反抗史的角度有力地回答了林书扬先生提出的问题。
陈明忠先生迄今八十多年的人生路，被高度浓缩为上述那三句话，但人生是一分钟、一小时、一天、一月，一年年过来的。当我们知道陈先生有二十一年有余的铁窗生涯时 4，当我们看到他虽然并没有过多地描述其遭遇的刑求，而我们也能在字里行间想象其被残酷迫害的情形时，当我们读到将近 60岁的他在保外就医期间冒着三进监狱的危险，仍然坚持政治斗争，联络同志，参加游行，组织抗议，筹建组织……的时候，我们除了敬佩，就是不得不面对这个在“告别革命”的时代里已经令人难以理解的问题：是什么力量驱使陈先生经受住酷刑的折磨，仍然不改信仰?是什么力量让陈先生在严酷的现实磨难面前不屈服，不背叛，不舍弃最初的信念?陈先生告诉我们，就是那一种强大的精神力使他顽强地战胜了一切：“……精神力的支持是最重要的，只要精神没有崩溃，肉体上的痛苦是可以忍受得住的。而且，只要认为‘我不过是生错了时代，才会遭遇到这样的痛苦，但我并没有走错路’，精神就不会崩溃了。”5
无论是信仰，还是信念，对陈明忠先生来说，也像无数的革命者一样，最初都来自被压迫的遭遇，而陈先生最初所遭遇的压迫就是他作为一个殖民地的“台湾日本人”被侮辱的切肤之痛：“台湾人民在日本的统治下，没有任何尊严可言，这才是真正的‘台湾人的悲情’。我因此知道自己是‘清国奴’，是中国人，才开始起来反抗，我的一生从此就改变了。” 6确实，从在高雄中学被侮辱，并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而也正因为是中国人才会被侮辱，到他“突然体会到，我家佃农对我的态度，和‘三脚仔’对日本人的态度没什么不同!换个立场看，在佃农的眼里，父亲和我不就等同于日本人吗!……原来我从小就扮演了压迫者和歧视者的角色。” 7后者的体会在陈先生思想观念的形成过程中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是一个升华，它意味着这不仅仅是道德境界的极大提高，完成了从被压迫者的感受到对自己作为压迫者的反省和自我批判，也是认识上的巨大进步，甚至是一个飞跃，从对民族压迫的切身感受出发的反抗，到对阶级压迫的体认，最重要的是，这两者是同一结构在国家 /民族与国家 /民族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的体现，并且，两者之间存在着逻辑的关联，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必然内在地表现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同样，反过来，一个国家内部存在着阶级压迫，则对外也必然地表现为殖民与被殖民、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可以说，这是台湾共产党人普遍的情感和思想历程。林书扬先生有一个更为简练的概念化表达，他说，“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他“在三十四年七个月的长期狱囚生活中唯一的内部支持力量。” 8陈映真也是如此。也正是因为这一思想脉络，后来的年轻人才能从他们身上和文字中感受到力量，把握到精神，并以此滋养自己的思想和精神。赵刚先生在《“不合时宜”的陈映真文学》一文中就坦言自己的思想变化，因为陈映真，他才开始了“从一个完全信服普世主义的方法与价值的美式社会科学的青年学徒，到一个重新企图从自身与区域的历史找寻思想出路的‘初老’学习者，企图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东亚，乃至重新认识世界”9的转型，即使这一转型是充满挑战性，甚至是危险的。
在我看来，这是解决今天在港台地区不断出现的吁求独立的社会运动的一条有效路径。民族主义当然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在西方现代性展开的过程中，它也确实制造了很多民族灾难，而在现实中，民族主义也常常被挤压，并可能反弹为更狭隘的国家主义;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就应该将它视为一个本质主义的概念而舍弃掉，在广大的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民族主义是最有效的动员力量，在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民族主义也是对抗西方封锁、发扬自力更生精神的有力武器，即使在现实中，在国家尚未消灭的今天，在对抗美帝国主义及西方世界全球化的过程中，第三世界国家也仍然是一支强大的反抗力量。有意味的是，今天，无论是大陆，还是香港和台湾，都有不少人一听到民族主义就无比紧张，他们不是将矛头主要指向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主义的掠夺、压迫，而是急急忙忙地挞伐民族主义，将国家视为本质之恶，甚至是一个原罪，恶之渊薮。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因素，无论是根本不愿意写回忆录的林书扬，还是只做了口述回忆录的陈明忠先生，他们都没有过多地描述自己曾经的苦难，而是更多地从历史经验出发来分析现实，回应现实的问题。台湾有学者已经指出，仅仅有苦难叙述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去追问：1、他们经受了怎样的苦难;2、他们为什么经受苦难? 3、他们为什么能经受苦难? 4、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与现实构成了怎样的关系?“对于希望透过口述资料认识历史的当前社会与读者而言，逮捕、审讯、刑求、入狱等等苦难的描述与记录，确实有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很多时候，正是透过逼视此般真实苦难所产生的不愉悦感，才有机会让观者更深刻地认识到白色恐怖苦难的真实性与暴力本质。然而，若仅仅只有‘个人苦难’的描述，缺乏对‘生产苦难’的体制与历史的问题意识提醒着，那么风险将很有可能是：本来期望还原历史真相的口述史工作，却因抽空了历史经纬而仿佛剩下个人的苦难史，如此一来反而让我们陷入一种国家暴力‘没来由的恶’的陷阱之中。”10陈明忠先生回忆录的录音整理者李娜博士就正确地指出，“他(引按：指陈明忠)的回忆，不是八十岁老人的悠然抒怀，而依然是面对现实的斗争。”11在我看来，这个斗争不仅仅是在历史知识的场域内，也是，并且也必须是在现实政治和文化的领域中展开。
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而言，必须承认，无论是台湾的古代史，还是现代史，我的知识准备都是严重不足的。然而，虽然阅读并无知识上的阻碍，但如果没有一定的积累，对回忆录中的一些看似细节，实质关系重大的知识点就可能视而不见。譬如，如果不是吕新雨和罗岗两位述及，我就未曾注意到陈先生提及的“白团” 12，继而查百度百科，始知 1950年代国民党治下的台湾岛内的白色恐怖恐怖到怎样的程度，又荒唐到怎样的程度。而整个 50年代，国民党“总共抓了十四到十五万人，枪毙了一万多人，冤枉的人实在太多了 13。其恐怖程度足以当得“骇人听闻”这四个字。
而这些史料大多数是在 1980年代以后才逐渐成为有识之士和有志之士关注的对象，在林书扬、陈映真、陈明忠等老一辈亲历者的回忆和研究，蓝博洲、赵刚等年轻一代的搜罗、查访和深入的解读、研究，以及近年来更年轻一辈的努力参与下，至今虽有二十余年的积累。可是台湾当局，无论是国民党当局，还是马英九当局，都没有，也不可能将这些已有的历史研究成果纳入学校的历史教育框架，包括在史料基础上进行的深入分析，这些分析既有某一学科内部的，也有不少跨学科的分析，同样没有融入学校教育的知识系统中。相反，一面是民进党大肆宣扬台湾本土的主体性，以颠倒黑白、移花接木的方式别有用心地将“二二八事件”叙述成台湾的悲情;而国民党对此多采取半推半就的姿态，为遮掩其曾经的残暴，将“二二八事件”解释为台独的发源，故意忽视，甚至完全无视在美国强迫下，站在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利益上进行的不彻底、不公平的土地改革在台独力量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更有甚者，竟然也加入到美化日本殖民者的队伍中去，与台独分子同流合污 14。究其根本性的问题，正是上引陈明忠先生说到的“史观”、“价值观”的问题。汪晖在为蓝博洲《台共党人的悲歌》所写的序言中说：“将台湾建构为‘中国的他者’的客观力量与其说是台湾岛内的政治运动，毋宁说是两个形态不同的统治秩序，即‘二战’结束前的日本殖民主义统治和‘二战’结束后，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形成的美国主导下的内战冷战体制。” 15陈映真称这一体制为“双战体制”。双战体制是理解台湾现代史唯一正确的切入点和基本框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的具体表现。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属于历史的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体。陈明忠先生的回忆录也颇为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李娜说，陈明忠先生的回忆录，以其“亲历带出了‘人民’的视角：从日据时代的抵抗，到‘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是台湾人民反抗奴役、专制与腐败的连续历史。” 16在主流的历史叙述中，人民被边缘化，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对压迫阶级统治阶级的反抗被遮盖、被颠倒、被置换，在现实的生活世界里，人民被愚弄、被鱼肉，然而，人民就是人民，即使被愚弄、被鱼肉，再怎么卑贱，他们仍然是历史的创造者;精英就是精英，即使他们再高尚，也仍然是统治者、压迫者，甚至剥削者。
人民需要接受好的、正确的教育，尤其是被操弄、被宰制的人民。历史教育就是知识教育的重要方面。问题是谁是正当而又正确的教育者?葛兰西说国家就是一个教育者，但毫无疑问，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是好的教育者，这与国家的主权者是谁直接相关，只有人民成为主权者的国家才是真正正当的，也才能真正行使好的、正确的教育。如果不是，人民有权罢免之，由人民自己担当教育者。在这个意义上，陈明忠就是以人民的身份行使着人民教育者的使命。
今天，在高度发达的文化工业强大的生产线上，在资本化的传播媒介中，大量渗透着自由主义和台独意识形态的文化商品占领了主流文化的阵地，在先进的传播技术的助力下，深刻地形塑着当代台湾青年人的思想观念，并更加迅猛地再生产着更年轻一代的文化和政治的身份认同，这一现象被台湾学者命名为“天然独”，发生在 2014年春天的太阳花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一政治力量想要登上历史舞台的表征。难怪吕正惠先生要说：“……要在台湾站稳中国立场是非常艰困的。”实际上，对台湾的左统派来说，不惟他们自身的处境艰困，他们作为教育者的身份也遭遇了巨大的挑战。阵地战的战幕已经拉开，看看最近岛内的各种纷争就可以明了。鹿死谁手，虽不能预言，但必须相信人民的力量。
也就是说，在今天，统一的问题已经不只是国家和政党为两岸的统一设计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就可以完成的事情，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事业。这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必须使全体人民感觉到这个事业就是我们自己的事业，衷心认同统一并不仅仅是领土完整，主权独立，而是事关社会主义大业的政治问题。
就台湾的政治生态而言，国民党与民进党两大政党，虽然在统独的意识形态上是根本对立的，但在与美国的关系上则是完全一致的，而这也就意味着，并非只要祛除了美国化，只要摆脱了美国的控制，甚至更激烈地表达为反美，就有了统一的可能。地缘政治在统独问题上只是其中的一个结扣，更为关键的仍然是美台关系中的冷战意识形态，即使在后冷战时代，反共仍然是决定性的因素。中美关系在今天似冷实热的情势，一方面取决于大陆的现代化道路的抉择，也取决于社会主义观念能否成为统一的社会动员的政治理念。
既然统一是全体人民的事业，就意味着它不只是台湾人民的事业，也是大陆人民的事业，是香港和澳门人民的事业。但就我自己作为一个大陆人的感受而言，当我看到吕正惠先生在《战后台湾文学经验》一书的序言中一再不安地述及他的文字“所具有的明显的时间、空间因素(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的台湾)是否能引发大陆读者的兴趣” 17时，我感受到一种更为强烈地不安。也许吕先生的不安是他自谦的表达方式，但在我看来，这恰恰也正是大陆人普遍的状况，它既是一种知识状况，也是一种心理状态。认真地检讨一下，在当代大陆的知识教育，因而在当代大陆人的知识系统中，有多少是关于台湾的呢?譬如大陆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台湾文学占比多少?我们有港台文学研究的机构和研究生教育的专业方向，可是在整体性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台湾、香港以及澳门，或者只有极小的篇幅，更多的是付之阙如，而那极小的篇幅还可能是错误的历史叙述。我相信在其他的领域情形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严厉一点说，在大陆的知识教育和研究机构中，以独立的形式，看似赋予了台湾更重要的位置，实质却是使关于台湾的知识成为一个更为专门性的部分而存在，从而形成为一个无比弔诡的现象：台湾不在中国之内。如果这样的知识状况不加改变，人民在统一事业中的作用将受到极大的影响，最终影响统一大业。
与这一知识状况紧密相关的是心理状态。在我不多的与台湾同胞开会和吃饭的场合，我就不止一次地听到他们含笑的批评，你们在说中国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包括台湾。这绝对不是一般意义上政治正确的批评，在我看来它表征了一个不能被表述出来的无意识。而要克服这一无意识，就需要拥有陈明忠先生在看到自家佃农对他的恭顺后能够联想到日本殖民者对他的压迫，想到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其实是同构的、重叠的。我想说的是，我们如果不能理解台湾人民感受到的“亚细亚的孤儿 18的痛苦，不能深刻地体会台湾同胞在说出“百年离乱”四个字时内心的悲怆，我们也就无法真正理解陈明忠先生不改、不悔初衷的境界。而在我看来，这与道德无关，而是价值观的问题，是意义的问题，因而也是文化的问题。对陈明忠先生来说，他的价值观，用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台词说，是，“理想通过我得以实现”，而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用陈先生自己的话说：“人类追求理想的过程当然是很漫长的，不可能在你活着的时候就看到你追求的目标已经达到。每一个人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尽自己的心力去做，就可以了。……不可以寄望于革命马上成功，或者革命过程永远不会出差错，如果这样想，就会否定历史上所有革命的价值。 ”19我以为，陈先生的理想就是林书扬先生说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
2016年 9月 14日于沪上罗店镇
注释：
1_李理《“去中国化”的台湾中学历史教科书编篡》，《台湾研究集刊》，2008年第 2期，第 26页。
2_《无悔——陈明忠回忆录》最初由台湾人间出版社出版于 2014年，而其最初的动议则始于1990年代台湾统派的年轻人“希望五十年代的老政治犯(我们习称‘老同学’)写回忆录”，但据吕正惠先生说，真正的动力则是在 2008年，吕正惠先生受时任《思想》主编钱永祥委托，与陈宜中一起访问了陈明忠先生，访谈稿《一个台湾人的左统之路》发表后“被大陆很多网站转载，大陆读者反映说，他们对台湾历史增加了另一种理解”，陈明忠先生才答应做口述回忆录。(参看《无悔》“序”)大陆简体字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于 2016年 4月，李娜整理编辑，吕正惠校订。
3_林书扬《林书扬文集》，卷一之《台湾人民反抗运动的价值与特性》，第 150-151页，台湾人间出版社 2012年初版。
4_陈明忠先生第一次入狱是 1950年夏，出狱是 1960年 7月;第二次入狱是 1976年 7月，1987年 3月以保外就医离开国民党监狱。
5_《无悔》，第 176页。
6_《无悔》，第 234页。
7_《无悔》，第 46页。
9_参看赵刚《“不合时宜”的陈映真文学》：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NjU5NjY wNQ==&mid=2650718650&idx=1&sn=7cdf71d5abb27641fa4d9795b519ab44&scene=1&srcid= 0908z1XA89mqwIjJLv48osSa#wechat_redirect
10_陈柏谦《挖掘、拼凑历史过程中遗忘“历史”的陷阱——一个“白色恐怖”口述史入门工作者的自我意义探求》，《台湾社会研究》，第 103期，第 193页，2016.06。
11_《无悔》，第 290页。
12_《无悔》，第 96页。参看百度百科：“白团于 1954年向蒋介石提出秘件《反攻大陆初期作战大纲之方案》，在 1958年的八二三炮战中，白团将领也亲赴前线;白团后于 1968年撤出台湾，1969年 2月 1日于东京解散，不少成员复入日本自卫队，将对中共作战经验带回日本。”http://baike.baidu.com/link?url=bb13f3sELzVaZUP9KSRnBeTO_5JgEN8GE5TQQbTwRBm_wgcj5q-oA1xC7MwMjhpoNduXHDv-jb0sIpKCJQc5a#2。2016年 9月 13日。据罗岗和吕新雨介绍，台湾已经出版相关的研究著作。
13_《无悔》，第 113页。而据吕正惠先生，“国民党在五十年代初雷厉风行地肃清岛内倾向或同情共产党革命的人。根据今人的统计，因此而被整肃的人高达十四余万，包括至少三四万人被处死(当时台湾人口约六百余万)。”参看吕正惠《战后台湾文学经验》，第 1页，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2010年。
14_2009年，马英九就以“国民党党主席”和“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和曾经的保钓分子，竟然步陈水扁后尘，参加“追思”日本殖民者的活动。参看郑鸿生著《寻找大范男孩》“郑鸿生作品”前言，第 14页，北京三联书店 2013年第一版。
15_汪晖《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蓝博洲《台共党人的悲歌》“序言”，第 12页，中信出版社 2014年第一版。
16_《无悔》，第 297页。
17_吕正惠《战后台湾文学经验》“序言”，第 1页。
18_“百年离乱”是郑鸿生先生著作的题名，参看《百年离乱——两岸断裂历史中的一些摸索》，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社，2006年初版。
19_《无悔》，第 282页。
倪 伟：因为内心光明所以无悔
* 倪伟，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威廉·津瑟(William Zinsser)说：“回忆录不是对某人一生的总结，而是朝向其生命的一扇窗户。”我们或许可以进一步说，一部出色的回忆录不仅是朝向个人的生命同时也是朝向历史和真理的一扇窗户。陈明忠先生的回忆录《无悔》就是这样一部回忆录。作为一部口述回忆录，《无悔》也许少了些许自撰回忆录那种沉思的品格，却更鲜明地凸显了陈明忠先生的思想发展轨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是什么力量在激励着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最为艰险的人生道路，虽历尽磨难却无怨无悔，不改初心。
和很多经历了日据时代的台湾知识分子一样，民族意识构成了陈明忠先生思想的原点。他出生于高雄的一个富裕地主家庭，父亲从小接受的是日式教育，在殖民政府里当公务员，是个标准的顺民，从来不批评日本人。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加上从小学开始就被灌输了台湾人也是日本人的想法，他一直以为自己就是日本人，尽管平时说的是闽南话。等到进入高雄中学读书后，被日本同学骂为“清国奴”，甚至连跟日本学生打架都不许赢，他才突然明白自己不是日本人，而是被日本人歧视和羞辱的中国人。那时候很多台湾本地人都曾有过这种屈辱的经历，其中有些人便因此参加了民族抵抗运动。但是民族意识的觉醒并没有让他变成一个单纯的民族主义者，而是很快成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信仰者，这一思想飞跃是怎么得以完成的呢?陈明忠先生提到两个原因，一是他对阶级压迫的异乎常人的敏感。他们家的佃农在他面前表现得那般恭顺卑屈，这让他敏锐地意识到阶级身份的差异及压迫和台湾人与日本人之间的民族身份差异及压迫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本能地憎恨一切压迫和歧视，于是萌生了朴素的社会主义意识。第二个原因是他阅读了来自日本的许多左翼书籍，从而获得了一种新的思想视野。但此时他还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过是一个思想左倾的青年罢了，要等到他加入地下组织、经历了诸般考验，特别是在长期的监禁生涯中经过不断地学习、思考，才算最终确立了对于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
在台湾光复后的头几年里，青年学生思想上普遍比较左倾。张光直先生在《番薯人的故事》里曾追忆自己当年的历险，他与共产党组织并没有什么联系，只因平时多读了些左翼书籍，思想偏左，便被牵扯进四六事件，坐了一年牢，若非找人疏通关节，更不知要囚禁到何时。甚至连李登辉在当时也是个左翼青年，曾秘密加入台湾共产党。当时青年人普遍的思想取向由此可见。但之后随着国民党搞白色恐怖，左翼青年被大批逮捕或杀害，进步力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幸存者中改变思想的不在少数，有些人则走向了台独。陈明忠先生却是个异数，前后两次监禁，长达二十余年，身心都遭到极大摧残，但这丝毫没有销蚀他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反而变得愈加坚定。何以会如此?这或许是因为他接受社会主义是基于朴素而真诚的信念，是源于内心的良知，而决非如哗众取宠之辈中无所守，只知追骛思想风尚，以为炫耀或借以牟利。他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和接受，有一点是至关重要也是他始终坚守的，那就是对一切压迫和奴役的憎恨和反抗，不管是民族的、种族的、族群的压迫，还是阶级的、阶层的、性别的压迫，都是他所痛恨并立意去反抗的。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拥有自由发展的权利，这是他最根本的信念。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如此吸引他?就因为它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制度实践，是以保障每个人的平等与自由发展权利为最终目标的。
因为有着这种执念，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不免带着些许乌托邦色彩。在《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本书里，他比较充分地阐述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及历史实践的思考。他站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拒绝将苏联、中国以及其他“既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称之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他看来，这些国家尚缺乏为了实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和文明条件，因此充其量只能说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社会革命”。他援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观点，强调“只有在全人类的生产力发展到某一个阶段，人类才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而现在的世界显然还没有达到这一生产力水平，因此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理想目标在短时间内还不能实现。他甚至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永远要朝这个方向努力的目标，我们在自己的一生内努力尽到自己的责任，就可以感到心安;如果想要‘及身’看到社会主义的实现，我觉得那是一种不着边际的幻想”。既然认为社会主义在目前阶段还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他因而就能较为宽容地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首先要发展生产力，为将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准备条件。为此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技术管理和文化条件，是必要的;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允许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也都是合理的。所以他肯定邓小平的改弦更张是挽救了中国，使得中国能够继续向前发展。这些看法本身极具争辩性，不仅在理论的层面上而且在历史的层面上，都还存在许多有待澄清的疑点。但不管怎样，这些思考本身却是值得尊敬的，它们都源自于一种真诚的信念和不懈的思索。
从陈明忠先生那里我们有时也会感受到一股“失败”的气息，他自己就常常说对这一生还算满意，特别是看到中国在国际上实力越来越强，以前的那种民族屈辱感都可以洗刷干净了。这种言论不免让人感到疑惑，难道他竟变成了一个单纯的民族主义者?当然不是。中国的强大是让他看到了一种希望，看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看到了在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向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可能性。如果中国为了追求强大而走上西方那种霸道的、侵略成性的资本主义道路，那他绝对是要拼死反对的。然而在这里令人困扰的问题是对资本主义的借鉴和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者的分界线究竟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何以不至于堕落为初级阶段的资本主义?如果说资本主义是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不可跨越的阶段，那么哪些力量会促成这种转变又会以什么形式来实现这种转变?这些恐怕都不是纯理论的问题，而是与我们对于当下现实的认识和判断紧密联系在一起。陈明忠先生似乎无意过多纠结于这些复杂问题，他执着地相信前途终究是光明的，不仅两岸的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而且社会主义克服资本主义获得最终胜利也是历史的必然。这份自信，这种光明的心境，或许才是他们那代人身上最可宝贵的东西吧，也正是因为内心有这份光明，他们才能历经磨难而百折不挠，信念坚定如初。
作为历史大波中的弄潮儿，陈明忠先生一生的轨迹与历次社会运动若合符节，他的回忆录自然也是一份难得的历史证词，尤其是其中关于“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叙述，有着亲历者所特有的真切感，也包含着冷峻深刻的反思。众所周知，“二·二八”事件已然被神话化，成为建构台独意识形态的最主要的情感材料。勒南认为构成民族基础的是全体人民共有的光荣与悲伤，其中悲伤这种情感尤为重要。“二·二八”事件即被台独意识形态渲染为一种民族悲伤记忆，并在此基础上打造想象的台湾命运共同体。关于“二·二八”事件的历史材料和相关研究非常多，它们足以证明这一事件决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族群纠纷问题，而是各种历史力量彼此纠结冲突的结果，最终以本岛人和外省人之间的冲突为其表现形式。在经过日本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后，台湾社会的现代化程度的确要高于祖国大陆，无论是经济状况还是社会治理能力乃至民众的知识和观念水平，台湾都要稍胜一筹。很多人都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当看到接收台湾的国军第七十军那副衣衫褴褛、军容不整、纪律败坏的模样时所感到的巨大失落，从这样的军队身上哪里能看到所谓世界四强的半点影子?这么一个带着浓厚封建性的政权来接管台湾，不仅无力解决战后岛内的动荡无序状态，反而通过统制经济和专卖局等机构来肆意掠夺民众的财富，官员又贪腐成性，此时台湾民众所感到的就不只是失望，而是无法抑制的愤怒和憎恶了。所以，“二·二八”事件表面上虽然带有强烈的排外色彩，但根本上则是对一个反动政权及其腐败制度的反抗和拒绝。陈明忠先生说自己经历了“二·二八”事件的洗礼，才在思想上认识到必须以革命行动来根除老中国的一切旧习气，推翻反动政权，建立新中国，中国才有希望，台湾也才有希望。只可惜在当时能有这种思想认识的人实在太少，很多人都盲目地仇恨外省人，以此来发泄对现状的不满。而那些在战争期间在日军中服役并驻扎岛外的台籍老兵，反应尤其激烈。在日军投降时，他们曾被当作日本战俘遭到羞辱，遣返回台后又失去了工作机会，巨大的失落使他们成为“二·二八”事件中最具暴力倾向的活跃分子。很多人甚至忘记了日本殖民者曾给他们带来的屈辱感，而戏剧性地转向了对“皇民”身份的认同。台中“二七”部队的钟逸人在其回忆录《辛酸六十年》里自述：在 3月 1日深夜，他先跑回家，从旧衣堆里找出多年未穿的日本学生制服，然后跑到台中农学院，用标准的“江户腔调”向学生演讲，而学生们也用日语激动地喊口号;在台中一中，他更是按照战前在日本陆军服役时的规矩，命令学生到外面集合，听从口令，行军礼。戴国辉先生也在《爱憎二二八》一书里写到他在“二 ·二八”事件中的亲身经历，有些本岛的青壮年穿着日本的“国民服”与军装，足蹬日本木屐或军靴，头上绑着白布巾，嘴里唱着日本军歌，见到外省人打扮的，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殴打，连小孩都不放过。而戴先生身为本岛客家人，也因为闽南话不灵光，而被迫唱日本国歌以证明其本岛人身份。如此疯狂的举动就很难用反抗外来腐败政权来解释得通了。
戴国辉先生认为，之所以在“二·二八”事件中出现如此非理性的疯狂举动，是因为台湾人在光复之时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主体性”，缺乏独立自主地思考“台湾向何处去”这类根本性问题的能力。台湾的“解放”不是通过自身的抵抗运动而实现的，而是因日本战败而捡来的，因此不能像朝鲜那样拥有整合的主体性。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台湾迎接光复时，很多人的确对祖国大陆缺乏认识，他们被中国作为战胜国四强的虚假表象所迷惑，抱着不切实际的美好想象，等到真正见识了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又因为过度的失望而陷入愤激，竟将祖国大陆与反动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完全等同，进而产生盲目的仇外和排外情绪。“二·二八”事件中那些穿着日本制服、挥舞日本军刀、唱着日本军歌的台湾人，难道真的是认同“皇民”的身份吗?那倒未必，只能说这是在徙倚无主的状态下的一种表演，以表示对国民党接管政权的抵抗吧。对于贫弱落后的祖国大陆，不少台湾人除了失望，心底里恐怕也有点瞧不起，这导致了他们对于形势的误判。参与武装暴动的本岛人，有很多人竟然天真到认为国军不堪一击，因而可以很快将国民党政权驱逐出岛。这种心态隐藏着一种固化的认知，即因为自以为现代化程度高，就看不起比自己更落后的，对自身和对方都不能有准确清晰的认识，因为误解而酿成悲剧，自然也就难免。这难道只是殖民统治造成的恶果吗?恐怕未必。事实上这也是包括大陆在内的全体国人都有的一种顽固的劣根性，也就是戴国辉先生所说的主体性匮乏。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他者的认识和判断，都只依凭某种外在的标准，而现代化程度或是所谓的文明程度，就是最常见的判断标准。以这样的标准去认识自己和他者，都只能看到浮泛的表象，而不能突入到内在的精神层面，由此形成的对于一个社会、一种文化、一个民族的认识必定是扭曲的。从精神性的角度说，主体性匮乏就是鲁迅所说的奴才性，在凶兽面前是羊，在羊面前是凶兽。
主体性的匮缺决非光复后的台湾人所独有的症状，作为接收者降临的外省人包括其中很多的半山人，不也有着同样的精神症状吗?张光直先生回忆说，当时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他总觉得外省人是把本省人看作日本人，而对他们有一种征服者的优越感。这种感觉大概是真实的吧。作为征服者的虚妄意识当然也是主体性匮缺的表征，他们不能同情地理解台湾人过去的苦难和现在的愿望，而是冷漠地封闭在自己的意识和认知中。这就造成了外省人和本岛人之间深刻的隔膜。因为隔膜而造成误解，又因为误解而彼此伤害，进而滋长出仇恨。所谓省籍问题或族群问题不就是这么造成的吗?在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人和人之间的隔膜其实所在皆是，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不同的职业乃至不同的性别，彼此间都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隔膜。换言之，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必定会制造社会群体之间的巨大对立，激化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酿成相斫相杀的戾气。因此，要从根本上消除因隔膜而造成的误解乃至仇恨，只能诉诸于社会革命，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更合理也合乎人性的社会制度。这不就是陈明忠先生在经历“二·二八”事件后所获得的启示吗?正是基于这种思想认识，他才积极地参加地下组织，投身于革命活动。虽然他一生坎坷，理想目标似乎最终也并没有实现，但他一生的思想追求和斗争实践却昭示了一个真理：只有怀抱着对于更美好社会的热烈向往，忠于理想，敢于斗争并勇于牺牲，才能摆脱各种狭隘短视的偏见的束缚，获得独立健全理智的主体性，最终成就一种伟大的人格。
如何才能超越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化的偏见，达成不同群体之间的彼此理解和包容，这是当前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在两岸关系日趋紧张，两岸人民之间的误解和隔膜也逐日加深的现在，最迫切的不正是需要我们去深刻反思自身主体性的根基所在吗?是什么支配着我们对自身和对方的认识和判断?其中是否存在着危险的误认?如果没有这种深刻的自我反省，而只是简单粗暴地把民族性或族群性甚或政治意识形态之类的东西视为主体性的根源，那么就必定会加深彼此间的隔膜和误解，进而引发歇斯底里般的疯狂的仇恨。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在超越性理想的引领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并通过持续不断的积极行动形成思想与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不断地自我调整和纠错，这样才能避免陷入某种意识形态化的执念和迷狂之中。这或许正是陈明忠先生的这部回忆录给予我们的最深刻也是最切实的启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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