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知识分子阶层。
另一个将毛泽东视为一代开国封建帝王的阶层是广大的知识分子。如果按照当时的左派和右派来划分的话，知识分子严格意义上来说，就都是既不属于左派，也不属于右派的。因为左派和右派都是政治意义含量极高的词语，几乎是标榜了一个人所持有的鲜明的政治立场。但显然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没有体现出我们从政治家身上可以看出的那种立场的，因为政治立场从表面上看起来都是极端的，因为它是制度性深刻的。一个人要想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除了不是浅显的阿谀奉承外，都必须对相关的政治理论和制度路线提出自己的认识和见解，但显然知识分子是不做这种认识和见解的。知识分子一部分充当的是文化界的精英和相关领域的从业者，其余的则基本都是以知识为要素和工具的社会生产者。
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向来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尽管不能够长期存在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但还是流传下来了百花齐放的繁杂学派，知识上源流不同，但目的只有一个：努力成为帝王谋。所有的读书人都希望能够为维护封建制度大厦的长期稳固而添砖加瓦，以便实现他们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夙愿，流芳后世!但他们都盲视于构成这座大厦根基的血与肉。
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后，传统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主要往两个方向发生了转变，一个方向是不再抱有以往的世俗的政治宏愿，转而独立自主的研究圣贤学说，企图向世人说明是封建暴君歪曲利用了原本品质纯良的圣贤之说。他们虽然不再支持封建君主制，但仍然在内心里将一个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繁荣富强寄托于像尧舜、周文王这样的贤明君王个人身上。他们对具体的政治制度不是很上心，只是看权利最大的那个人的品性是否纯良和贤明，同时再体察一下人民的现实疾苦。这样子就可以对这个时代的政治制度下定论了。他们关心的是细枝末节，却对导致这种结果的根源弃之不理。
另一个转变的方向是，抛弃远离了东方渊源和祖宗家学，去宣扬鼓吹西方的宪政、君主立宪等政治制度，因被西方世界的繁荣景象所深深震撼，他们便不能接纳任何其它新的政治制度尝试了，放佛就像他们之前接受圣贤学说时那样的固执和自信。
知识分子当然不是具体的只有这两种了，还有很多，只是在政治上的直接影响力微乎其微了，所以在这里不加以说明。
这两种知识分子都在新中国成立后以新物种的形式存活了下来，因为他们很多都是无党派人士中的佼佼者。所以在新旧文化界，都有他们的一定地位。除了个别少数人，多数的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文艺界隐居起来，其它的则都被共产党赶跑了。他们搞文学文艺创作，将他们心中的民主理想在文化作品中呈现出来，以晦涩的暗示现实的专制。而那些古代圣贤的孝子贤孙们刚开始则混的比较好，时常和政治能挂上钩，甚至出席高级别的政治会议，见高级别的共党领袖。
在新中国刚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两派知识分子尚且能够和共产党和睦相处，尚且认为毛泽东个人不是一个暴君。在前者看来，毛泽东算是比较贤明的，比较爱民的，比较能够听取不同意见的，这不正是古代贤王所具有的品格吗?他们不知道，按照严格的马列主义来说，人民的地位要比他们心中的所谓贤王要高的多。所以，在爱民这一方面，马列主义的信奉者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做的比他们心中所想的贤王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上，这只不过是殊途同归罢了，但他们却将这时的毛泽东视为一代贤明的君王，但毛泽东的施政理念显然是不止这些表面、浅显的举措的，当毛泽东展示出一个马列主义者的最高素养时，发动一场本该如此的运动时，他们开始懵逼了，傻眼了，不知所错了，随后对毛泽东的暴君谩骂也就开始了。新的焚书坑儒，新的信仰专制，真是比秦始皇还秦始皇。只想说一句，是你们太糊涂了，从一开始你们就没有反省过来，从一开始你们就没有了解毛泽东和他率领的政党。他们给毛泽东最后的称呼是暴君，而且是封建性质的。像这样的迂腐知识分子，就应该被强力清扫进垃圾桶，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就正好包含这一大快人心的目的。
而后者，那些知识分子一开始尚且有一定的文学自由，但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现实中的深入发展，他们也感觉到了一种言语和信仰的窒息。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无非又是一个独裁帝王，只是披上了共和的外衣。在他们看来，马列主义本身就是另一种专制。当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他们惊呼毛泽东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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