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一役，使中央红军几乎遭遇毁灭性打击。作为本可避免而没能避免的一场劫难，脱离红军实际的博古、李德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在转移中，其“左”倾指挥错误具体表现如下。
1 无视敌强我弱，不容他人意见，前进目标死板僵化
李德自恃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利用博古的支持和中国同志对共产国际的尊重，迅速取得军队的绝对指挥权，独断专行，不仅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而且把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当作所谓“游击主义”“逃跑主义”加以反对和攻击。在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全面失败的紧急关头，毛泽东曾提出“应将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挺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被李德他们否定了，并污蔑这是“放弃根据地”。
长征开始时，临时中央确定的第一个落脚点是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已知红军主力在实施突围但具体方向还不清楚。在红军通过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的嘉禾、蓝山、临武地区后，蒋介石才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是进入湘西与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
面对敌人15个师30万大军，毛泽东、周恩来曾提出，红军队伍要向西走，不能进湖南。彭德怀也向最高三人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些建议都是中肯的，能在最大限度上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但博古、李德无视变化了的敌情，不做调整地急于赶到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拒绝了毛、周、彭等人的合理建议，并于11月25日下达了强渡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前往湘桂边境的西延山区的命令，而这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
2 建制不当，阵式呆板，行军缓慢
“左”倾统治的中央长征前在根据地扩大了红军，但没有补充好主力部队，使得新部队缺乏战斗力，老部队缺少兵员，在过湘江时吃了大亏。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后来回忆说：“这次过湘江，我们不仅要掩护中央机关，而且还要掩护几个新成立的部队。那时，教条宗派集团，不注意主力兵团的充实建设，却成立了一些缺乏基础的新部队。我们主力兵团又缺乏兵员补充，是打掉一个少一个，而新部队的战斗力不强，我们既要完成主要任务，有时还要掩护他们。”
中央红军1934年10月10日从中央苏区撤出，蒋介石在红军西进途中精心部署了“四道封锁线”。对于中央红军来讲，要突破敌人的封锁，最为要紧的就是要和敌人争速度、抢时间。可是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却忽视了这一点，在出发时“不但不把主力部队扩大，反而把直属队扩大，每一个军团都成立后方部，有的有一千副担子，有的八百副担子，供给部、卫生部人很多，连一个石印机都要带上”。
临时中央命令部队以甬道式队形前进，以红一、红三军团为左右开路先锋，九、八军团为左右两翼，中央纵队居中，大批辎重物资随军行动，五军团殿后。这样就造成队伍行动迟缓，被敌人追着打。11月27日，红一军团前锋部队挺进到湘江东岸，并占领了浮桥以及湘江西岸界首和觉山铺之间的地域，此时敌人还不是很多，这时中央军委也到达了离渡口不到80公里的灌阳以北的桂岩地区。
如果博古、李德在25日发布强渡湘江命令后，能采取果断措施，轻装急进，党中央和其他中央红军至少可提前一天半过江，然而，博古、李德等人不知兵贵神速，错失了一次绝好的渡江机会。11月26日，部队走了8公里;27日，只走了6公里;28日走了28公里;29日，走了32公里。短短不到80公里，带着从中央苏区搬出来的“坛坛罐罐”的队伍，竟整整走了4天，全然没有理会到每拖延一分钟就要增加前方红军将士更多的伤亡。同样的路，红六军团此前用了4天，而中央红军用了11天，致使红军掩护部队成建制地被敌击散，蒙受惨重损失，使湘江几成红军绝地。
3 缺乏统战远见，再次错失良机
国民党军阀间的貌合神离，曾给红军留下过顺利渡江的机会。可惜李德等人对敌情的这一重大变化并不了解，继第五次反“围剿”时没利用好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建立福建人民政府的“福建事变”的转机打败敌人“围剿”之后，红军又丧失了一次突围的机会，上次是“失地于前”，这次是“丧师于后”。
不幸却又万幸的是，惨胜湘江引起了全党全军的极大震撼、悲愤。接连的失地、丧师迫使他们思考红军的出路在哪里?革命向何处去?更重要的是，红军战士的英勇奋斗为革命保存了珍贵的火种，并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从而在组织上为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和“左”倾路线的灭亡做好了实践和思想上的准备，使得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在深重苦难之后迎来灿烂辉煌，无论是其教训还是功绩，82年前湘江边的这场生死决战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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