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此感谢李怀印教授和来自《开放时代》的各位嘉宾，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会议，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也想感谢《开放时代》的提议，那就是《开放时代》建议我们关注毛泽东时代与改革开放的连续性，而非只是单独对比这两个时代。这和我当前做的工厂研究的思路相一致。1976年后至少和改革开放初期有很大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不仅表现在工业上，还表现在很多其他的行业。我每次只关注一个行业，对每一个行业都做了一些研究。关于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教育、工业和农业重要的划时代和各行业之间划时代突破的时间节点，我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一是教育方面，二是工业，三是农业和中国农村。我认为我现在所做的研究也证明了时代变革之间的连续性。我们将要出版的来自《开放时代》关于“工厂政治”的系列文章和其他文章，也是要做类似的研究。下面谈谈我是如何看待划时代变革的时间节点的，这样大家可以考虑如何划分时代，而不是单纯地划分为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我认定1977年经历了跨时代的变革。
这是一个传统的时代划分方式。有些人认为划时代的时间节点是1978年，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是一个带来改变的关键人物。他在1978年复出，但是在1977年已经非常活跃。教育行业是我博士论文的主题。我在研究教育行业的改变，这些研究加强了我对时代划分的想法。1977年产生了180度的转变，这些转变把中国带入了另一个轨道。在毛泽东时代，通常有政策来实现教育机会的平等，尤其是在毛泽东主导的“大跃进”和“文革”时期。我的第一本书就是基于清华大学1949年到现在的历史，这里“现在”是2009年。这些剧烈的变化不光是在教育政策上，也发生在精英之间的关系上。这个关系指的是党内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之间的关系。在毛泽东时代，政策是倾向教育平等。这个政策主要是为了改变很多学生无法完成哪怕四年级的课程而只有非常少的学生上大学的情况。这是非常极端的平等主义政策，试图让所有学生都上九年或者十年的学，中学之后全部分配工作，之后没人再需要读书。国家取消了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在农村，则需要建立许多学校。大学教育中断了一段时间，取而代之的是推荐工农兵学员进入大学，而当时的大学不过是一年、两年或者三年的技术培训。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大学教育。当时的政策也鼓动对知识精英和文化精英的敌意。这种敌意带有反动性质。同时，他们用不同的方式煽动对共产党官员和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敌意，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早期。他们特别鼓动教育精英和政治精英之间的互相敌对，煽动人们攻击这两个群体，煽动这两个群体互相攻击。
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后，有一个突然的改变。它产生于邓小平1977年夏天组织的会议，这是他被分配去做的第一件事情。会议之后，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恢复了学校的等级制度——金字塔层的学校层级。他们改善了与知识精英的关系，开始重视精英所拥有的知识的价值。他们还开始提拔有文凭、有知识的大学生走上领导岗位。在这之后，曾被共产党排挤在外的老一辈政治精英开始融合。所以说，从1977年开始，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教育精英和新崛起的政治精英开始融合。这一融合不光发生在革命年代的人身上，也发生在他们后代之间。教育精英和共产党精英的后代都变成了“红色专家”。最好学习的地方是清华大学，这是培养领导人最好的地方。在教育领域，传统的时代划分是有意义的。1976年变化很大。事实上，我认为教育从此开始慢慢改变，但是发展轨道并没有因此改变。这个轨道在此时确定下来，目前还是沿着这个已有阶层的精英教育的方向发展，再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在其他行业，情况就不同了。我用了十年时间来调查1949年至今近七十年中，工业中的生产关系是如何变化的。基于这个研究，我正在写我的第二本书。我发现真的需要重新调整对时代划分的理解，特别是当出现大的变革的时候。大的改变出现在90年代早期。我认为可以1992年为节点划分为两个时代——社会主义单位时代和利润导向型企业时代。当我刚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我真的认为1976年、1977年是关键的划分节点。这一观点也来自我对清华大学的研究。如果回头看看我研究室的资料，从我的研究计划书、电子版文献资料和我最初的采访问题中，还能看出这个观点的痕迹。然而，之后我不得不放弃这一主张，因为我发现大的转变并不是在这一时间点产生的。
我研究早期的切入点是采访了一些退休的毛泽东时代的工人和干部。当然他们都认为1976年是关键的变革节点。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很多人被提拔为领导，1976年之后又都被免除了领导职务，很多人被监禁了很多年，所以对于他们来说，1976年是重大的转变。从工厂领导权的角度来看，确实是很大的转变。但当我问他们关于工厂的组织结构的变化时，他们承认在改革开放初期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很明显，最初的改变非常有限。当然，最初有一些激励制度方面的改变，或许这就是全部的最重要的改变。李怀印教授也在他最近发表的文章中谈到类似的问题。奖励制度转变了工人的工作态度，这种改变慢慢展开，很有限。即使工厂开始招收临时工，也是有限的，大的方面来看并没有变化。工厂还是公共所有，还是公共的财产，大多数工人还是终身工作制，甚至他们的孩子也可以在同样的工厂得到工作。单位继续负责提供福利，包括住房、医疗、教育、娱乐、退休金等。在工厂管理实践中，在工厂和工人的关系上，并没有大的变化。我认为80年代的改变都是微不足道的。
20世纪90年代迎来了重大变革。在工业企业中，出现了私有化，出现了各种企业形式。几乎所有企业都以利益为导向。对于工人而言，最大的变革是没有了终身制的工作。成千上万的工人下岗，或者提前退休，剩下的工人基本上都变成了合同制。最终，新一代的企业抛弃了单位制的福利，同时也出现了新一代的工人和管理者。曾经是以单位为主的工厂变为以利益为导向的企业。1992年邓小平南巡推动了深圳模式的以出口为导向的民营企业的发展。
我现在开始做农村研究。90年代后期农村发生了重大改变。当然，在80年代早期也有重大转变——农村去集体化，这可以和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90年代初工业重组相提并论。但是，80年代逐步普及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和农村集体制有很多共同点。在两种制度下，农户都是村庄的一员。农村就像企业一样，农户基于户口制度成为其中的一员。在集体制度下，农户有权分享共同的农业生产成果。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他们也有权取得一份土地。他们在一个制度下分享产出，在另一个制度下分享土地，自己生产。这两个制度有着相似的原则，那就是平均分配的原则。事实上，很多村庄在家庭责任制时代会定期根据家庭人口的变化重新分配土地。每个人继续平等享有土地。我认为还有一些潜在的原则，对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而言是相同的。一个是平均主义——对每个人而言非常重要的原则，另一个是基本生存权利的保障。每个人都拥有土地，和土地紧密相连，这个体系因而给了他们相当程度的保护。村民和土地紧密相连，两种制度都为了保留小农经济。与此相匹配的还有促进农村发展的工业化项目。农村家庭责任制的时代已经结束，虽然这个制度在今天的中国还留有一些痕迹。非常清晰的是，我们进入了新的大规模商业种植的时代，基于雇工的商业农业。一些由大户经营的农场，和美国风格的大型家庭农场相似。大多数农场雇佣劳工，另外一些由农业产业化企业经营。他们租用土地，雇佣劳动力。这是当前中国所谓(农村)龙头企业最主要的潮流，也是中国政府大力推广的。这就意味着现有的以农村家庭为主的小农经济正在被取代。目前来看不是全部取代，但是自2008年以来是大规模取代。非常难定义具体的时间——这个新的时代到底是什么时候兴起的，我认为可能较早开始于1998年，关键的事件是农村开始禁止分配土地，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和合同制种植。 其次，这一年也首次允许农民把土地租给外村人。当然，之后这些政策有更大程度的推行。
以上并不是否定1977年作为划时代突破之年的重要性。1977年依然是最重要的根本变革点，标志着激进共产主义的突然结束——毛泽东去世后就结束了。人们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任何行业随后的发展都离不开这个最根本的划时代的转折。但是自那之后，教育、工业、农业采取了不同的路径。在每个行业里，都有着不同的时间点，这些时间节点是重大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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