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马编者按：
今天是台湾“二·二八起义”七十周年纪念日，保马特推送那段历史的亲历者、时为台湾新竹中学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及台湾学生联盟新竹支部总负责人曾重郎先生的这篇回忆文章。
在文中可以看到，台湾光复后的群众社会运动与全国政治形势遥相呼应，当时先辈们的爱国之情溢于言表，“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伟大祖国，需要用我们的智慧和力量去建设”，“二·二八”无疑是中国人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段回忆对今天尤有意义，只因“台独”势力正在阉割涂抹历史，视“二·二八”为反抗“外来政权”，炮制“皇民造反”“省籍对立”等怪论，用所谓“身份政治”掩盖阶级矛盾，取消民族—人民与国家革命的内在关联。客观历史记忆是前进的基础，同时，历史事件也总能形成短兵相接的阵地，折射出鬼蜮原形。武装的殖民者溜走了，留下了更为复杂的后殖民问题，中国屈辱的近代史有足够多的角落去藏匿黑暗，那些失败的强盗有足够强烈的愿望要卷土重来。
此次推送得到了作者曾重郎先生的授权。
台湾「二二八」起义前的社会状况
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军一起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10月25日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同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于台北举行。当年，代表中国政府的受降主官是陈仪上将。代表日本政府的投降主官是日本末代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大将。这是历史性的一刻，从此，台湾结束了长达50年的日本殖民地屈辱历史，台湾光复回到了祖国怀抱。台湾和澎湖为此沸腾，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台湾人民欢呼雀跃，欣喜若狂。众多家庭祭拜祖先告慰列祖列宗：唐山子孙拓垦开荒，用血汗建设起来的台湾宝岛已重归祖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置于中国主权之下。从此，10月25日成为台湾的「光复节」年年庆祝。
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光复回到祖国怀抱时，我正就读于新竹中学四年级，即毕业班。被全校学生推选为学生自治会负责人，接着被新竹中学、新竹师范学校、新竹商业学校、新竹农业学校、新竹高等女学校、新竹家政女学校的代表推举为台湾学生联盟新竹支部总负责人，管辖范围包括现在台湾的新竹市、新竹县、桃园县和苗栗县。在学校，我们上午上数理化课，下午学习国语(普通话，当时我们不会讲)、上中国历史课。当时的心情是迫切需要了解祖国的历史、掌握祖国的语言，以便将来为祖国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还积极筹办了祖国历史展览会，让广大民众参观。
台湾光复时，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在台湾设置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委派陈仪为行政长官并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陈仪带来了一大批接收官员。日本帝国主义在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中掠夺而建立起来的银行、烟草专卖局、糖业公司、机场、港口码头、各类工厂，以及搜刮的大片土地统统要移交给国民党派来的接收要员，而日本各级殖民官员及其家属均要被遣送回日本。国民党接收官员要接收的是台湾宝岛大量的动产和不动产，其中的「油水」之大是不可估量的。而接收大员只顾搜刮自肥，根本不关心台湾民众的民生。因此，工厂停工、失业率攀升、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台湾民众怨声载道，说「赶走了日本狗，迎来了国民党猪」。这种社会民情与当时大陆的社会民情没有什么两样，不过，在刚光复不久的台湾显得更为严重。台湾民众从欢呼光复的巅峰一下子跌落至失望的冰点。
大约在l946年初召开的一次学生联盟新竹支部的大会上，各校代表纷纷登台发言抨击国民党派来的接收官员腐败无能。讥讽国民党官员来台湾名日接收实为「劫收」，形容贪官污吏为一群「猪倌」。对国民党贪官污吏搜刮民脂民膏造成的工厂停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极为不满，个别代表甚至慨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比日本的殖民统治还糟糕。看到大家的激愤情绪，我在大会上发了言。赞同大家对贪官污吏的抨击和对国民党的失望，但强调对我们贫穷落后的祖国需要我们去改造和建设。我把祖国比作母亲，说我们好比是被弃多年的孤儿，突然回到母亲的身边，发现自己的母亲是一个缺胳膊缺腿的残废。我接着又说，我们的母亲虽然是个残废，但毕竟是我们的母亲，我们不能因此而嫌弃她。我的发言博得众多掌声。当时，广东省籍、毕业于中山大学教育系的新竹中学校长辛志平在场。他听了我的发言后立即步上讲台作了如下的补充。他说，我们的母亲并不是残废，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伟大祖国，需要用我们的智慧和力量去建设。他的这番话给予我很大的震动和启发，进一步激发了我的爱国主义觉悟，引导我走出狭小的台湾岛，扩大视野，更深地去了解自己的祖国。
台湾「二二八」起义前，台湾的社会状况犹如一堆干柴，只要碰触火花即会燃起熊熊烈火。
台湾「二二八」起义的性质
台湾「二二八」起义发生的导火线是：1947年2月28日，台湾国民党烟酒专卖局的缉私警在台北市延平路企图没收贩卖私烟妇女的烟摊时引起路人的不满，缉私警拔枪打死了一个路人，引起群众的示威抗议。当晚，有人通过电台广播了台北市发生的事件，得到全岛人民的热烈响应，随后爆发了台湾著名的「二二八」起义。
我在新竹市率领学生积极参加到清算贪官污吏的民众行列。自发参加暴动的群众先涌向市政府，但以郭绍宗市长为首的贪官污吏早已闻讯逃跑，分别躲进警察局、宪兵队和郊区兵营。参加暴动的民众扫荡贪官污吏的住宅区(原日本殖民官员住宅区)，把清算出来的整箱钞票和衣物当众焚烧，群情激愤，场面壮观。我们新竹中学的几位同学来到辛志平校长的宿舍，他的相邻一栋住着教务主任罗富生(我的新竹中学先辈，客家人)，后面一栋住着训导主任郑启中(大陆籍，是个基督教徒)。当我们走进辛志平校长的会客室时，看到他脸色苍白，一个人呆坐在那里。他一改常态，脱掉中山装，改穿西服，领带系向一边歪斜着。他那惊恐狼狈的模样，令我同情。我告诉他，我们是清算贪官污吏，你是教育家不必害怕，我们学生可以保护你。他知悉我们的来意，顿时感到放心，随即叫躲在天篷上面的夫人和七岁的儿子下来。当时他的夫人在新竹女中执教。就在我们和辛志平校长谈话的时候，突然枪声大作，我们都迅速趴在院内的墙脚下。枪声过后，从门缝往外看，看到一辆车上的宪兵队员用机枪扫射暴动的民众，酿成了新竹市的第一笔血债。这样一来暴动的民众更加激怒了。因辛志平校长是大陆籍人，激怒的民众很难分清谁是贪官污吏谁是无辜的教育家。因此，我和几位同学商量，决定把辛志平校长一家三口转至位于新竹中学校园内的学生寮(即学生宿舍)由学生保护。辛志平校长的七岁儿子由我们儿个同学轮流背着，于当天傍晚步行至新竹中学的学生宿舍，住在学校附近住宅区的不少大陆籍教师已先来到学生宿舍避难。我把住在宿舍的学生集中起来，向他们作了交代。我说，辛志平校长和教师是从事教育的，平时并未发现他们有贪污行为，我们这次暴动是清算国民党的贪官污吏，他们是教育家，大家要保护他们。随即我们几位同学即告别辛志平校长离开了学生宿舍。在暴动中，学生是一支比较有组织的力量，我组织学生进驻市内的各警察派出所以维持社会秩序。
「二二八」暴动后，台湾各界人士组成了「二二八」善后处理委员会，协商草拟与国民党谈判的条件。新竹市「二二八」事件善后处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市议会议长张式谷。我以学生代表身份参加委员会为委员，并参加新竹市的五人代表团出席3月5日在台北公会堂举行的委员会会议。会场秩序混乱，许多人围在会议桌周围，有些人甚至站在室内的桌子上大喊乱叫，王添灯先生声嘶力竭地叫喊着维持秩序，并在此困难情况下草拟与国民党谈判的条件。条件的核心要求是惩治贪官污吏，实现民主自治。我们新竹市的五人代表一行，一是看到会场秩序混乱，二是没有看见其他市、县的代表到会(因新竹市离台北市较近，所以我们得以赶去赴会)，因此，第二天我们即返回新竹。我们返回新竹后，立即同新竹中学的老校友商量，拟着手筹组新竹市市长的民选。不料，3月8日风云突变，国民党自大陆调集军队镇压台湾人民的「二二八」起义。但我还蒙在鼓里，对形势的变化毫无准备。正在此时，林安雄同学急急忙忙来通知我，说国民党军队已在基隆登陆开始镇压，辛志平校长顾及我的安全嘱我到他家躲藏。当夜，我即去到辛志平校长家。他说，这次暴动你救了我全家，我很感谢你，你现在有危险我应该相助;我把你看成我的兄弟，你可在此暂避一个时期。他把我安置在后面一栋郑主任家里。郑主任告诉我，暴动期问，牧师的儿子把他全家接至新竹长老教会的教堂保护起来，所以安全地渡过了这次暴动。在国民党军队对台湾人民施行大屠杀的黑暗日子里，我就在辛志平校长和郑主任的保护下躲过了杀身之祸。大屠杀过后，我仍被通缉，在辛志平校长和郑主任的帮助下，我扮成小商贩，借着新竹中学复课的那一天清晨离开了新竹。郑主任亲自把我送至车站，北上的火车进站，许多来上学的校友从列车尾部的车厢下车，我则踏上了靠近车头的车厢。火车徐徐开动时，我目送郑主任和同学的背影离开了新竹市。我在台北二哥家住了一两个月。在此期间，国民党暂时放下屠刀改取怀柔政策，撤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成立台湾省政府，委派魏道明为省主席。台湾的形势重新趋于稳定。据此，辛志平校长特地派郑主任来台北叫我回校读书，郑主任为找到我二哥家连脚都磨起了泡，实在令我感动。在他的催促下，我自台北回到新竹中学继续我的学业。当我出现在班上时，同学们都用惊奇的目光望着我，同学们既惊又喜，他们给我开玩笑说，我们以为你已经不在人世了。但好景不长，国民党驻新竹市的宪兵队传讯扣押我，传讯中我坚持说，我只参加了清算贪官污吏的活动，并未殃及无辜。辛志平校长出面力保，宪兵队才把我释放了。
由于新竹市已成了我的是非之地，加之我的父母、大哥和二哥均已移居台北，因此我于1947年8月经插班考试，转人台北师范学院附中高三学习，是该校的第一届高中毕业生。1948年8月，我同时考人清华大学经济系和台湾大学经济系。当时，祖国的解放战争正进人决定性阶段，为了寻求光明和真理，为了探寻我尚未完全认识的地大物博的祖国，我没有听从家人的劝阻，毅然来到北京清华大学学习。
上面的记述，清楚表明台湾「二二八」起义是官逼民反的群众暴动，提出的政治要求是争民主、争自治。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台湾「二二八」起义的性质是反暴政争民主自治。「台独」基本教义派硬要把台湾「二二八」起义说成是「台独」的起始，这是对「二二八」受难烈士的不敬和污蔑，是对「二二八」史实的歪曲和篡改。「台独」活动1953年起始于日本，鼻祖是廖文毅、廖文奎兄弟，廖文毅为了保财产向蒋介石投降返台看管曾文水库，以后「台独」的活动中心移转美国。靠篡改或编造史实以欺骗人民笼络民心是不道德的。
台湾「二二八」起义与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关系
1947年台湾人民反暴政、争民主、争自治的「二二八」起义失败后，曾是老台共成员的谢雪红等人撤离至香港，1947年11月在香港筹建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台盟的成立，以及成立后的各项活动都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支持和帮助。连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名称都体现了台湾「二二八」起义争民主争自治的政治要求。今年二月是台湾「二二八」起义60周年，11月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成立60周年，从中可以看出台湾「二二八」起义与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密切关系了。可以说，没有台湾「二二八」起义就没有后来在香港筹建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1949年9月，台盟组成以谢雪红主席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了《共同纲领》的讨论和制定，国号、国旗、国歌、国徽的制定，并选举毛泽东为首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台盟亲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全过程，奉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是国家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台盟真心拥护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谢雪红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主要创建者并任首届主席。自然谢雪红主席的功劳是不可诋毁的。不错，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谢雪红被错划为「右派」，但中共中央已郑重给她平反。现在台湾岛内有人想借谢雪红做文章，我觉得其心思不正，徒劳枉然，必然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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