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近日有媒体刊文称，崇祯集权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抽象的这么说，应该说是能够成立的，但是论证不够充分。特刊本文，提供一些更详细的解释。
应该说，自成化以下，崇祯是难得的勤快皇帝了。不但比前面的几个祖宗要勤快，就是比明初的几个皇帝也不差，基本上只有太祖能比他稍微勤快点，其他人都没他这么刻苦用功。甚至忙到了他连元旦正朝都没工夫去了，去看一下神宗太妃都能睡着的地步，真不是一般的勤快了。所以他一直认为，他不是亡国之君，但是因为臣子都是亡国之臣，所以不得不亡。一直到死，他都不承认明朝亡国是自己造成的。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就当时明朝的制度来说，皇帝已经不用这么勤快了。武宗的时候，皇帝基本上不管事，天下大乱，整个北方都陷入了叛乱，还是有惊无险地度过危机了。宁王造反，武宗甚至连管都不用管，事情就已经摆平了。没什么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整个官僚制度已经发达到极致了，依靠正常的制度运转，这些问题都是能够解决的。关键就是一点，只要辅臣和部臣分工明确，精诚合作，各自干各自该干的事情，就总是能顶得过去。崇祯失败就失败在太勤快上了，辅臣换得太快，事情管得太多。最不好的一点是，他自己把明朝的官僚制度赖以运转的基本制度给破坏了，就是廷推。
要说崇祯朝没有人才可用，这是完全的胡说。在周延儒、温体仁掌权之前的叶向高就是大干才，神宗末期全靠他一个人顶着，天下缺官不补的那么多，照样在运转，虽然在东事上屡有失误，但大体上总是能保证内部安定。在周温掌权之后，文震孟、刘宗周、黄道周都是可以大用的人。结果文震孟入阁才三月就被罢免了，刘宗周和黄道周更不幸，几次廷推都被选中了，结果都是崇祯自己放弃了。崇祯认为刘黃二人不可用的理由是他们太迂腐，不懂时事。但是，在当时的皇权、阁权与部权相互牵制的格局之下，辅臣要的就是迂腐。辅臣是干什么用的?辅臣干的就是辅弼君德、推荐人才的事情，不迂腐的人做了辅臣才危险。看人当然重人品，人品比才干重要，就像黄道周说的，心术不正则行径皆不正，看人不看人品看什么?只有迂腐的人才能看得出来人品，而且不是光说大话的人。刘黃二人说，现在国家这么乱，问题不在外面，而是在里面，一是皇帝求知太急，而是人用非人。这话是完全正确的。正是因为正确，所以崇祯才不听，因为说到痛处了。
辅臣太能干，部权就被架空了，皇权太重，阁权就没了，部权太重，皇权就没用了。武宗的时候之所以能平安度过危机，就在于当时的阁权和部权分配基本上是平衡的。到了崇祯时期，皇帝太勤快，皇权就太重了，阁权变轻，部权也增加了。到了崇祯十一年，甚至干脆将六部长官升任内阁，每人分管一部，差不多等于恢复了太祖后期的制度，皇权与士权直接面对，阁权完全被取消了。阁臣和部臣都是由皇帝一个人简拔，皇帝的视野能有多宽，能认识那么多人吗?
里面不缺人，外事当然也不缺人，至少有两个人是完全可以大用的，一个是卢象升，一个是孙承宗。东事上干得最好的当然不是袁崇焕，而是孙承宗。是孙承宗而不是袁崇焕真正把辽东的边防整顿起来的，孙承宗做总督，袁崇焕做巡抚，这样才真正有可能五年之内把辽东的事情摆平。没有袁崇焕，孙承宗也可以自己干事，但时间要稍微长一点;但是离开了孙承宗主持大局，袁崇焕一个人基本上是做不成什么事的。朝廷对孙承宗的态度上问题出在信任得还不够，权力给得还不够，结果让他坐废于家，等清军大举入关的时候一死了之;而在对待袁崇焕上，则是权力给得太大，期望值太高，结果既误了国，也误了袁崇焕。
对内剿贼方面就问题更大了。能靠得住的就死个人，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和曹文诏，结果都没用到地方上。洪承畴的问题在于战略意识不够，剿贼剿了多年，不过是从陕西赶到山西，然后又从山西赶到河北，从河北又赶到河南，最后连湖北、安徽也搭进去了。一直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违背了基本的平叛原则，即以困为主以剿为辅。虽然说这跟他能用的兵力有限有关，但他前后用兵超过十万，为什么不能改变战略，以围困为主，然后再集结重兵一举剿灭呢?他只是尝试性地用过这个战略，就证明是很有效的，陕西境内基本上就换来了近两年的安定。他的战略问题导致了贼越剿越多，剿而不灭，灭而复振，一直到最后把大明也填进了这个无底洞。
卢象升能用的兵更少，但在战略上就显得好很多，以困为主，要是能再给他半年的时间，几乎就可以把张献忠灭掉了。结果清军一入寇，放着好好的孙承宗不用，硬生生地把卢象升调到了东北前线去，去了又不给兵，还搞了一个太监总督，最后他只能赶着五千残兵孤注一掷，一死了之。孙传庭和曹文诏也基本上是同样的结局。把能用的人都派出去送死，还怪没人可用，这怪谁呢?
崇祯最恨两件事，一是臣子结党，一是臣子贪墨。他目睹过魏忠贤乱国，所以一上来就违背熹宗遗命，除掉了阉党。但他对东林也没什么好印象，这很正常，但他自己似乎没发现，他自己却成了最大的东林党人。看一看他和黄道周的辩论，简直不是君臣问对，而是儒生论学，连孔子诛少正卯都讨论过了。所以他用人第一是看人品，清廉与否，不管是谁，只要一听有贪墨的实迹，立马逮系，轻者遣戌，重者论死。第二就是容易激动，别人一吹大话，他就激动了，典型的文学青年气质。东事坏于杨鹤，剿贼坏于熊文灿，问题都是出在这里。熊文灿就是无能，只不过喝多了酒吹牛说了几句大话，他就立刻激动得不行，赶忙提拔起来代替卢象升，结果害死了卢象升，也坏了剿贼的大事。照他这种取人的标准，今天的东北人个个都能当大官干大事了。
作为帝王，最重要的本事就是看人，连这点基本功都没有，难怪别人说他“毕竟是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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