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多年来，有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批孔颇多微词，认为它破坏了中华传统文化，应当予以否定。
从学理上讲，当年批孔当然是有些偏激、有些过头。饱读经史的鲁迅，激愤之下甚至提出要“扫除”“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尽管陈独秀、李大钊等都曾以不同方式肯定过“孔学优点”，但是这种简单的表态很快被淹没在对儒学激烈批判的浪潮中，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批孔是当时的潮流所向，激烈批孔的学者是当时文化界的耀眼明星。例如四川学者吴虞，就是因批孔而声名大震，以至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但是，评价这一历史事件，学理的尺度是次要的，主要的具有本质意义的应当是政治尺度。道理非常简单，因为那时的儒学，占第一位的不是学理意义上的存在，而是政治意义上的存在。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却未能推翻封建专制。封建地主阶级仍然盘踞在广袤的中国乡村。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演化来的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成为束缚广大农民的四条绳索，让他们备受剥削、压迫而无力反抗，也无心反抗。鲁迅笔下的的祥林嫂、闰土、阿Q等等，绝非纯粹的艺术虚构，而是辛亥革命以后底层众生的真实写照。至于上层，孙中山之后的总统、总理之类，无一不是改头换面的封建统治者。“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多少复辟倒退、祸国殃民的丑剧假孔子之名而行!袁世凯称帝要尊孔，张勋复辟要尊孔，军阀争权要尊孔，土豪劣绅作威作福要尊孔，甚至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要尊孔(如美国传教士李佳白曾于1913年出版《尊孔》一书)。为给守旧势力张目，康有为于1916年公开发表《致总统总理书》，要求宪法立孔教为国教，并复行拜圣之礼。事实毋庸置疑地表明，到了五四前夕，儒学原典中的那些崇实、进取的正能量已经消耗殆尽，而它的僵化、保守因素则被放大到极致，此时的儒学已经变成异常腐朽的学说，此时的孔子则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守护神。“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吴虞《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新青年》三卷四号)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如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驱们以一种学究的态度来对待儒学，一边批判它的缺点，一边又充分铺陈它的优点，那就根本不可能改变当时的思想文化格局。矫枉有时必须过正。要终结腐朽的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就必须造成强大的舆论定势;而要造成强大的舆论定势，就必须对腐朽的儒家文化采取激烈批判的方式。没有这种激烈的批判，就不能祛除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深重毒素，中华传统文化就有可能因为毒素的持续扩散而趋于消亡。从这种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破坏而是挽救了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享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的今人，我们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用一些枝节、皮毛的东西来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进步性。
孟子曰：“彼一时，此一时也。”(《孟子·公孙丑下》)在今日中国，占居主导地位的是社会主义文化，腐朽的封建主义文化早已被赶到边缘地带。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强国。这样的文化环境、这样的文化使命，使得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以五四前辈不可得的从容态度去对待儒家文化，比较地侧重于对它的继承、消化、再创新的方面。总之，批判地继承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传统文化的总方针。具体到实践中，批判与继承并非刻板的半对半的关系，这一时期可能是批判上升为主要方面，那一时期可能是继承上升为主要方面。我们必须根据文化环境和文化使命的不同而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这是历史辩证法在文化领域的一个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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