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1955年的中国，全国解放不久。用今天的论调来看，那时候的中国开始实行“注定会僵化”的计划经济，更加时髦一点的说法，那时候的中国正处于一种“极权政治”当中。或者更加普及的看法是，那时候的中国肯定是一个将自己与西方世界隔绝起来的中国。
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向全世界发出“到中国来看一看”的邀请。这个邀请，吸引了大量的西方共产主义者、左翼人士，甚至包括不少的反共人士来到中国。
其中，就包括了被誉为女权运动创始人之一的，波伏娃。
波伏娃是经典女权主义著作《第二性》作者，此书在1949年出版后，被称为“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甚至被尊为西方妇女的“圣经”，被誉为“女性圣经”。
1954年，波伏娃的小说《名士风流》获得久负盛名的龚古尔文学奖，她的个人声望在欧洲达到顶峰。随后，她先去了苏联，再来到中国。中国之行后，她写出著作《长征——中国纪行》。以她深刻的洞见，夹叙夹议地描绘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面貌。
《长征》一书，最后成为波伏娃一生中唯一一本，没有在西方世界获得再版的著作。直到2011年，此书才第一次在中国以中文出版。译者胡小跃进行翻译工作时，甚至发现原出版社也只保留了几本原本仅作保留。
今天，微工汇给大家节选波伏娃的《长征》结论最后部分，带大家看看当时西方最负盛名的女权主义者，她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如果大家对此书有兴趣，可以找一本看看哦~
“中国人说话千篇一律。”吉兰和戈塞夫妇相当肯定地说。但他们只接触过负责接待外宾的干部，而这些人的任务不是发表个人意见，而是提供信息。他们为什么要越位，向陌生人畅所欲言，况且还无法肯定这些陌生人是否怀友善意?我要说，在我所旅行过的所有国家，法国和外交官员总是表面上彬彬有礼，重复着同样的话。法国人不全是外交使节，美国人也不全是国务委员，说“中国人千篇一律”，这样的结论等于说所有的法国妇女都是红头发的。我觉得恰恰相反，我在大街上遇到的人，在农村跟我聊过天的农民，他们的个性都非常鲜明。至于知识分子，我可以肯定，在这方面，老舍、曹禺、陈学昭、罗大冈等，一点都不比吉兰先生差。关于吉兰先生“大脑社会化”的说法，洛坎曾指出，过去，有幸能自由思考的中国人太少了。那么喜欢批评和论争的西方记者，在这方面没有好好挖掘，真让我感到吃惊。他们不了解有助于他们全面地、发展地了解中国现实的基本事实（过去的状况、现在的条件），而是把法国资产阶级的道德观、价值观和偏见当做是绝对坐标，这表明他们比孟德斯鸠笔下的巴黎人还要天真，因为他们是在中国提出“中国人怎么能忍受”这个问题的，而且无时无刻不在显示自己的优越感。法诺甚至没有想过，关于中国，除了西方资本家的看法，还可采取别的观点。戈塞夫妇更开放，他们在最后总结时说，“因为对它的事实不是百分之百的肯定，所以感到有些担心”，但在整个报道中，他们的语气斩钉截铁，这表明他们所谓的犹豫时言不由衷的。
然而，有件事他们都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为什么诽谤中国共产党的人，没有一个能作一点正面的评论，而只会讥笑、愤慨、抱怨和谴责。但当我问法诺先生，在您看来，工人期望什么时，他把他本人所希望的东西强加给了他们：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事实上，这正是台湾和香港的狂热分子所期待的。由此可见，他们的态度是多么消极。当然，还有一些人竭力掩饰自己的无知，他们认为，应该重振农业，而不是分配土地，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内，美国的援助可以让中国的经济得到发展。
看看亚洲其他国家的遭遇，这种论调就会不攻自破。敌视共产主义的蒂博尔·芒德，在研究了菲律宾的历史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经济完全建立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缺乏计划性，美国的援助不管多么慷慨，都只能加剧现有的社会危机……解放殖民地的人民(对半殖民地人民来说也一样)，把权力赋予一小撮商人和地主，然后用经济援助的方式，支持一个往往是腐败无能的政府，这等于加剧社会冲突，鼓励暴力和反叛。”这正是美国通过经济援助支持蒋介石时所出现的情况。印度尼西亚的教训也同样具有说服力：美国正考虑停止援助，因为印尼的无能太让它高到气愤了。有些事情，只有在共产党国家才能做到。如果说苏联的援助在中国取得了惊人的效果，那是因为它根据严密的计划，用来为全国人民服务。对于发展中的亚洲国家，“计划”是完全必须的，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多余的财富来随意适应某种无政府经济。中国过去的皇帝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只有共产党才能提出和推行“计划”，所以，对亚洲人民来说，它似乎是唯一的救星。
这种关联不是偶然的：讲“计划”就不允许自由贸易，就要消灭投机，也就是说要取缔资本主义，而这种取缔只能是充满暴力的。要想兼得鱼和熊掌，如同某些温和的理想主义者所幻想的那样——比如说赛珍珠(直译珀尔·巴克，美国作家、人权和女权活动家。出生4个月后即被身为传教士的双亲带到中国)则完全是乌托邦。昨天的农业改革，今天的人民民主专政，都是让中国走向富强的长征路上所必不可少的阶段。
毫无疑问，中国革命需要这样，这就使得它具有一种十分特别的色彩。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都没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生搬硬套。许多观察家惊奇地发现，中国实行的政策，任何一个现代的、光明的、想让自己的国家获得进步的政府都可以采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的“民族主义”特征比共产主义特征更加明显，这是因为毛泽东早在1927年就创造了一个完全适应国家实际需要的“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反过来也可以说，这是因为他所实行的共产主义纲领是中国唯一的出路。换了别的共产党国家，政府都会像他们一样做，但这种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过去也是，现在也同样，只能是属于他们的。当然，中国不是天堂，它必须富裕起来，解放自己。但如果公正地看一看它的历史和未来，大家就会发现，它代表着历史上一个极其动人的时刻：人民在彻底地改造自身，已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过去，劳动是为了吃饭，吃饭是为了劳动，用自己的粪便给自己终止的庄稼当肥料，中国的农民曾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在一个毫无希望的圈子里打转。革命打破了这个圈子，释放出一部分能量，虽然现在还很小，但已开始产生连锁反应。由于物质贫乏，生活依然沉重，都露出了根基：枯萎了，差不多就要死了，但中国已经找到了出路，正奔向无限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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