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2月，石景山钢铁厂(首都钢铁公司的前身)洗煤车间工程师黄筱三到党委秘书室来找我。他将写满一张纸的一封信放到我的办公桌上，展示给我看。这封信笔走龙蛇，字迹遒劲，信末落款是“毛泽东”三个字。
原来，这是毛泽东写给黄筱三父亲黄宗溍的一封信(这封信末尾所署日期为1956年1月26日，其中年份有误，可能与春节临近，岁末年初，新法旧历容易混淆有关。据黄宗溍儿媳伍法祉女士提供的有关资料，实际日期应为1957年1月26日。)。黄宗溍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地理教员，曾是毛泽东的老师。1953年，黄筱三将父亲从湖南接到北京赡养，和自己共同生活。从那时起，黄宗溍就作为职工家属，住在石钢苹果园五区的家属宿舍里。黄宗溍平时除咳嗽外并无大病，他觉得自己精神尚佳，因此给毛泽东写过几封信，询问可否到中央文史研究馆去做点工作。
在这封回信中，毛泽东首先对没有及时给黄宗溍复信表示歉意，他写道：“黄先生：多次惠书均已收到，迟复甚歉!”信中接着说 ：“文史馆事，已将尊函转去，成否不一定。”还写道 ：“送上人民币一千元，聊佐桮水之资。敬颂教祺。”不幸的是，黄宗溍已在十多天前病故。黄筱三表示，毛主席写给他父亲的这封信，他要用绸缎包起来，作为传家宝，放在箱子里好好保存。至于毛主席送给他父亲的一千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是一份厚礼。由于老人已不在世，这份厚礼他不能收，他想把钱退还给毛主席。他还说，自己不是党员，但是觉得这件事似乎应当经过党的组织系统来办。他来找我，是想向党委汇报这件事，请问党委这件事应该经过怎样的程序去办理。
当时，作为石钢党委秘书室负责人，我立即把黄筱三来访的情况向党委书记作了报告。党委书记让我打电话报告中共北京市委工业部，反映一下黄筱三的意愿和要求，请示如何答复。
隔了几天，市委工业部回话，转达市委领导同志的意见说，毛主席给老师写信和送钱，这是他们师生之间的事。黄筱三提出的问题，可以通过写信呈送给毛主席的渠道去办理。
我把这个意思转告给黄筱三，他立即表示明白了。原来，黄宗溍给毛泽东写信，是通过老友经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转呈的。
又过了些日子，黄筱三告诉我，毛主席在得知他的意见后，说了几句感人肺腑、让他终生难忘的话。毛主席说，老师走了，师母还在，还有师弟师妹，这钱留给他们用吧!黄筱三接着说，他的继母和妹妹还在长沙乡下，弟弟刚参加工作不久，想不到毛主席还把他们的冷暖挂在心上。
后来，黄筱三收到了田家英的来信，信中说：“已将黄老先生逝世一事报告主席。主席要我代他表示对于宗溍先生的哀思。”“主席的意思，把上次送给宗溍先生的一千元，移送黄老太太，作为家用补助。”
田家英的这封信，是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信笺纸上，交给石钢党委会转送给黄筱三的。
许多年过去了，这件事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使我获益良多。它使我们看到了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身上闪耀着中华民族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以及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毫不自视特殊的崇高风范。毛泽东送给黄宗溍一千元的厚礼，足见师生情深，师恩难忘，但是对于黄宗溍谋职的请求，只是“将尊函转去”，“成否不一定”。在此之前，也有人请毛泽东出面，向文史研究馆推荐人选。例如，1954年，毛泽东在给秘书田家英的信中，就提到有人求他举荐李淑一进文史研究馆、他婉言谢绝一事，信中说：“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北京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透过这些事例，我们可以看到，公权和私谊的界限，在毛泽东那里是何等的泾渭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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