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龄：20问杨继绳：这不是对饿死3600万的肯定之否定吗
1、自我肯定：
《墓碑·前言》：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利用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全国各地的有关资料，访谈经历过大饥荒的人。我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十几个省的资料，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经过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记下了10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我终于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三四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
2、搪塞之词：
《三驳孙经先》：我一再声明，我不是人口学家，我在书中说非正常死亡3600万，是采用中外人口学家的研究成果，在理解他们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取一个中数。这就是《墓碑》第23章。
3、自我否定：
《墓碑·前言》：在事件发生２０多年以后，一些外国学者和旅居在国外的华人，才开始对这场空前的悲剧，作了一些介绍和研究。这些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但是，由于研究者远离中国本土，又无法看到中国档案馆里的内部资料，阅读他们这些研究成果，总是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
原来，杨继绳的“成果”，是建立在隔靴搔痒“成果”基础上的“成果”！
有位叫丁学良的不识趣，偏偏要哪壶不开提哪壶，在为《墓碑》写的书评中，把杨继绳这个自我“肯定之否定”搬出来大肆渲染了一番：
“杨继绳在研究中，还比较了几个外国学者对中国大饥荒的重要研究成果。第一个是美国的资深人口学家班久蒂（Judith Bannister），第二个是美国的人口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 Coale），第三位是法国人口学研究所的所长卡洛（Gerard Calot）。这三位国际学者都是从中国三年饥荒期间的人口变化，来推算那段时间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
三位学者的统计均是从1958年底开始，一直算到1961年的上半年。班久蒂研究统计的死亡人数是2987.1万人；科尔的研究算出的死亡人数是2481 万人；卡洛研究算出的是2850.9万人。杨继绳对这三位学者的研究做了仔细的比较，在此基础上，又比较了中国国内三位学者金辉丶王维志丶曹树基的研究成果。
三位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及专业背景不一样，王是做统计学的，曹是做历史人口学的，但三人得出的数字比较接近，即死亡人数在3250万-3500万之间。杨继绳认为，他们在计算时，没有把在饥荒最严重阶段的之前和之後，即1958年底之前和1961年之後的死亡人数包括进去。所以，他的研究把这两个数据也包括进去了，因此结论是近4年中，中国总共饿死的人应该在3500万——3700 万人之间；在这部书中，杨取的是中间数3600万。”
丁在这段话里，向大家介绍了杨继绳的“饿死3600万人”的来源：即比较了三个外国学者和三个中国学者“研究”出来的1958——1961年的三年间饿死人数据，再加上自己估算的三年前和三年后的饿死人数据，得出一个“3500——3700万”的数据，然后再来一个折中认定为3600万了！
再看丁学良说的：
“作者（杨继绳）以前是新华社高级记者，有在全国采访的机会，他搜集的资料的扎实程度，在我所见过的这方面的著作中，无与伦比。据作者自己介绍，在写这部书前，他也曾读过相当多的翻译自外国学者丶海外华人写的相关著作。他的感觉是：这些研究者远离中国，又无法看到中国档案馆的内部资料，所以他读这些海外研究成果时，总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那些作者无法像他到处调查，更不具有能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地区进行全面调研的时间和条件。因此，杨继绳虽未经过社会科学的系统训练，但他的方法却符合现代社会科学基本的要求。
丁学良这段话的意思本来是想说明在“三年饥荒饿死人”问题的话语权上的“唯杨独尊”，即杨继绳说的最真实、最可靠、最具权威性！以此为杨的《墓碑》鼓吹造势。可是，他却不曾想到，这些捧杨的词语同时又肯定了那六位“学者”根本就不具备研究这个问题的客观条件，所以杨继绳也觉得他们的所谓研究“成果”就如同“隔靴搔痒”一样，根本没有可能触摸到问题的本质！因为他们——无论是那三个中国“学者”还是那三个远离中国的外国“学者”——都没有当过新华社记者，都无法查阅中国档案馆的内部资料，都无法到处去进行调查……。一句话，他们的“研究成果”都只能是无根之木！
偏偏杨继绳的研究“成果”就是建立在他们的“成果”基础之上。这样一来，杨继绳比较他们的“研究成果”作出的“饿死3600万人”的肯定也就被他自己一句“隔靴搔痒”给彻底否定了——肯定之否定！
丁学良拍马屁不打草稿，一番“好心”却替杨继绳办了一桩大“坏事”，帮了一个大倒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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