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到今天刚好整整八十年，关于这段历史，无论你是80后，90后，还是00后，都不该淡忘，也不敢淡忘。它带给中国人的不仅是伤痛和屈辱，更有热血和斗志，也更能看清这个世界“自由，正义”国家的嘴脸。
从这一天开始，大半个中国沦陷于敌，亿万同胞终日苟活于侵略者的刺刀和铁蹄之下，资源被掠夺，人民被欺凌。
无尽的荼毒，无端的横祸，稍有不慎皆可丢失性命，说你是“抗日分子”便是杀身之祸，说你“共党分子”便是灭门之灾。
人民以歌为泣，以血为书，号恸之声天地可闻，他们之前日盼夜盼的全面抗战也从此爆发。
然而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画卷中，除了中国人民的不屈精神之外，也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反思，七七事变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国军一溃千里。
今天有公知学者，还媒体上胡言什么九一八，七七事变等是偶发事件，只是引起了不好的后果，千方百计为日本人处心积虑的侵华战争进行粉饰。
他们用关东军的宣传材料作为“史料”，来混淆是非，关东军会承认是自己的阴谋?这种史料只能称之为“屎料”。
七七事变之前，日本至少在一年多之前就进行了实质部署，谋划时间则更加长久，战争并不仅仅是战场上的撕杀，它涉及到经济，舆论，政治等等方面。
在这段血与火的历史当中，有的事实并没有广为人知，比如粮食之争。
粮食的实质
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对中国和日本来说，粮食问题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南京政府来说，研究并进行粮食准备，在当时抗战形势下尤其十分必要。它不仅是粮食不足或自足的问题，它的严重性在于：
一，如何保证粮食不成为日本人的军资？
二，如何能供给中央军及地方军需要？
三，如何避免奸商和买捣乱中国粮食市场？
四，如何在抗战全面爆发，征兵大量增加时仍能保持粮食产量？
五，如何让中国粮食能适应长期抗战？
这些问题在1936年就已经非常紧迫和突出，国民党并非看不到这一点，但在乞和路线下，仍然抱着对日本人的幻想，以为日本会满足于对东三省的占领。
事关生死存亡的粮食问题，南京政府除了官样文章之外，对实质(战争)准备则噤若寒蝉，生怕刺激到日本人的神经。
日本如何破坏中国粮食安全?
抗战必备条件之一，就是“足兵足食”，对日寇来说亦是如此。
南京对粮食准备还停留在口头上时，东京已经全力推进中国粮食破坏政策，它决不会因为国民党的乞和而松开它的魔爪。
《三国演义》中，周瑜曾叫诸葛亮去铁笼山烧粮，这是小说，而日本人是在公然，合法的形式下进行。
1936年6月份开始，日本突然在中国各城市，各口岸大量收购粮食，长达五个月之久，不但拿到足够多的粮食，而且造成了中国市场的极度混乱。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检验出了从1931年开始，整整六年以来，国民党在抗战准备一塌糊涂，他们的心思根本没有在抗战之上。
敌人先是从芜湖进行试探试收购，却没有遇到任何不“友善”的阻碍，然后搜购范围扩大到蚌埠，无锡，九江，徐州，汉口，济南，开封，天津，保定及平汉路沿线。
上海是长江流域新米的收购中心，日本内阁拔专款在上海设立了粮食运输株式会社。这时，日本在舆论上利用汉奸媒体极力淡化军事意味，强调经济贸易，给搜购中国粮食披上了合理的外衣。
一，以驻华金融及贸易机构为根据地，如三井，三菱，吉田等洋行。
二，再由日本洋行来委托中国粮商来出面收买，如上海米业公会，杂粮公会。
汉奸们极力鼓吹运粮赴日的正当性，甚至组成游说集团前往南京请愿施压，要求政府不要干涉粮食出口，不要听信那些“仇日”言论。
他们不要这个国家，他们只要粮价飞涨带来的滚滚利润和佣金。在芜湖，丰顺号的韩XX跟日商田中勾结，利用自己在社会上的人脉和影响力，将他收购的粮食全部全给日本人，从上海装船运往日本。而这种奸商在中国上述地区比比皆是。
买办，粮商，帮口，奸商自甘为日本人所驱使，形成一个破坏中国粮食准备的庞大集团。
舆论诱导
1936年下半年许多爱国学者，媒体，都指出日本人举动包藏祸心。但是另一批中国经济学家，金融专家则反驳说，友邦采购华麦是因为要抵制澳大利亚洋麦，这是对中国的友好行为，怎么能如此怀疑友邦呢?
这些人还从经济学原理来为日商开脱，他们祭出了“贸易自由，无分国界”的先进理论，来拥护贩粮给日本。
舆论场上交锋非常之激烈，爱国媒体记者指出，日本购粮“原因未明”，直接的一点媒体就指出，“大批奸商受某国人主使”。华北报刊则挑明“某国曾派人在各地购定大批粮米，以充军食。”
“日方之用心，意在破坏中国之实业，攫取中国之国防粮食。”很显然，日本对中国的粮食收购作用有三点：
一，以中国廉价粮食，充实日军给养。
二，使中国粮食更加不能自给，间接抬高粮价，破坏社会秩序。
三，纠合汉奸，供其驱使（如果当汉奸是因为怕死，这时当汉奸又是为什么？）
河南《民众日报》呼吁：中国应为民族生存作最后决斗，以政府的力量，限定粮食价格，各地广设粮仓，禁止粮食出口!“
但从媒体力量对比来看，有买办资本撑腰的报刊占据了上风，粮食还在源源不断流向日本。
南京的准备
中国聪明人都在当官，远见并非没有，然而他们的出发点并非是为了将来抗战。
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开全国粮食会议，责成行政院成立全国粮食局，在上海成立七省粮食运销局，结果交给了粮食买办顾馨一主持。
顾馨一等日本人打来就成了伪上海市民协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也就是说，国民党把如此重任交给了一个汉奸来管理，这意味着什么?
虽然后来军统在上海杀掉了顾馨一，但他间接造成中国抗战将士的饥饿与死亡，千刀万剐也不能抵其罪行。
国民党也想积谷屯粮，但在内外夹击之下，成效极差，1936月8月，日本人搜购中国粮食已进入疯狂阶段，《大公报》发文批评中国积谷贮粮方法之腐败。
《大公报》将当时日本陆军省储粮方法，与中国进行对比。指出，南京政府是为了应付一年两年之口粮，而日本则是可延长十年以上，两厢对比，中国国防危矣。
浙江积谷负责人沈松林写文答覆，承认现行积俗制度并不是从国防出发，无奈之情跃于纸上。
9月28日，《大公报》再次就粮食问题发文，指出中国之粮食“不可久储，亦不能久储。”
警告在民族危机的最紧要关头，粮食应为抗战作准备，而中国粮食的储藏制度非常危险，无久储之粮，如何与敌交战?
再看农村，有几个地主有这种认识高度?死命催缴而来的粮食，马上被奸商购走，为一点蝇头小利而沾沾自喜。有的县政府所谓储粮仓库空无粒米，上头要查，就拿被虫害的粮食应付。
1936年全国积谷数为800余万坦，甚至比不上咸丰年间。中国粮食危机到这种地步，除了日本人的疯狂搜购，更有国民党政府的无能和腐败，奸商们的贪婪和自私，汉奸们的助纣为虐。
傅作义率军在绥远抗敌时，每天电告南京军情，总要提及粮食短缺，前方将士饥寒难耐。南京做了什么?理由有的是，筹粮需要时间，交能不便，让他们就地取粮。
日本人在一切准备停当之后，1937年7日7日，终于发动事变，实施其全面侵华之计划。
现在网上有很多文章说日本单兵单兵口粮配备情况，甚为惊讶其充足和营养，而国军则饥一顿，饱一顿。凡事不是平空而成的，背后都有极其深刻的因素。
跟惨烈悲壮的大会战相比，粮食问题并不引人关注，但这个问题跟战场拼杀一样重要。
国民党是未战先败，它没有抗战意识，也没有抗战决心，否则，也不会有任凭日商和汉奸疯狂购粮的举动，共产党则在根据地拼命护粮，不给日本人夺走。日军恨谁?
粮食问题今天一样重要，但汉奸也一样不缺，不是有人喊着让中国放弃耕地红线吗?不是有人同样用”自由贸易“来忽悠中国粮食安全可以通过各国贸易来实现吗?
战争一来怎么办?汉奸是不会告诉你答案的。
答案其实就在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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