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结合减租反霸和土改工作深入南疆开展调查
郭谦贵
邓力群来到新疆之后，由于和平起义和新疆党委工作的需要，平时经常接触的主要是各民族的中、上层干部，对农村、牧区和农牧民的情况了解不多。于是，从1951年8月到1952年5月，邓力群带着新疆党委研究室的谷苞和研究室、新疆日报社、团省委等有关同志，还有罗立韵，一起到南疆参加减租反霸运动，并结合运动系统地对南疆地区进行了农村调查。这期间，邓力群参加了一期完整的减租反霸试点，一期完整的土地改革试点，还参加了南疆区党委的两次会议，写了8个关于工作经验和具体政策的书面报告。同时，结合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工作，在阿克苏、喀什、莎车、和田4个专区的12个县，每县选1个乡或1个行政村做典型调查。此外，还做了十几个专题调查。后来，这些调查都形成书面报告。编成了《南疆农村社会》一书，1980年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通过8个多月的调查，邓力群对新疆有了一个总体的了解，得到了比较多的关于新疆封建社会发展的感性认识，充实和加深了原来从书面上得到的知识。南疆农村，可以说是一部封建社会史的缩影。调查结束以后，邓力群感觉收获很大。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留下了一手完整的历史材料，非常宝贵。材料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部分。
第一，南疆封建社会中期的农村社会形式占比较大。南疆4个专署30个县，除3个游牧县和少数半农半牧区外，其他27个县的全部或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农业区。这些农业区的社会情况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封建社会初期的农村，其数量极少，我们发现的只有3个乡，分布于和田、阿克苏2个专署的3个县。第二类是封建社会中期的农村，根据我们的调查来估计，可占南疆全部农业区的80%以上。第三类是封建社会末期的农村，其数量在南疆也是少数，但比第一类要多。这三类农村在南疆的同时存在和交错存在，表明了南疆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复杂性，但第二类农村占绝大多数，则表明了封建经济在南疆农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基本情况。
第二，南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非常残酷，压迫特别野蛮。最基本的剥削方式一为“对分制”，一为“劳役制”，其中又以“劳役制”最为普遍且严重。农民租得地主少量的土地，租额最少是产量的50%以上，再加30%的反动政权的负担，10%宗教方面的负担，留给农民的往往不到10%。农民承担地主的劳役，每亩地少则四五天，多则一月半月。农民给地主劳役时，有的要自带牲畜农具，有的还要自备口粮，农忙时必须先把地主的地种完了才能种自己的土地，因此往往迫使农民白天在地主土地上干活，晚上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干活。南疆多数农村还没有形成完全自由的劳动市场，农民没有出卖劳动力的完全自由。雇农给地主当长工，不能自愿就业，也不能自由离开;名义工资虽有五六百斤粮食，但地主常制造各种借口进行克扣，很多雇农终身劳动，一无所得，实际上陷于半农奴的地位。
反动政权的徭役也非常苛重。国民党时期，每年要从远离迪化1200公里的阿克苏，甚至从远在1800公里的莎车向迪化运粮，为此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农民难以数计。在这种残酷的剥削下，解放前南疆农村的生产力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摧残和阻碍，农民的生活极度贫困，包括中农在内的农民阶层的剩余劳动，全部被地主阶级及其反动政权所掠夺，农民最低限度的必要劳动亦受到严重的侵占。因此，绝大多数贫农和雇农每年有两三个月要靠桑子、沙枣、桃杏充饥，有的农民穷得连煮饭的锅都没有一口。农民的生产资料非常缺乏，解放前平均四家或五家才有一头耕牛。
第三、地主欠下累累血债。除了经济上的残酷剥削，地主对农民的压迫特别野蛮。邓力群他们调查过的地方，地主中没有血债的是少数，有血债的占多数。恶霸一般都私设刑具，可随意监禁刑讯农民，而不受干涉，将农民拷打致死亦无人过问。在参加农民的诉苦会上，到处都是一片哭声，邓力群他们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惨痛事实。由于南疆农民的痛苦特别深重，要求解放的心情也非常迫切。邓力群亲耳倾听农民的痛哭声，感同身受农民的血和泪，邓力群的心被农民的深沉痛苦折磨，南疆的农区、牧区改革必须全面深入进行，新疆的农区、牧区改革也势在必行。农民在呼唤，农民在期盼，农牧民还在遭受一些不必要的痛苦。邓力群深深地明白，血债应该得到彻底地清算。
第四，完成了一系列包括减租反霸在内的社会改革运动。解放两年多来，南疆区党委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党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坚持中央慎重稳进的方针，培养和团结了大批民族干部，进行了艰苦的发动群众的工作，在农村完成了一系列包括减租反霸在内的社会改革运动。包括：
(1）废除保甲制度，彻底打掉国民党反动派的各级统治机构。建立人民政权，召开了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民族压迫得到永远结束，民族平等得到真正实现，给各族农民群众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开辟了宽阔的道路。农牧民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扬眉吐气，南疆的社会面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改天换地。
（2）给农民调剂了大量的土地。首先把大量与宗教有关的土地，交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租种，接着又把地主一部分土地调剂给农民租种。更为重要的是，过去普遍而严重存在的劳役制，从根本上被动摇了，以至基本上被废除了。农民不再给地主做劳役，可以全力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了。土地经营大为改善，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
（3）把封建的水利管理制度改变为民主的水利管理制度。水利设施由农民进行民主管理。效率提高了，利用合理了。
（4）实行农民合理负担政策。整个农村的负担比解放前减少了一半以上，农民负担则只及解放前的1/3，甚至1/4。因负担问题涉及的面广，所以，不管走到哪里，向任何一个农民打听，解放后得到了什么利益?他们的回答，首先就是“负担减轻了”，“我们从国民党反动政权苛捐杂税的沉重负担下解放出来了”。
（5）开展减租反霸群众运动。在上述主要的社会改革基础上，南疆各地普遍开展减租反霸群众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南疆农村阶级力量的对比，基本上打垮了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政治势力，使农民在政治上获得了翻身，树立了农民群众在农村中的政治优势，建立了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削弱了地主阶级的经济势力，农民获得了减租反霸斗争的果实，解决了农民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不少困难，更进一步推进了农业生产力和生产运动的发展。
包括减租反霸在内的伟大的社会改革运动，完全改变了南疆的面貌，把解放前后的南疆划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在南疆人民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新疆党的干部各级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同甘苦，共患难，与新疆人民心心相映，赢得了新疆各族人民包括南疆各族人民的真心拥护。
当年调查中出现的那些南疆人民动人的情景，感人的画面，悲恸欲绝的哭声，呼天抢地的血泪，邓力群记忆犹新，深入脑海，融进了他的灵魂。 (湖南桂东县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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