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兵简政是抗战时期克敌制胜的十大政策之一，毛泽东将之排在仅次于“对敌斗争”的第二位置上，足见这一政策的极端重要性。但精兵简政涉及到集体力量构成和个人切身利益，因而在具体执行中并不一帆风顺，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层出不穷。为此，毛泽东专门撰文称其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及时纠正了偏向，推进了政策的落实。
精兵简政遇到种种阻碍
精兵简政在前期的具体落实过程中，个别领导机构并未做好扎实有效的政治动员，导致一些下属基层单位和个人对精兵简政认识不够、理解不透，在思想上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只当作一次普通的上级精神传达，落实不严格，引起一系列对待精兵简政的态度问题。
一是单位不愿动。精兵简政必须建立在各级高度重视、积极主动的基础上。但问题是很多单位领导自身对当时面临的严重困难认识不足，思想上还停留在抗战初期不断寻求兵力扩充、人员壮大的层次，以为兵多人多就是优势，甚至在中央已经下达精兵简政命令后，不但不执行精简，反而仍想扩大。有些地方把自己的地区或工作部门看成是“例外”，感觉还过得去，没必要精简，总是找理由消极应对，或者原封不动，或者搞点小动作简单应付一下。比如陕甘宁边区一些地方在简政前期，只取消了乡自卫队指导员。华中根据地一些人强调“特点论”，认为中央精兵简政只适用于华北，不适用于华中，要求继续编并地方武装以扩大主力。
二是个人不愿走。由于组织上政治动员不深入，释疑解惑不及时，致使一些同志对精兵简政的理解失之偏颇，把精兵简政简单的认为是“裁员裁人”，减少吃饭穿衣的人员;有的人因为被送去学习，自认为“吃不开了”，前途渺茫;有的因为不适合某个岗位而作以调整调换，就认为没有自己的位子了，组织不要自己了;有的从军政机关转入生产部门，感觉很丢人，从心里瞧不上干生产工作的。甚至有些因为单位要被解散，就闹情绪，瓜分公物。如陕甘宁边区保卫团在整编中决定编遣三连，而连队没有做好官兵思想动员工作，以致官兵情绪发生波动，私分公产，损毁公物，甚至有些党员也参与其中。
三是说服教育不深入。编余人员无论是以何种方式分流出去，组织上都应对其进行耐心教育，告知为什么要这样做，以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比如，有些干部被送进学校培训学习，本来是党为了储备干部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而有些人却认为是组织对自己的不信任或不认可，把自己送去学习当学员，原来的职务却提拔下级来顶替。还有人从军事机关转入生产经营部门就不愿意，认为自己应朝着军事、政治方向发展。诸如此类，都是因为说服教育不到位，谈心交心不深入。
四是对编余人员关心照顾不够。有些单位把编余人员推出后就万事大吉，后续不再关心过问。比如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两个编余干部被安置到专署接受学习培训，而专署训练班未开办，随后也没有给予两人适当安置，结果一人消极回家，一人投敌。由此可见，对于编余人员的安置必须考虑周全，加强后续关怀。
应对各种阻碍采取的有效措施
1942年9月7日，毛泽东及时发表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这篇文章，深刻指出：“我们的庞大的战争机构，是适应过去的情况的。那时的情况容许我们如此，也应该如此。但是现在不同了，根据地已经缩小，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可能再缩小，我们便决然不能还像过去那样地维持着庞大的机构。”但是，现状和习惯往往容易束缚人们的头脑，“即使是革命者有时也不能免”。为此，毛泽东用《西游记》的故事打比方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之后，各级组织从各方面加大了工作力度。
一是加强思想教育引导。从中央到各根据地党政军负责机构，不断强调要注重解决思想上的障碍。随着教育的深入，很多原先发生的问题都有好转。如陇东某旅，经过精简教育后，39位新干部在政治部发下的调查志愿表中，有35位填“到连队去”。而他们过去曾有许多人认为基层部队“小池养不起大鱼”，要求到上级机关去。精简教育后，“向下看”成为该旅新老干部的一致呼声。某同志原为相当于营级的股长，他在志愿表里填写到：“我想到连队去任副指导员，因为我虽说参加部队工作5年，但一向是呆在机关里，不了解部队。”另一同志说：“我感到自己还不够，工作作风不踏实，我愿意到连队去!”
二是通过完善制度进一步规范。在精兵简政初期，出现了许多问题，有些就是因为制度不完善，上级没有具体细致的政策指示，下级没有清晰明确的参考标准。但随着精兵简政的推进，各级组织也在适时调整计划，完善精简制度。比如，针对一些部门不配合干部调剂配置，只顾自己不顾全局的本位主义，北岳区四地委发出《关于掌握干部调动补充等的补充指示》，明确要求在上级统一部署调剂干部时，涉及到的部门要积极配合。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3年6月29日同一天中连续发出《关于编余人员送分区安置处理原则的规定的训令》和《关于执行“编余人员送分区安置处理训令”之补充办法》两份指示文件，从制度层面严格规定了具体的方式方法。
三是通过媒体舆论扭转观念。《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等媒体利用自身覆盖面广、消息传达及时、受众范围广等优势，积极配合中央及各级政府的精兵简政。1942年上半年，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陶铸两次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谈精兵简政，解决了很多人的心里疑惑，可以说是两次书面动员。再比如，精兵简政的安置环节，很多人挑肥拣瘦，轻视劳动，看不起生产经营工作，《解放日报》有针对性地刊发了一篇题为《转入生产中去》的社论，扭转了编余人员的错误观念。新华社也发出很多电讯，报道各地的精兵简政进程和优秀做法，给予其他地方很好的启示。类似的社论、简讯还有很多，都在助推着精兵简政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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