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陈坚绘制出的投降仪式是这样的：
国民政府公布的受降照片是这样的：
看上图，老何和小林个子都太低，桌子又太宽，小林浅三郎不愿意再探身(胸前桌子上摆的什么鬼东西？有意防止小林弯腰的吗？)，老何没办法，只好再委屈一下了!
下面有一些网友对此的评论是，不过是桌子太宽，个子太矮，老何的无心之举罢了。
可是，老何难道忘了——按照事先商定的受降仪式，中方是不应当起立回礼的啊？！
对此，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述的(《冈村宁次回忆录》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1981年版)：
以后据中国参谋透露的内部消息说，会场布置，最初中国方面为避免威胁感，拟采取圆桌方式。但由于美军方面的干涉，才改为长方桌对立方式。另外，还规定投降者必须敬礼。即：
一到会场即向何应钦总司令官敬一次礼;小林总参谋长向何总司令领取投降书时再一次敬礼，我在投降书上签字盖章后，小林总参谋长向何总司令呈交时再一次敬礼，前后共敬礼三次。中国方面对此均不回礼。这恐怕也是出自美军的建议。
但是，在第三次小林总参谋长呈交降书敬礼时，何总司令却不由得站起来作了答礼。
看到我这位老朋友的温厚品格，不禁想到：毕竟是东方道德！
我面临投降这一未曾有过而且是意料不到的事实，心中非常不快，但尽量保持不失沉着冷静。在会场上我不时凝视着何应钦的举动。由于是向我最亲密的中国友人何应钦投降，心中也有安然之感。(50-51页)
毕竟是东方道德！
因此，老何的举动如此令人瞠目结舌，以至于令陆军少将今井武夫多年后在他的回忆录中仍难以忘怀：
“何应钦像是要站起来似的欠了欠身子还礼”。
其实，要说老何这也算是潜意识指引下的无心之举，本来不值得上纲上线。可是某些网友非得要给老何脸上贴金。在下还不得不较个真。在老何似乎是无心之举的背后，又是什么呢？
在投降仪式前，冈村宁次安排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曾到芷江与国军陆军总部副参谋长蔡文治少将为首的参谋人员谈判投降事宜。在其回忆录(《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5月版)中是这样记述的中方的态度的：
这次谈话时间相当长，中国方面以蔡副参谋长为首，各参谋一律表示对日方有深刻理解，始终以武士道的态度相接待，与其说他们是对待敌国败将，不如说好象是对待朋友一样。(263-264页)
在宿舍里负责接待的两位少校，一位是陈应庄，八年前我在北平工作时，他也在当地担任新闻记者，因此曾和我会过面，他也是日本留学生。
另外一位陈昭凯是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生。
在会谈中担任翻译的王武上校，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生，他参加入学考试时我恰巧担任考官，据说他的生母是日本人。
又与我们接触的主任参谋钮先铭少将，是我战前在北平工作时最为要好的朋友、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钮传善（作者注：大汉奸）的长子。
我与这些人们不期而遇，感到很惊讶，同时感谢他们的好意，对我完成任务给予很大帮助。但我后来观察到，这并不是单纯的巧遇，而是中国方面特别照顾而安排好的。……因此，我们对于中国方面的照顾更加深了感激。(270-271页)
下面某位知友拿着受降会场的布置做文章，以示国军威武，岂不知人家国军胸怀岂是你等毫无“东洋道义”之人所能料想的？听听今井武夫是怎么说的吧：
肖参谋长和我们举行正式会谈的会场，为不使日方代表产生威胁性的压迫感，中国方而本来准备采用圆桌会议形式，会场已经布置好了，但临开会前想不到美军出来于涉，匆促之间改成长方桌而对面地会谈方式。
日本留学生出身的人们（作者注：参与受降仪式的国军将领）对此深感不满，认为美国人不理解东洋道义，表示愤慨。
并且据他们告诉我，会谈结束后，看到我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他们也感到高兴，认为我们尽管是战败国的使节，但并不有损于他们曾经留过学的日本的军人的体面，使他们本身也感觉很有而子，因而他们还曾相互拥抱流泪呢。
我们在战败后，作为使节马上到敌军阵营中去，早已作好精神准备，认为遭受战败侮辱是理所当然的，根据情况，生命发生危险，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不料敌国军人却对我们洋滋着友邻之爱，此时此地，越发增加了我们感激的心情。(27l-272页)
还是雷锋说的好——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感谢网友 @李欣慰 指正)
其实，国民政府对日亲善的传统是十分悠久的。在抗战中的一件奇事可见一斑。
1937年8月15日，日本海军航空队20架轰炸机从长崎起飞准备袭击南京。为了让最后一批留在南京的日本驻华使馆人员和日本侨民团成员安全撤离，中国政府为他们准备了特别列车，列车停车时附近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并派出40名宪兵一路随同护卫，还特意从外交部派出两人随行。
就在这些日本人被中国政府"非常周全"地送走以后不久，这天下午两点50分到3点30分，日军轰炸机穿过低垂的云层，对南京投下了重磅炸弹。(日军占领南京后发布密令，凡是活物一律杀掉)
抗战胜利后的中秋节，何应钦派人送了两卡车月饼和1卡车水果，到萨家湾日军总司令部表示慰问。
另外，何派王武上校单独给冈村送了两箱香烟和一箱茅台酒等物品。
而冈村与老何自从受降典礼上见面后，竟然成了好友！五十年代初何夫人赴日就医，何应钦每次到日本都会与冈村聚会。
冈村宁次回忆录中，还记述了投降仪式后的相关情况：
9月某日，为做好接收准备，中国总司令部派某中将到津浦线南部各地视察。该中将对所在地日军将士作了如下的谈话，使我将士大为感动：
“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
当时，如此言论到处可闻。可见蒋委员长的对日方针，向部下贯彻得相当彻底。(56页)
新编第一军是蒋介石嫡系美式优良装备的精锐部队，在加尔加答受过美式训练，军纪严明。其年青将校擅长社交，态度明朗，对与日本作战，深以为憾。
有的甚至高喊：“我们黄色人种之团结，乃亚洲当务之急。看一看香港!想一想鸦片战争!”
当夜，两国军官在当地饭馆举行联欢会。中国第一师司令部除师长外全体军官出席；我方包括我、参谋及守备队长以下全体军官出席。
两国军官携手进入饭馆。这一情景使麕集的人山人海的群众和士兵，投以惊奇的目光。(58页)
10月25日，我为协商今后问题，单身拜访第一师师长。我先向师长祝贺胜利，然后提出，日军事已至此，将正大光明地将武器移交贵方，并说明已准备完了。
该师长一一表示满意。最后并问我：‘贵官心情如何？’我答称：‘身为军人，心情不佳’，彼此握手哈哈大笑。
接着，与接收主任谢中校参谋，商讨有关移交防地及接收武器等问题，该中校极口称赞在缅甸与之作战的我第十八师团之勇猛顽强。他敬佩日本陆军大学之教育并向我请教。会谈在和睦气氛中结束。(57-58页)
1945年12月23日晨，冈村宁次“突蒙蒋介石委员长召见，遂去总司令部作短时间面谈”：
“蒋：您身体健康吗？生活上如有不便，请勿客气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尽量给予便利。
我：深感厚情，生活满好。
蒋：从何总司令处得悉接收顺利进展的情况，殊堪同庆。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
我：目前没有，如发生困难，当即奉告。
蒋：中日两国应根据我国孙文先生之遗志，加强协作实为至要。
我：完全同感。
蒋委员长始终面带微笑，和蔼近人。他特意安排了这次会见，以好言相慰，深感敬佩。(《冈村宁次回忆录》第89页)
抗日胜利后，蒋介石邀请冈村宁次做军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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