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后，在上海担任卫戍任务的19路军爱国官兵在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两将军率领下，违背国民党中央的“意旨”，顺应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奋起反抗日寇的野蛮侵略。他们在上海人民的支持下英勇奋战，迫使日寇三易主帅，给日本侵略者以迎头痛击，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精神。
“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全国各界民众，尤其是上海民众给中国军队以有力的支援。宋庆龄、何香凝在发表宣言、号召抗日的同时，亲赴前线慰问抗战将士。1932年1月30日,上海市商会发布公告，号召上海民众“毁家纾难，各就其力之所及或筹现金慰劳,或集物品馈送，期振作前敌将士之气，且表吾人敌忾之忱圈。”1月31日，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成立。该会力主“武力抵抗日本侵略是我国唯一之出路”，要求把武力抵抗定为“全国遵循之国是”，并严正宣告:“凡能武力抵抗者，父事之，师事之，在所不惜;凡卖国投降者，则仇视之，敌视之，亦不敢辞。”1月30日，上海工会联合会在东新桥召开上海各业工人代表大会，号召全市各业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及占领上海。在举行反日总同盟罢工的号召下，上海各行各业工人的反日大罢工，在全市迅速展开。几天后,上海民众支援的物品已能基本满足前线需要。时任19路军78师156旅6团团附的梁岱回忆：“战争一开始，上海市各界人士，纷纷派代表前来我团部慰劳;有的代表还询问我们最需要什么东西，登记后，翌日即源源送来，如望远镜、防毒面具、手电筒、墨水笔、手表、线衫、线袜、内裤、丝绵背心、胶鞋、毛巾、手套以及医疗用品等，应有尽有。此外还有大量面包、饼干、糖果、罐头、水果、年糕、烧肉、白肉、腊味等等。这些慰劳品，在战事爆发初期，是直接送来我团部处理的。由于战争的发展，参加战斗的部队日多，送来的慰劳品也越来越多。后来由总指挥部统一接收，然后分配给各部队。”
2月6日，19路军登报鸣谢:“敝军各物品现在已经充足。”
广大上海民众组织了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通信队、运输队等等。全国民众和海外侨胞还踊跃捐钱捐物，以济军需。整个抗战期间，侨胞捐款400多万元，国内民众捐款700多万元;2月初，得知守军缺少御寒衣服后，五天之内上海群众即捐助全新棉衣3万余套，棉被2000余条;北平燕京大学的女学生为19路将士赶制毛衣，远寄前线，并在毛衣上绣上小诗：“一针一线密加工，送至军前慰有功;勿忘御寒并御侮，闺闱救国与人同。”海外菲律宾、美国华侨发起了捐助飞机运动，美侨购买了31架飞机，部分已送达上海参战。上海医务卫生界针对战场伤亡急需救护的特点，在后方成立了伤兵医院，民众自动创办的伤兵医院达60多所。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的团体会员“左联”“社联”“剧联”“教联”等“八大联”以及上海反帝大同盟等，都纷纷行动起来支援罢工斗争。文化界，报纸、刊物成了抗日舆论的前沿阵地，每天报道日寇暴行和抗战杀敌消息，刊载抗日的文学作品;影艺工作者摄制了抗日新闻纪录片和抗日影片;戏曲音乐工作者到前线和伤兵医院进行慰问演出，激励士气。社会知名人士亦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鼓励、支持19路军抗战。大部分民众积极在后方担任勤务工作，有的还直接在前线参加作战。上海的民众义勇军约有20支以上，其中著名的有工人反日会义勇军、战区难民义勇军、复旦大学义勇军、市民职联会义勇军、冯庸大学义勇军和华侨义勇军等。这些义勇军或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归19路军指挥。
时任19路军78师156旅旅长的翁照垣回忆说，1932年2月26日，有200名上海市民，自带50余条枪，前来吴淞帮助19路军守卫阵地。3月1日，日军发动突袭，上海市民义勇队不怕牺牲，和日军激战4小时，终于在19路军援军的配合下将敌人击退。在民众抗战热情的鼓舞和推动下，国民党内一批要员冯玉祥、孙科、吴铁城、李宗仁、陈铭枢等以通电、讲话等形式催促国民党政府支援19路军，也坚定了中国守军的抗日信心;就连阎锡山也赠送了急需的重迫击炮数门，炮弹600发，被守军视为贵物。中国守军能够支持月余，与全国民众的坚决支持是分不开的。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曾感动地说：“淞沪之役，我军得民众莫大之帮助，近者箪食壶浆，远者输财捐助，慰劳奖饰，永不敢忘。此同仇敌忾之心，使吾人感奋欲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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