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只要提到“文革”，就会提到“破四旧”;只要提到“破四旧”，就会痛斥为“文物浩劫”。
2010年，媒体上出现一篇报道：《88岁文物专家上书总理 90年代文物破坏超过文革》。文中的文物专家就是我国著名的文物保护专家，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的见证人和当事人谢辰生先生。现将他2010年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内容辑录如下：
《瞭望》：您曾经说过，“中国文物最悲惨的时期是在上世纪90年代”，您现在还这样认为吗?
谢辰生：是的，我依然这样认为，而且可以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
《瞭望》：难道比“文革”期间对文物的破坏还严重?
谢辰生：对，确实比那个时候还严重，这其实是很多人认识上的误区。在“文革”期间，虽然因为红卫兵“破四旧”等行为，给文物保护造成了不小的伤害，但实际上时间很短，很快，他们就去“夺权”、搞政治斗争去了。更重要的是周总理的力挽狂澜，对制止文物的破坏行为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记得，1966年“造反派”刚一上街，周总理就立即下命令，调集了一个营的军队来保护故宫，所以整个“文革”期间，故宫没有受到任何破坏。
因此，“文革”对文物的破坏其实并不像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大，实际上当时国务院已经公布的180余处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除了西藏有一处被破坏外，其他都得到了保护。不仅如此，在那一段时期内，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还取得了不少成就，如长沙马王堆、银雀山竹简、金缕玉衣和西安兵马俑这样的重大考古发现都是在那个时期。
《瞭望》：是什么时候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的呢?
谢辰生：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就开始变得复杂了。总体而言，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还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文物走私和文物盗掘等犯罪活动，文物保护的环境还是比较好的。但到了80年代中期，人们对金钱的追逐欲望也愈加强烈。于是，沉渣泛起，偷盗、走私又都出来了。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盗墓风气，不要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是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没有那么严重过。
2016年11月，谢辰生口述的《新中国文物保护史记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作为谢辰生的老朋友为该书作序。序言写道：“ 我和辰生同志相交相知已逾半个世纪。对他，我是十分尊敬和钦佩的。人们把他称为祖国文物的守护人，他确实当之无愧。”序言提到“文革”期间的文物工作时是这样评价的：“文物工作在那几年中确实取得了震动世界的巨大成就，包括秦兵马俑坑、马王堆汉墓、银雀山竹简、满城的金缕玉衣等等。想想当时的环境，再想想取得的辉煌成就，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新中国文物保护史记忆》第2页)
谢辰生在书中指出：“破四旧”对“私人收藏损失较重”，“对故宫、颐和园、博物馆、纪念馆这些国家文博机构也有一些冲击，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破坏。没听说把馆藏文物都拿出来砸了的。现在对这个问题都得清醒一点，客观一点。”(《新中国文物保护史记忆》第42-43页)谢辰生还回忆，“文革”初期，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发展到破坏文物的时候，周恩来立即指示谢辰生等几位文物专家，迅速起草并颁发关于保护文物的文件，并且说服文化部的造反派联合很多群众组织发出保护文物的呼吁书。1967年的1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召集北京市所有造反派、保守派、逍遥派，布置保护文物的任务。那次会议希望发一个保护文物的倡议书，说明文物不是“四旧”，后来的倡议书就是谢辰生写的。在这个倡议书发表后大约二三十天后，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到文物局说，发了群众倡议书还不行，还得有正式文件，要文物局代中央起草一个文件。那文件也是谢辰生起草的，起草完送上去没多久就发了。
由于谢辰生、金冲及这些老一辈的文物保护专家、历史学家的不断发声，引来众多的专家学者对“文革”时期文物保护工作的真实情况进行调查研究。2015年第6期的《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中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文物保护》一文，综述了这些调查研究的情况：
通过对“文革”中文物保护历程的考察，可知“文革”中文物既有遭到破坏的一面，也有得到保护的一面。“文革”中文物固然遭到不小的破坏，但程度远非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惊人，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基本完整保护，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大多得以保护。国务院和一些地方的党政系统采取一些重要措施，尽可能减少了损失。红卫兵群体本身对文物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其中不乏一些红卫兵与市民、工人共同主动保护国家文物的行为。随着1967年《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等文件的下发，大规模破坏文物的行为得到遏制。
《“文化大革命”中的文物保护》一文还指出：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十六条”是红卫兵发起“破四旧”运动的直接思想来源和依据，但这两个文件里所说的破除“四旧”的概念，泛指与移风易俗相联系的社会文化领域的批判和革命，并不等同于后来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 换言之，两个文件强调的清除对象主要是思想观念上的，而没有直接提出要清除物质性的文化遗产。
红卫兵对文物的破坏也并非是中央明文号召的结果，甚至相反，“文革”发动之初《人民日报》、新华社还曾刊文宣传，应当学习一些红卫兵保护文物的事迹。
1966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红卫兵赞》，日本友好人士清水正夫说“红卫兵是毛泽东主席的红小兵，是革命前辈的继承人。我们亲眼看到了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他们大破四旧、大立四新，保护文物古迹等国家财产，很有成绩。”
在这里，还有必要回顾一下当年的“文物外交”。
邓小平在起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期间曾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我们对已经取得的成绩要充分肯定。
这个“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指的就是新中国的第三次建交潮，建交国家由64个增加到111个。“文物外交”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70年5月，周恩来说，许多外宾要求看文物，外电造谣称，故宫三大殿皆被红卫兵砸毁了，要抓紧故宫的恢复开放。1971年夏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在故宫的慈宁宫展出，展品共有1982件。马上就出现了参观热潮，与此同时还吸引了各国驻华使领馆人员和各国访华代表团前往参观。特别是当时来访的外国领导人，包括美国总统尼克松，都参观并赞扬了展览。这使得中国文物在外交领域上大放异彩。外国谣言不破自灭。
为了进一步宣传中国政府对文物保护的一贯重视，周恩来指示组织出土的文物到国外办展览。他亲自审阅了第一批赴英法展出的目录。如此之多的珍贵文物齐齐亮相海外，顿时引起巨大轰动。以英国为例，从1973年9月28日至1974年1月23日，文物展览在伦敦持续了将近四个月，共接待观众77万1466人次。时任英国首相希思亲自主持开幕式，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也亲临现场参观。我国“出土文展”的文物图片，在伦敦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伦敦市双层楼的公共汽车上,也都挂上了“金缕玉衣”的巨幅彩色照。伦敦市的大大小小商店，紧跟这股热潮，在橱窗里摆上几件中国文物或是文物仿制品来装饰。伦敦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利用这种良机，就地举办起中国文物展览。伦敦许多知名的汉学家，则到处举行讲座，大讲特讲“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服装”“中国古代发饰”等等。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相关报道评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来自欧美其他国家的游客也目睹了伦敦中国文物热的盛况，其影响力辐射到整个西方社会，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形象。
继英法两国的展览之后，我国还组织了一个展览到日本、美国。随后又到了十几个国家，处处引起轰动。这不但使国外人士领略到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风采，同时还为新中国第三次建交潮增添了新的活力，一时被誉为周恩来的“文物外交”。
著名文物专家罗哲文回忆：
【“许多同志可能还记得，当时推动我们外交活动的两个重要项目‘乒乓外交’和‘文物外交’。尼克松、田中角荣、希思、蓬皮杜等等来华时参观的重要项目就是故宫、长城、云冈、龙门等等。”“通过举办出国文物展览与许多国家进行了文化交流，促进了解，增进了友谊。这可以说是文物发挥作用的又一大举措，应予大书特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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