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情必须要明确，请求共产国际援助物资，那是在求人，施援方和被援方的关系就决定了这事儿肯定是一种主动和被动的关系，主导权基本上是由施援方决定的。
共产国际开始决定从外蒙方向提供援助，交货地点经双方蹉商后先定在定远营(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同时也表示“中国红军不能向新疆方向前进，以免脱离中国的主要地区”。这个态度与中共中央在毛尔盖会议确定的“黄河以东战略”相当相近和相当吻合的：民族革命斗争的热点和售焦点地区是在东而不是在西，共产党人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重大历史关头，应该勇敢地迎接历史大潮，把握历史机遇，自觉地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导责任，领导群众，组织群众，在挽救民族危亡的同时，摆脱自身的生存危机!共产国际的这个指示，是符合中国革命的大局，没有任何可以指责之处。
后来，因绥远抗战的发生，苏联方面考虑到从外蒙施援的路线容易受到绥远战事扩大后日伪势力的威胁，同时也顾虑这种威胁有可能触发日苏之间的冲突，影响苏联方面专注于西方的总战略布局，从而将施援方向改作新疆方向。这从苏联自身的国家利益上来说，也是无可非议的。从中共方面来说，这个改变虽然与中共的战略方向相悖，但也无法改变——这是在求人，由得了人，却由不了已。
在共产国际对施援方向作出改变之前，红四方面军主力已经西渡黄河。但张国焘目的是“借船出海”，打着宁夏战役的名头蛊惑红四方面军主力甚至全军西渡黄河，但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后，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却并不想按计划去定远营接受物资，而是将行动方向左旋90渡，要向凉州方向前进——这是他们早就看好的地方。共产国际改变施援方向，正好也给了他们西向之意的一个由头!这个问题，无论是张国焘，还是徐向前，也是承认的。徐向前本人在改革开放后西路军翻案风潮初起之时，在与党史学者廖盖隆的谈话中，也毫不隐讳说明了这个问题。
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之初，对夺取凉州建立根据地信心满满。中央授予西路军名义后，也是表求建立根据地和接收物资两个任务要一肩挑!但当国民党中央军毛炳文部渡河追尾后，感到极大的压力。向中央提出任务次序之询，而中央回电说明：施援方改变施援方向后，物资准备需要时间，西路军要继续向西，必须把屁股坐下来建立和巩固根据地，解决吃饭穿衣问题(这些问题当时的西路军首长认为不成问题)，“保护东边回旋余地”，同时也通报了西去安西接受物资的路途情况。
为摆脱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后的河东危机，同时也为了替西路军解除后顾之忧，中共中央率领河东红军主力取得了山城堡大捷，很快迫使已渡河追击西路军的国民党中央军毛炳文部掉头东返。但西路军主力并没有借机机缘拿下凉州，而是将主力摆在永昌与凉州之间，这说明，渡河后的情况并非他们事前想象和向中央打包票的那般乐观，也销磨他们此前满满的信心。
他们已经不打算在他们此前看好的凉州蹲下来了。
——请注意，从始至终，中央从没有催促过他们尽快西去接收物资。
西路军西进，是在明确知道了共产国际施援方向之后的行动，这个施援方向，再也没有改变过!所以并不存在所谓“共产国际援助方向多变”的问题。至于物资到达时间，苏联也需要根据施援方向的改变作出调查进行准备，这个问题中央也是明确告知了西路军首长的：几个月之内不要指望!物资到达中苏边境霍尔果斯口岸后，要运到安西也有几千里路程，安西也在马家军攻击范围之内。如果西路军只能在到达安西之后，施援方才敢发货!如果西路军到不了安西，施援方是不可能把物资到高台、临泽来的!而西路军走到高台、临泽，是自己发现走不动从而停下来的，并不是《历史的回顾》所言的：他们正兴冲冲地西进，中央突然电令他们停下来的!这个嘛，有当年的历史文电为证——而且是多年后翻案方提供的。
所以，这个失败的责任，怨天怨地，只能怨自己，怨不着共产国际!也怨不着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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