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构、秦桧以“莫须有”罪加害岳飞，昏君奸相因此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此事知之者甚多，顽石这里就不再详述。
和“莫须有”异曲同工的还有一个罪名叫“意欲罪”，知道的人可能就没那么多了。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六月，瓦剌太师也先率军进犯大明疆土，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不顾于谦等大臣劝阻，御驾亲征。朱祁镇号曰英宗，其实是个草包皇帝，行军调度，作战指挥全都交由一个太监专断，致使土木堡战役明军全部覆没，自己也被敌军俘虏。
明朝留守京城的大臣听说皇帝被俘，瓦剌大军如此骁勇，竟然纷纷要求南迁。在这动摇国本的关键时刻，主持兵部的大臣于谦主张谁要是极力建言南迁，就斩了谁。在于谦等人的努力下，京城得以保全。
瓦剌俘虏了英宗后，常常用他来要挟大明，于谦从维护国家利益和保护英宗安全的角度出发，推举英宗的弟弟朱祁钰做了皇帝，号为代宗，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代宗继位断绝了瓦剌用英宗要挟大明的希望，期间明朝军队几次重挫瓦剌军，瓦剌也不敢加害英宗。代宗并不想迎回这个太上皇哥哥，因为这会威胁他的皇位。但以于谦为首的一些大臣极力主张迎回英宗，代宗也不好明着反对。在于谦的倾力斡旋下，瓦剌终于交回了明英宗。回到北京，英宗就被代宗软禁了起来。
景泰八年，明英宗在太监曹吉祥等人的帮助下复辟成功，重新登上了帝位。徐有贞建议英宗处死于谦，英宗心里清楚，无论是对江山社稷还是对自己个人，于谦都居功至伟，杀他确有不忍。但复辟总要找正确的理由才能保持正统，在皇权和道义之间，英宗没有做什么艰难的抉择，就以“意欲谋反”的罪名杀掉了于谦。
“意欲谋反”，即想要谋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代忠臣就这样冤屈而死，而“意欲罪”也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荒唐的罪名之一。
历史上还有一个可与“莫须有”、“意欲罪”不遑多让的罪名，知道的人可能就更少了，这就是“腹诽罪”。
所谓“腹诽罪”，简言之就是在心里(顶多是暗暗地)妄议朝政。
关于“腹诽罪”，《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权威史书均有记载，虽听来荒唐之极，但可以判定确为史实。
《史记•平准书》记载：“(颜)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张)汤奏异当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这几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颜异曾与客人闲谈，客人说到某法令刚刚颁布时有些弊病，颜异没有回应，客人以为他与自己见解不同，反唇讥刺了几句。张汤知道此事后上奏天子说，颜异身为九卿，见法令有不妥处，不向朝廷进言，只在心中妄议诽谤，其罪当死。从此之后，就有了‘腹诽’的罪名，而公卿大夫多以谄媚逢迎、阿谀奉承取悦于人了。”
司马迁认为，“腹诽罪”肇始于汉武帝时张汤处死大司农颜异所定之罪，而据《资治通鉴》考证，比颜异之死早十余年就已经有了这个罪名。宰相武安侯田蚡图谋构陷耿介正直的魏其侯窦婴，于是罗织罪名，说魏其侯与灌夫经常召集豪杰之士妄议朝政，“腹诽而心谤”。“腹诽罪”也就成了魏其侯致死的重要罪名。《汉书·窦婴传》写田蚡迫害窦婴用的就是“腹诽而心谤”的说法。其实《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同样有“腹非而心谤”的记载，可能司马迁以为魏其侯冤死的时间在颜异被诛之后吧。
总之，不管是源于张汤还是田蚡，“腹诽罪”滥觞于汉武帝时代则是确切无疑的。大约从那时起，不要说公开妄议朝政，就是心里发发牢骚，或者暗地里嘀咕几句，在多数朝代都是要治罪的。
“腹诽罪”带来的后果就是司马迁说的“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也就是说，“腹诽罪”是导致官场谀辞满天、“屁颂”盈耳且绵绵不绝的重要原因。
顽石仅是说点历史掌故，以供大家茶余饭后作谈资，敬祈读者诸君万勿胡乱联想！！
2018.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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