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2岁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了由毛主席主持的最高国务会议，有幸聆听了毛主席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现在回忆起来，毛主席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
1957年2月，全国政协会议在京召开。当时我在煤炭部办公厅工作，我和石梅岑都是机要员，组织选派我们到政协，作为会议服务人员，负责小组记录。
2月27日这一天，会议日程是在怀仁堂听李富春作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工作人员可以在后面的小会议室听，我当时年轻，去得又比较早，也没看到什么警卫人员，就坐在了前10排最中间的位置上。
等到还差20多分钟就要开会时，突然宣布，此会改为最高国务会议，由毛主席主持并作报告，要求在京的中央委员都参加。我们的陈郁部长来时，只能坐在很后边。会场也突然增加了便衣警卫。我自觉坐的不是地方，但因为我坐在中间，前后左右都坐满了社会名流、贤达，出入不便，想退后坐已来不及。只能故作镇静，目不斜视，坚持到毛主席出来，悬着的心才缓缓放下来。
当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走上主席台时，掌声雷鸣。毛主席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和蔼可亲。他的报告从下午两点半开始，直到晚上七点半结束，除中间休息半个多小时外，报告进行了4个多小时。
那个年代的礼堂，椅子很密，我的位置离主席台很近，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当时坐在主席两边的是刘少奇、周恩来，再就是宋庆龄、李济深，还有朱德等人。
在毛主席长达4个多小时的报告中，讲了12个问题，其间他始终站着讲话，不断地打着手势，引经据典，妙语连珠，谈笑风生，风趣幽默。
当讲到领导工作时，他拍着周总理的肩膀说：“今后唱红娘的就是你们总理了，我是老太太，唱久了人家就讨厌了。”说得周总理仰头大笑，台上台下也发出了由衷的笑声。
当讲到勤俭建国这个内容时，正好服务员给主席换茶水，主席不让换，就与服务员在台上夺茶杯，夺了几个来回，主席生气了，面对大家说，你们看他强迫我，茶没喝完就换掉，这是浪费嘛!我要向他专政了。结果主席夺下茶杯，此时大家都乐了。
毛主席作报告时香烟始终不离手，当年苏联伏罗希洛夫主席来访时，曾劝主席戒烟，主席说：“戒不了喽!”
当主席作报告时，几十家报刊记者对着主席照相，甚至跑到了台上，镜头直对主席，闪光灯不停地闪，没完没了，干扰了他的讲话。主席生气地说：你们这是干什么?照一张就行了，都走都走!
休息的时候，毛主席走下主席台，与前边的与会者一一握手。
毛主席报告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因此，他对“人民”这个概念的内涵作了解释：“……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人民的范围……”
他还讲了很多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他说：王蒙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怎么不好?允许人家写嘛!
他批评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等对“双百”方针的不理解。
谈到对马克思主义能不能加以批评时，毛主席说：当然可以批评，如果被批评倒，那它就没有用了。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人家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是毒草。他举例说：马克思主义开始的时候被认为是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又说：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强行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就是学阀作风。
谈到东欧出现的动乱和国内少数人闹事，主席说：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
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经过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及1955年反胡风运动后，思想上是很紧张的，但是听了毛主席的这番讲话后，大家所受到的鼓舞可想而知。
当谈到经济方面的问题时，毛主席批评了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同时又批评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20世纪50年代在我国对苏联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的背景下，我听了这些话很震惊，心想也只有毛主席敢讲。
毛主席对于记不准的事，都向台下的秘书发问，下面则高声回答，给人一种轻松、融洽、和谐的感觉。
毛主席的这个报告，极大地鼓舞了参加会议的代表。会后我被分配在中国农工民主党这个小组做记录。参加会议的，都是社会名流、学者。讨论时，大家心情愉快，畅所欲言，发言极为热烈。在谈到国家大事时，自然提出不少对某些地方政府不关心农民疾苦以及官僚主义、腐败、浪费等现象的批评。农工党中央秘书长黄琪翔先生怕我记不下来，对大家说：你们说得慢一点，一个一个讲，让小同志好记录。
在这次政协会议上，我还听了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所作的外交工作报告。会后分组讨论，我参加了大会秘书处指定的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主持的北京地区一个小组的讨论。吴有训是著名的物理学家，他说：我不会当组长，你们有话就说吧!结果，大家七嘴八舌说了两个小时。
这个组年龄最大的是70多岁的老同盟会员、共产党员李六如;最小的是在评《红楼梦》中，被毛主席称赞为“小人物”27岁的李希凡。
休息时，见到不少20世纪50年代的文艺界明星，如舒绣文、袁雪芬、小白玉霜等，个个光彩照人。
有一位50多岁，个子不高但较魁梧的人，微笑着走了过来，引起大家的注意。一位老同志告诉我，他就是原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辽沈战役后，他逃到香港，最近才回大陆。从大家那从容的神态中，可以看出，我们国家政治清明，政策宽松，大家心情舒畅，洋溢着自由民主的气氛。
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这件事，心里总是热乎乎的。我把这视为因错得福。
(作者是原煤炭工业部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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