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18—1919年，是毛泽东社会改造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段，也是他整个“改造”思想发展第二时期中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该时段，他的社会改造思想仍处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主张民众的大联合，反对暴力革命;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批判儒家思想，推崇学术革新和思想革命;注重问题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地位还没有清晰深刻的认识。
重新关注毛泽东不同时期创作的经典文本，尝试在新的语境中深入挖掘其内涵和价值，是近年毛泽东研究的一个新特点。毛泽东早年撰写的一些文字，反映着其早期思想变化的丰富历史背景，同时也是理解他整个思想发展流变的重要材料。他的这些思想，是在具体历史环境中，综合形塑的结果。脱离特定的复杂历史环境，就根本不可能勾勒出毛泽东的真实思想肖像，也就根本不可能做到真正理解毛泽东、解析毛泽东。以他关于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思想为例，这些思想正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逐渐形成的。他在这方面的思考，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一师学生时代。这个时期他受儒家修身思想以及西方个人主义思潮影响，思考主要放在改造哲学伦理学方面，重心在改造人的精神世界。第二个时期，是从学校毕业走上社会以后到1927年。这个时期，他的思考重心放在改造社会等外部世界方面，但是仍旧把思想革命放在重要位置。第三个时期，是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上井冈山探索革命道路开始一直到他去世，他的思考重心逐渐转向改造人的主观世界。其中的第二个时期，是他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的时期，是一个重要转变期。因而，深入探究他在该时期的社会改造思想，梳理其思想脉络，对于理解他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并掌握其全部改造思想的发展流变很有意义。本文选取1918年至1919年，以他所撰报刊文章为依据，探究其此时段的社会改造思想。
一、民众的大联合与和平反抗强权
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这次北京之行，结识新人物，如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接触新思想，如无政府主义，让刚刚走出校门的他，受到巨大思想冲击，导引他的思想向着改造社会的方向超速运行。他曾说自己这一时期对于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高，而且头脑愈来愈激烈。但是当时他还在“找出路”，处于思想的彷徨时期。这些兴趣和思考，直接推动他创办《湘江评论》。
《湘江评论》是1919年7月14日创办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周报会刊。办报宗旨为宣传新思想，开设有世界杂评、湘江杂评等多个栏目。该报共出5号(第5号未及发行即被查封)。毛泽东担任主编，并负责主要撰稿，共发文41篇。其中，说明办报事宜的公告类文牍3篇，世界时政问题评论21篇，国内社会问题评论12篇，政论文章5篇。世界时评占最大比例，报道资本主义国家的罢工、流血事件，揭露帝国主义国家的丑恶嘴脸，表达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朴素思想，对当时的国际热点问题基本都进行了及时的介绍和评论。毛泽东开阔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情怀，由此开始形成。
国内评论，有两篇宣传科学思想，9篇(全部载于1919年7月14日刊)集中主题号召顺应世界潮流，批判孔子和儒家价值，歌颂女权、新戏等新生事物，是毛泽东第一次集中在报纸上反孔。最具代表性的一篇是《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文章高举陈独秀所标举的民主与科学主题，热情洋溢地赞颂了陈独秀推动社会思想进步的丰功伟绩，强烈抨击当局破坏思想自由的恶劣行径。“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文章认为中国处在极为危险的境地。这个危险不是兵弱国贫，而是思想界的空虚腐败，是绝大多数民众的迷信，对鬼神、物象、命运和强权的迷信。究其根源，是科学思想不发达。这篇文章充分反映毛泽东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深受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领袖的影响。
政论文章5篇，其中《〈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与《民众的大联合》(一)(二)(三)等4篇文章，集中反映了1918年一师毕业以来，毛泽东初步形成的民众大联合与和平反抗强权的社会改造思想。首先，民众大联合思想。在创刊宣言中，毛泽东强调了联合的力量。“世界……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这是毛泽东走出校门的第一声呐喊。为了生存，民众必须联合。联合的力量最强大，一切都无所畏惧。《民众的大联合》分三部分。一是论证联合的可能和必要。为什么联合有力量?简单说，就是人多。民众的大联合，之所以有巨大的力量，就是因为民众的数量远多于贵族、资本家及强权集团。民众大联合，必将力大无比。毛泽东此时已产生初步的阶级意识，谈及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但是他此时还不能正确辨别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他认为马克思属于激烈派，克鲁泡特金属于温和派，他更喜欢后者。二是阐明联合策略。从小联合开始。各个人群，比如农民、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车夫等等，先进行小联合，最终汇聚成大联合。文章充分揭露各行各业的问题，既有阶级压迫问题，也有反封建儒家思想、男女不平等问题。三是实践问题和现实可能性。这一点至关重要。一则，认识。这个大联合能成功吗，民众有这个觉悟吗?这又回到了人的精神层面。毛泽东响亮回答了这个问题：有觉悟了。“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但是也必须指出，毛泽东此时存在盲目乐观。他说“我们”，可是青年学生的“我们”，与工人农民的“我们”，并不是一回事。如何联合，谁去联合，对此类问题，他还没有清晰的认识。二则，基础。当时社会中已有教育会、商会、农会以及学友会、研究会等各种小联合。三则，坚持实践练习，就会有能力。以前没能力，是因为封建统治者不给人民练习的机会。而今天，各个方面都要求得解放。思想、政治、经济、男女、教育，都要彻底解放。毛泽东在这里说到一个关键环节，就是思想解放的练习问题。一切解放都是需要练习的。
其次，主张用和平斗争的方式反抗强权。反抗强权是毛泽东一生的斗争方向。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反抗强权的宣言。他在文中高呼，要用平民主义打倒一切强权，包括教育的、思想的、宗教的、文学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和国际的，任何强权都没有存在的余地。但是此时他持平民主义或称民主主义，主张和平斗争，反对流血，幻想着建立一个和谐美好的大同世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他反对“炸弹革命”“有血革命”，主张搞“无血革命”“呼声革命”。毛泽东后来讲自己走上革命道路是被“逼上梁山”，的确符合他的思想发展实际。这个时候毛泽东是反对暴力革命的。但是，统治阶级并没有给人民和平斗争的机会和希望。
二、革新学术，追赶思想新潮
《湘江评论》中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突出体现了毛泽东注重思想革命与学术革新的社会改造思想倾向。首先，革新学术，采取正确健全之学说。该文痛陈湖南学界、思想界的缺陷和不足：自大、空虚、中体西用、尊孔。文章期待新学术的研究和传播能够成为改造社会、改造湖南的支撑。
其次，重视自由批评。毛泽东特别强调自由批评，认为只有批评，才可能改变空虚自大的学风，改变以孔学为主的思想意识，改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模式，才能输入世界新思潮。尤其是对中国传统学术界的儒家独大与先生独断的状况，毛泽东提出严厉的批评。他把“师严而后道尊”“道统”等儒家思想，一概归为“独断”的思想强权，主张全力打破。否则思想就不能自由，人们还要继续做孔子的奴隶。此时，毛泽东已经受到新文化运动思潮的深刻影响。学生时代心存的儒家情怀正在被清除，代之以追求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新文化精神。这也是毛泽东一生反孔的思想根源。
最后，八方接纳，新而不清。此时的毛泽东对新思潮来者不拒。这对于彻底摧毁传统思想禁锢有积极作用。不过，从其文中所涉各色人物及思想推断，他对很多思潮并不是很了解，只是因为这些思潮都具有反对中国传统的特点而已。文中论及多个人物，都被他当作学术革新、思想解放的楷模，包括蔡元培、江亢虎、吴敬恒、刘师复、陈独秀、朱剑帆(应为朱剑凡)、向绍轩等。梳理这些人物就会发现，他们分列悬殊，思想差距极大。蔡元培、朱剑帆、向绍轩是主张教育救国的实践家。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后领导创建中国共产党。江亢虎较早在中国介绍社会主义，但他更多受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实际上是个投机分子(后期投靠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和汪精卫，最终沦为汉奸)。吴敬恒(吴稚晖)，前清举人，早年从事教育工作，曾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新文化运动中积极推动国语注音和国语运动，宣传无政府主义，后接受三民主义，把三民主义作为实现无政府主义的途径。刘师复，更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从这些人物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对三件事颇有兴趣。一是教育。这同他师范毕业、时任一师附小主事有关。二是社会主义。但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弄明白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三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对他比较有吸引力。这与无政府主义主张反抗权威和专制统治有关。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在选择共产主义信仰之前，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无政府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朋友”。毛泽东一生反对权威及官僚体制，与此时期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不无关系。
三、唤醒青年：呼喊个性解放，反抗封建礼教
1919年8月《湘江评论》被查封。毛泽东转而继续为《新青年》《大公报》等撰写时评，阐发对社会问题的观点，探求社会改造之路，思想继续向纵深发展。
此间最值得关注的是毛泽东对赵五贞抗婚自杀事件的评论，充分反映他此时期追求个性解放、反抗封建礼教的社会改造思想。1919年11月14日，长沙年轻女孩赵五贞，因不愿嫁给父母包办的年老富商做继室，在花轿内自杀身亡。此事引发社会强烈关注，批评如潮。毛泽东连续发表10篇评论，其中《大公报》9篇，分载于11月16日、18日、19日(2篇)、21日、23日、25日、27日、28日;《女界钟》1篇，载于11月21日。在短短13天时间里，就一个社会问题，一个作者发表10篇评论(当时《大公报》就此事共发表评论文章36篇)，这在中国新闻史上也属罕见。而对于作者毛泽东来说，此种表现也属绝无仅有，强烈反映了他对旧制度的不满和改造社会的热情。
毛泽东这10篇文章，主要表达了两方面的思想：无情批判、彻底否定以旧婚姻制度为核心的妇女生存环境;坚决支持赵五贞，呐喊、唤醒青年人，为追求婚恋自主、人格自由与个性解放而奋斗。首先，深入剖析自杀问题，将赵五贞的死因全部归于社会环境，对腐败的婚姻制度和黑暗的社会制度，做了无情的批判和彻底的否定。他认为，社会之所以有自杀，是因为社会摧毁了人的全部希望，如赵五贞自杀。一个人只有绝望之时，才会采取自我剥夺生命的行动。“一个人的自杀，完全是由环境所决定。”这里包括大环境和小环境。大环境是社会，小环境是赵五贞的娘家和婆家。娘家逼迫、婆家逼迫，社会舆论不容，三方合力，赵五贞只有死路一条。这一事件，深刻反映婚姻制度腐败，社会制度黑暗，独立思想遭到扼杀，恋爱自由的权利被剥夺。中国“男女极端隔绝”的万恶社会，没有广大妇女的社会位置，赵五贞即使想逃离苦海，又能向何处去?
其次，肯定女性人格，呼唤个人自由与个性解放。毛泽东对赵五贞自杀事件之所以有如此多的感触和评论，正是因为他看到了太多不自由婚姻下的卑屈人生。在传统社会，广大女性在婚姻问题上是没有自由意志的，所以也就没有人格。但是，赵五贞以自己的决绝，证明了女性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在他二十一年最后的一瞬间，他的人格忽然现在来了。呜呼，呜呼!不自由，无宁死。雪一般的刀上面，染了怪红的鲜血。柑子园尘秽街中被血洒满，顿化成了庄严的天衢。赵女士的人格也随之涌现出来，顿然光焰万丈。”毛泽东用炽烈的热情和诗人的语言，为赵五贞的死涂上一层价值的光环，赵五贞的生命瞬间有了崇高的价值。文章说，之所以对壮烈自杀表达尊敬，有两个原因：一敬其勇气，勇于做一般人不敢做的事;二敬其反抗精神，敢于反抗强权，身体虽死，志气得以伸张。
最后，层层解剖腐朽婚姻制度，唤醒青年奋起改造社会。赵五贞的自杀，既然是因为社会，那么就要改变社会。其一，改变婚姻制度，拒绝包办婚姻。只有这样，才可能建设有爱的婚姻。其二，铲除支撑婚姻制度的各种陋习恶俗。成立新式婚姻，只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男女两情相悦，如此就完全可以自由结合。其三，撤销男女隔离。儒家教义宣扬男女授受不亲，封建礼教设置男女大防，这是造成青年男女不能正常恋爱的思想根源和制度藩篱。理论推演到最后，终于揭破封建礼教的根底。赵五贞的自杀，说到底还是源自封建礼教的约束和束缚。其四，破除迷信，否定“婚姻命定说”。这是封建婚姻制度在思想上的根基。只有普及教育，相信科学，才可打破这种迷信，最终彻底摧毁旧制度。“婚姻命定说”必须打破。此说一破，父母包办制度就失去了思想基础，而婚姻自由、恋爱自由就会随之兴起。这一切，都需要教育的普及。这是毛泽东十几天思考论证的必然结论，准确表达了此时期他的社会改造思想的最根本点。新文化运动的根本目标，就在于推翻旧思想，传播新思想，否定旧道德，实践新道德，以最终推翻旧制度，实现新社会。毛泽东呼唤青年人奋起改造社会，“有人格的得生，须自己先造新社会”。
毛泽东对赵五贞事件的评论，充分体现出“他在捕捉社会事件发生时所显现的独特眼界，在剖析社会事件产生原因时所拥有的深刻视角，在探寻解决办法时所表现出的过人胆略，以及他的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这些品格的背后，蕴含着他改造社会的崇高理想。
四、偏重问题研究
毛泽东此时深受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最典型的证明就是他1919年9月1日撰写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北京大学日刊》10月23日第467号刊印)。这个章程，是当时毛泽东自己草拟，寄给北大学生邓中夏的。邓中夏和他的同学朋友都觉得很好，为了满足多人阅读的愿望，就把这个章程刊发在《北大日刊》。
毛泽东此时撰写这个章程，与当时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有很大关系，反映他深受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每周评论》31号(1919年7月20日出刊)，登载胡适撰写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由此引发“问题与主义”之争。主角是胡适和李大钊，前者主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后者主张马克思主义。一直以来的主流观点认为，这次争论，是知识分子之间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思想论战。新时期以来，学术界产生了一些新观点。综合来看，问题和主义之争，本质上是新文化阵营内部，以学术论辩形式展开的政治论争，核心议题是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这次论争激发李大钊等人投入更大精力和心血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问题的结合。但是，胡适的改良主义思想仍有巨大影响。陈独秀当时就撰文说，夸夸其谈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不如付诸实际行动，真正去教育、解放劳动者;空谈妇女解放，不如去为妇女切实争取教育和职业的权利与机会。他希望大家都去踏踏实实地研究社会问题，寻找解决方法，反对躲在空洞的主义、理想中逃避现实。可见陈独秀当时的思想和胡适更接近。毛泽东的这个章程，也说明他当时更倾向于研究问题。胡适用实验方法调查研究具体问题的主张，当时对毛泽东具有启蒙作用。
这个章程共12条。有几个方面值得关注。第一，问题意识。章程占比例最大的是第2条，在仅2300多字的12条正文中，就占去1600多字，占比七成。所列都是问题，共计71大类，有的大类之中又列小类。第1类教育问题列17小类，第二类女子问题列17小类，第10类劳动问题列15小类，第53类华工问题列3小类，第62类实业问题列8小类，第63类交通问题列7小类，第64类财政问题列9小类，第65类经济问题列5小类。所列大小问题，可谓包罗万象。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其一，毛泽东把教育问题放在第一位，而且列了17个小问题，说明他对教育问题的重视，充分认识到人的问题是第一位的。其二，女子问题列在第二位，这是当时最迫切的教育问题、人权平等的问题。没有妇女的解放，就没有社会的进步，什么民主自由权利都无从谈起。说明他最关注的还是人。其三，第3、4、5个问题分别是国语(白话文)问题、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和问题，充分反映他比较关心思想文化问题。他认为这些才是更为根本的东西，比经济、财政问题重要。这前5个问题，都是带有根本性的关于人的教育与精神的问题。
第二，强调学理研究，尤其是哲学伦理学。章程第3条和第8条，都是强调学理研究。第3条，“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第8条，“问题研究会，只限于‘以学理解决问题’”。第3条所列10种主义，第1、2种是哲学上之主义、伦理上之主义。可见仍旧延续着当年改造哲学伦理学的思想。
第三，强调调查研究，凸显务实学风。第5条强调，研究问题，需要实地调查的，必须进行实地调查;不需要实地调查的，或者短时间内难以实地调查的，必须从书籍、期刊、报纸三方面着手研究。第6条强调，要注重研究与现代人生有密切关系的问题，关注在未来能够预测的问题。对于那些与现代及未来毫无关系的古代问题，不需要关注。
以上材料充分证明，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毛泽东受到实用主义的深刻影响。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实用主义中的合理因素被马克思主义改造和提升，从此成为毛泽东隐性的知识成分”。
五、结论综上分析，可以对毛泽东此时段的社会改造思想总结如下：
(一)基本还处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阶段，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对于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还不能正确区分。
(二)追求个性解放和人格自由，对资产阶级的民主与科学思想极为信仰，对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已经彻底批判，已抱定摧毁旧制度的决心。
(三)热衷于报纸宣传等和平斗争，反对流血革命等暴力斗争。
(四)重视民众的大联合，看到了人民团结的力量，但是还没有意识到凝聚民众需要主义的指引。
(五)受实用主义思潮影响，倾向于研究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地位还没有充分认识。
(六)推崇学术革新，追求思想进步，对新思潮的吸纳传播有极大的热情。属于典型的思想革命派。
(作者简介：车桂林，燕山大学里仁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共党史方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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