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合能璞丽小区因保安与外卖骑手的严重冲突及业主的歧视性言论，几日前登上热搜，又因为事件包含一定当量的群体性规模，很快便又从热议圈层撤下。
有一说一，这把长沙外卖小哥的所作所为，不论是闻风响应的行动速度与集体意识，还是事发之后于深夜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街头刷锅”，还是蛮让人叹服的。
就我个人观感而论，长沙一事与过去早已让网友习以为常的“外卖vs保安”剧情相比，还真有点“不太一样”，后文会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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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老实讲，我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在网络上看到外卖骑手大战小区保安的闹剧……
轻则互相辱骂，更烈一级则锁车报复、泼奶茶、乃至升级肢体冲突，更更更惨烈的无疑便是两年前青岛某小区的捅刀案件——2023年12月5日，山东青岛李沧区中海国际一里城小区门口，一名外卖员疑因想骑车进小区送餐遭到保安阻拦后双方发生口角，外卖员被连捅数刀……
被困在阶级压迫桎梏下的底层人们，在今天的生态下，往往会不由自主陷入的，便是我们屡见不鲜的「底层互搏」、「无产阶级内斗」。
恰如早就见怪不怪的外卖员与保安员的斗争。
除了本次长沙事件，自外卖行业兴起以来此类事端就从未停歇过。
这种事情在我看来是最为悲剧的一种社会事件门类。
在我眼里，这就是「底层斗底层」。
平台算法为外卖员设定了严苛的配送时限，超时将面临罚款和差评，直接影响收入。
这使得外卖员的每一秒钟都成为必须争夺的资源。
而保安的职责是执行小区的管理规定，如登记、问询、禁止电动车驶入等，这些程序必然会消耗时间。
于是，一个无产者(外卖员)为了在资本设定的游戏中“存活”下去，必须与另一个无产者(保安)争夺时间。
在这场由时间和空间维度构筑的竞争中，双方都被置于一个“零和博弈”的困境里。
外卖员的“胜利”(快速进入)意味着保安的“失职”(未遵守规定)，而保安的“胜利”(严格执行规定)则意味着外卖员的“失败”(超时罚款)。
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个“博弈”的规则制定者和最终受益者，是远在天边的平台资本和地产资本。
资本家们甚至不需要亲自出面，只需设定好一套相互冲突的规则体系，就能让无产者们在底层相互消耗、彼此为敌。
此类事端表面看是两个底层劳动者个体因工作规则产生的摩擦，但其本质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无产阶级内部被深刻割裂、分化并相互对立的某种表征。
从浙江嘉兴外卖员因电动车钥匙被拔而当众下跪 ，到上海西郊庄园保安对外卖员的围殴，再到多起因口角升级为持刀伤人、甚至致人死亡的恶性案件——这些看似孤立的“个案”，共同描绘了一幅令人不安的画面：在城市的最末梢，在连接虚拟数字空间与物理居住空间的“门口”，两个同属于无产阶级的群体，正进行着一场极端激烈、有时甚至会致命的“战争”。
舆论对此类事件的讨论往往停留在简单的道德评判(谁对谁错)、浅薄的规则探讨(小区管理是否合理)或朴素的同情抒发(双方都不容易)的层面。
然而，这些表层分析都未能触及问题的根本。
2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深刻地指出：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外卖员与保安的冲突，正是他们所处的特定“社会存在”——即被资本逻辑深度塑造的劳动岗位与生存环境——所决定的必然结果。
他们之间的每一次争吵、推搡、辱骂乃至暴力相向，都是资本的无形之手在他们背后操纵的结果，是阶级剥削与系统压迫在最基层投下的阴影。
以两年前的青岛惨剧为例，一方承受着物业公司极其凶狠的盘剥(月工资2-3k，放一个外卖员进去罚50元)，一方则面临着更复杂、恶毒、直接的资本压榨。
根据《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
“一里城是我们送外卖的噩梦之地。”外卖员何成是一家外卖平台的专送骑手，他几乎每天都会接到一两单一里城的外卖单子。他说小区面积大，楼栋多，走进去就要很长时间，还要问路，加上小区楼房以二三十层的高层为主，又要等电梯，送一单外卖的时间在5-10分钟左右，很容易超时，如果骑车进去，“至少能省一半时间”。
对于外卖员来讲，时间对应着一系列的数字法则，而这背后直接指向的是他们的收入。
何成告诉本刊，每个月，一个专送骑手会有130多的基础服务分，送单多、有好评或者遇到恶劣天气都会加分，从0.1分到0.5分不等，有时还可能翻倍。与此相对的是，如果送单超时、客户给差评或是取消订单，则会扣分，分数是加分的许多倍。何成说，分数会随着单量实时更新，系统会依照分数评选出一至六星级骑手，每单给予0-0.49元的奖励。“要想增加星级，就得多跑。”
在一个一个数字制造的“壁垒”里，骑手们最怕遇到的就是超时，何成一天能跑60-80单，“我跑20单才能加2分，但一单超时就扣掉了。”何成曾遇到过一次严重的超时，今年9月份的一天，青岛下大雨，系统派给他10个单子，好几个都不在同一个路线上，有几单他都超时了。他送过最晚的一单，已经超出预定送达时间20分钟时，他还没有到。顾客取消订单，何成被扣了几百块钱——他一天的收入才300块钱。罗可也是李沧区的一名外卖员。
他告诉本刊，每次送单，距离预定送达时间还有一分钟时，手机的外卖平台新系统会一秒一秒倒计时，他觉得自己像背了个定时炸弹一样。
这让我想起了之前震惊全网的环卫工人的电子手环：
恩格斯曾这样描述过19世纪英国的工厂：
工人是禁止携带自己的钟表的，对于时间的定义也成为了资本家的特权。工人的工作时间要以工厂的时钟为准，而资本家和他的监工们往往会常常在时钟上做手脚：上班时先把时钟拨早一些，下班时又把时钟拨晚一些，通过增加工作时长剥削过多的剩余价值。
对于超时劳动，马克思有指出：
资本主义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其本质上生产了剩余价值。工人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资本家，所以工人只完成一般意义上的生产是不够的，他必须生产剩余价值。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为资本自行增殖服务的人，才是生产工人。
加班的本质就是对劳动力效益所做的打破劳动契约的强征强收，它在本就处于生产资料不公平的私有制环境里进一步压榨了工人阶级的血汗成果，造福了资本家阶群，亦拉大了劳资双方的差距，从而使得话语权、议价权等也在潜移默化中日复一日地形成阶级之间的鸿沟。
从19世纪到20世纪，从英国的工厂到美国的“泰勒制”，乃至21世纪的全世界(包括中国)，纷纷摇身一变成了“科学管理”、“优化资源”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之美名。
这正是今天中国大地上那几家头部外卖平台光速崛起的管理密码与财富秘诀。
不论是众包模式免交社保，还是算法系统逼迫骑手疯狂闯红灯、并因此屡屡由于超时焦虑而与同是苦命打工人的保安群体爆发冲突——我们可以清晰的看见：笑看底层大乱斗、而自己安然丰收一切的永远是那些看不见的高台暗影。
当无产者在底层青筋暴怒的相互厮杀时，真正的食利阶群正在他们的“堡垒”中安然无恙地计算着利润，毫发无损，永葆垄断。
一边是外卖员，通过出卖自身的劳动力——包括体力和在特定时间、空间内快速移动的能力——来换取计件工资，其收入完全依赖于平台的派单和规则。平台通过复杂的《骑手服务协议》和将骑手外包给第三方劳务公司的操作，极力规避《劳动法》下的雇主责任，将他们定义为“独立承包商”或“个体工商户”——但是，这并未改变他们作为劳动力出卖者、被资本所支配和剥削的无产阶级本质，他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的、典型性的被锁链拴在资本上的雇佣工人，只是这条锁链在数字时代变得更加灵活、更加隐蔽，甚至被粉饰为“自由职业”的彩带。
另一边则是小区保安，传统服务业中的“标准”无产阶级。他们受雇于物业公司，亦是依赖出卖劳动力来换取微薄的薪水。物业公司本身，作为地产资本链条的末端管理者，其本质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维护其品牌安全和社区“品质”……他们的工作看似“光鲜”(尤其是“镇守”某些中高档小区)，但同样面临着低工资、长工时、缺乏职业前景以及随时可能被替代的务工风险。他们与外卖员一样，都处于社会分工的底层，是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
今天的困境，正如列宁所言：
只有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使工人生活和国家管理真正有所改善。无论有教养的人怎样‘同情’工人，无论单个恐怖分子怎样英勇斗争，都不能摧毁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家专横势力。只有工人自己起来斗争只有千百万群众共同斗争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当这种斗争减弱下去的时候，工人所争得的成果立刻就开始被夺回去。
《劳动法》的被漠视，“有关部门”的袖手旁观，让劳资对立永远只会产生同一个赢家。
网传长沙视频里，那位外卖员被训斥的那句“这是法律!你要遵守法律” 多么的讽刺……
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可谓一语中的：
只要工人们还依旧是工人、而他们的敌人还依旧是资本家的时候，即使工人们把他们的雇主“扼住脖子”但国家并不站在当中，工人们也得不到什么，甚至比用结成团体和罢工的方法所获得的还要少得多。
同样无须证明，以竞争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它的资产阶级国家，由于它的整个物质基础，不能容许公民间除了竞争以外还有任何其他的斗争。
由此造成的结果便是：资本与权力安然无恙，而底层则动辄彼此为战、陷入无休止的内斗互搏。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揭露更是一针见血：
工人之间的竞争是现代社会中保护资产阶级对付无产阶级的最有力武器。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明确提到：
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
外卖平台资本和地产物业资本看似分属不同领域，但在制造外卖小哥与保安大哥的冲突上，它们形成了一种奇特的、非直接的“合谋”关系。
外卖平台的“效率”逻辑，看似深深冲击了地产社区的“秩序”逻辑：一方要求无限的速度和高效，另一方要求绝对的私密与静态——可是，这种根本性的底层逻辑冲突，最后竟然被精准地聚焦在了外卖员和保安这两个最基层的行动者身上。
双方十分默契地将风险和责任“外包”给了底层劳动者。
这是一种相当高级和隐蔽的“驭人之术”。
它将阶级压迫转化为个体间的摩擦，将结构性暴力伪装成偶然性事件，将统治者的责任消解于无形。
平台让骑手为效率负责，物业让保安为秩序负责，资本双方则通过合同和规则，撇清了自己作为资方的核心罪责。
最终，两大资本都从这种屡见不鲜的常态化冲突中双双获益(或至少避免了损失)：外卖平台通过压榨骑手获得了高效率和低成本，即使发生冲突也无需承担责任;地产物业则通过严格的管理维护了房产价值和业主满意度。
最后，冲突的代价由保安和外卖员承担——甚至，连带着小区消费者一齐承担……
当然，这样转移矛盾的戏码，外卖资本早已不是第一次这么玩了：
3
回到本文开篇，我为什么说本次长沙的外卖小哥“令人叹服”?
因为我难得的看见无产阶级终于在一次又一次“挥刀向同侪”之余，开始将矛头对准大资本——以地产商为后盾的小区物业。
列宁在《怎么办?》中曾提出过著名的“经济主义”或“工联主义”意识的批判。
他认为，工人阶级单靠自发的经济斗争(如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最多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即在资本主义框架内争取更好的被剥削条件，而无法上升到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即阶级意识)。
长沙外卖小哥这次的自发自为之举，某种程度上便是克服了往昔阶级意识的沉睡。
过去，许多外卖员简单的将保安视为自己获得收入、免受平台惩罚的直接障碍，其意识被锁定在“平台-我-保安”这个狭小的三角关系中，认为只要“搞定”保安，问题就解决了，而没有认识到真正给自己带来巨大压力、使其疲于奔命的是平台冷酷的算法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
对于外卖员而言，保安这个“拦路虎”，只是压迫体系在物理世界最末端的具象化执行者罢了。
仅仅将愤怒发泄在保安身上，如同被操纵的木偶去攻击另一个木偶，却忽略了背后提线的操纵师。
这是长沙外卖小哥此次从针对保安的陈旧叙事中逐渐挣脱和剥离，转而开始高呼“物业道歉”、乃至通过罢工和围堵长沙合能璞丽小区以期对小区品牌产生舆情层面的不良影响这一系列变化，所给予广大看客的震撼。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度剖析，拒绝仅仅同作为资本终端执行者的保安进行斗争、转而向整座(以)小区(物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本)发难，就阶级内理发散，这是外卖小哥们不由自主的一场拒绝人格物化、重新找回灵魂的自我唤醒。
在过往常见的“被设定”的游戏规则下，不论保安还是外卖员，都是一群没有独立思想的机器人式的纪律马前卒，一方负责充当外卖传送带，一方负责充当小区人肉栅栏——如若产生冲突，也不过是规则内的个体矛盾而已。
但是此番长沙一案，外卖员第一次以“瘫痪小区外卖秩序”为目标，且是以集体行动的政治默契示人，似乎是开了先河。
正如那位当事人外卖员在镜头前频繁的怒问：
你是不是拿外卖员不当人!
这一次，他们不想再当流水线上毫无情感与思想的传送带了，他们想做人。
匈牙利思想家乔治·卢卡奇在其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曾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发展为一套系统的“物化”理论。
物化，指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一种“物的属性”，一种“幽灵般的客观性”，仿佛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
人本身，以及人的劳动、情感和意识，也都被商品逻辑所渗透，被对象化、数量化、工具化，最终失去了其作为“主体”的完整性。
外卖员与保安的冲突，正是“物化”现象在当代社会的绝佳注脚。
外卖员的被物化，是沦为被算法量化的“配送单位”。
在平台资本的眼中，外卖员不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会疲惫的“人”，而是一个可计算的“配送单位”或“运力”，他们的价值被彻底量化为一系列数据：接单率、准时率、好评率、配送时长、骑行速度等。
这早就是资本家的老传统：
《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形形色色》
平台通过算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冷酷的计算，并以此决定他们的收入和“生死”(是否被系统淘汰)——这种深度的物化，不可避免地会内化到外卖员的自我认知中：为了生存，自己必须学会像机器一样思考，将自己也视为一个追求效率最大化的“物”，其主体性被压缩到只剩下如何更快地完成任务。
当外卖骑手看待外部世界时，也不可避免的带上了这种物化的滤镜：道路是需要被征服的距离，红灯是需要被扣除的时间，而小区门口的保安，更是一个需要被“处理”的物理障碍，一个耽误他完成“数据指标”的“物品”。
在骑手们的眼里，保安不是另一个辛勤工作的劳动者，竟然不是自己的阶级同僚，而是一个具体化的“延误变量”。
因此，他采取冲撞、争吵甚至更激烈的手段与之爆发战争……
同理，保安又何尝不被物化?
他们是被规则定义的“门禁机器”，而不是一个能够基于情理、进行灵活判断的社区协调者，生生沦为一个被《保安岗位职责手册》所定义的“门禁执行器”。
他们的核心功能被简化为对“是/否允许进入”这一二进制问题的判断和执行，其劳动价值体现在对规则的无差别执行和对“异常情况”的阻拦上。
这种物化同样会严重影响保安的自我认知和行为模式，他会倾向于将所有进入小区的人员抽象为“合规者”与“违规者”——外卖员，尤其是那些试图“闯关”的外卖员，便被自动归类为“违规者”，一个需要被系统(他所代表的规则系统)清除的“bug”。
在保安大哥的视角里，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为了生计而奔波的劳苦骑手，而是一个挑战他功能设定、威胁他岗位安全的“入侵对象”。
因此，他会采取拔钥匙、锁车、锁喉、甚至动用器械等暴力手段……这些，也就成了物化逻辑下的“尽职表现”，他们不过是是在执行某一套看不见摸不着的程序设定罢了。
此时，在小区的门口，两个“物”的碰撞，产生了一场小规模的悲剧性的战争。
当被物化为“配送单位”的外卖员，与被物化为“门禁机器”的保安狭路相逢，一场本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协商，就异化为两个“物”之间的物理碰撞。
双方都无法将对方视为一个有着相似困境、同样被资本逻辑所支配的“人”(更遑论皆是无产阶级)，他们都被各自背后的抽象系统(算法系统和管理系统)所控制，成为了系统的延伸。
卢卡奇曾哀叹道：
在物化了的世界里，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规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与人相对立。
至于《共产党宣言》里那段我已经记不清引用了多少遍的话，就更加直切肌理：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会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跋
长沙事件为什么会让我觉得有些“不太一样”，因为它让我隐隐恍觉到一丝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味道。
马克思曾经将无产阶级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自在阶级”和 “自为阶级”。
“自在阶级” 指的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在生产关系中客观上处于相同的位置(如都被剥削)，但他们尚未认识到自己的共同利益和历史使命，缺乏统一的阶级意识。他们是分散的、相互竞争的个体集合。
“自为阶级” 指的是无产阶级通过斗争实践和革命理论的武装，形成了明确的阶级意识，认识到自己与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并为了共同的解放目标而组织起来，采取统一的政治行动。这个从“自在”到“自为”的飞跃，是无产阶级从被动的被统治对象，转变为能够改造世界的革命主体的关键一步。
想要化解外卖员与保安的冲突，乃至更多“底层斗底层”的悲剧，根本途径不止于要让外卖员群体抱团起来、挣脱出“抢单竞争”的桎梏，更在于促使更广泛的底层劳动者群体，实现向“自为阶级”的转变。
当然，这依然非常非常艰难，但就如列宁曾说：
冰河已经解冻……
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之一，是劳动效益的直接奉献方，也理应是劳动权益的直接享有方——这些道理，并不该成为一句空话，尤其不该沦为今时今日呈现出的某种“笑谈”形象。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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