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建国之初，郑州铁路局发生了一系列贪腐案件，一些旧职员在资本家围猎下，大肆收受贿赂，接受吃喝宴请，参与淫秽活动，与资本家里应外合盗骗国家财产，给人民铁路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相关部门发现这一情况后，迅速处理。1951年至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后，类似贪腐现象基本绝迹。
今天让我们重新阅读《人民日报》于1950年3月19日对此事的相关报道(报刊原版影像置于文末)，并在其中寻求对于当今社会的启示。
郑州铁路局贪污事件
发生的根源
本报记者 陈迹
去年(1949年，编者注)十一月，郑州铁路管理局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贪污案件。在该局修建十六座水塔的工程中，由于某些旧职员和包商勾结，任意抬高标价，致使铁路局损失人民的小麦八百多万斤。记者曾至郑州铁路局了解这一事件的发生原因，发现了铁路局方面存在着许多不应有的恶劣的思想作风。
直接审查这项工程的郑州局工务处工事股股长裴保仁，本来是在解放前逃往杭州，从杭州被遣送回来的旧职员，为人极不正派。他负责审查标价时与包商勾搭，通同作弊，对于包工中极其明显的疑问，故意装作不知道。事件发现以后，他还处处替包商辩护，说什么当时物价高涨，钢筋价格太高。其实钢筋是由铁路局自己购买的，没有列在包修中。包商的标价除去钢筋一项，每座水塔尚要小麦九十六万九千二百斤，竟比原来概算超出百分之六十八。虽然当时出物价高涨，材料比小麦的价钱为高，但是总不能高出百分之六十八。同时在铁路局和包商签订的合同里，规定工程所用的脚手板和模型板交给包商。事实上，此两项材料本是铁路局以七百二十一万一千二百斤小麦购置的，用完以后，理应归路局所有。但是审查标价的裴保仁，却偏偏把他们白送给包商。
对于这种无法无天骗取人民铁道财产的罪恶行为，郑州局负责人员事先既未注意审核，事后也未检查发现。当投标确定以后和决定报价以前，该局工务处处长只是在预算表上盖一手章，就转呈给局长。而局长也没研究，照例盖章批准。十六座水塔包修工程，就这样糊糊涂涂的做了决定。在包商谋取这笔发财生意以前，有几家包商在上海大买钢筋，抬高钢筋价格，操纵市场，钢筋价格骤然猛涨。幸而我们上海的建筑工人写信给中央财经委员会，报告了这种情况。今年一月上旬，铁道部在中央财委会指令下，督责郑州局追究此事，郑州局才开始注意并进行检查，发现了上述情况，并即着手处理。
为什么发生了这种严重的事件呢?该局工务处负责人说：“当时铁道部拨来一百八十四亿元，物价一日波动数次，我们怕货币贬值，都有急于花钱的要求。”他们以这种心理，包修这项工程时急急忙忙的就把工欵的百分之五十发给了包商。他们只想到货币会贬值，却没有审查狡猾包商的标价。他们从没有细细的算一下账：比如水塔的标价，规定基础土方每立方单价是小麦九十五斤，但经确实计算最多只需十五斤就够了，每方土多算小麦达八十斤。每座水塔以八百土方计算，十六座水塔共多算小麦一百零二万四千斤。又如基础木椿，完全是不合理的：包商既然列出木椿的工价，显然是用人工打椿，那么在人工打椿中，哪来机件和油料消费的费用呢?该局没有发现这笔糊涂账，所以也就无从找出弊病了。
这种不了解下情，不研究实际情况的官僚主义作风，在整个郑州局中是普遍存在的，因此在工程建设方面就表现了无组织，无计划的严重的缺点和紊乱的局面，贪污分子及投机奸商乃得乘机袭入。比如在修建十六座水塔的计划中，原拟定在矿山建一座水塔，但据后来的了解，矿山原有一百吨砖座水塔还可使用，以至发包之后又临时停工。又如郑州地区去年同时修筑两个机车库，铁路局修一个，机务处自修一个(只有一个就够用了)，位置选择又极不适当，这是最大的浪费。
像这些贪污浪费的例子，在郑州路局是不胜枚举的，是普遍而又严重的问题。不仅工务部门如此，其他部门也不亚于工务部门，过去该局所属范围内存在的贪污浪费案件，曾被揭发数起，但并未彻底的明确的给予应有的处分，以致邪气成风，给国家财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去年一年来，该局曾做了不少的工作，诸如抢修线路，支援百万大军南下，大规模补修线路，整理郑州车站清理堵塞，以及运输效率的逐渐进步，都有好的成绩。但是由于领导作风改进很少，所以这些成绩也就无法巩固和继续深入。该局工务处长说，他们“整天忙批示，赶报告，东抓一把，西摸一下，处理了这一堆，又来了另一堆，顾近失远，顾此失彼，顾上失下，有时忙到夜里一点、二点、三点甚至通宵，还没有忙出个名堂来”，他们都被各种枝枝节节的琐事拖住了。郑州局在具体工作领导上，曾经长期存在无人负责的现象，自上而下的弥漫着旧的一套“核准”“遵办”“照办”的官僚文牍作风，工作上忙乱无章，无计划，无中心，无步骤，对上不报告情况，对下不解决问题。这样在去年雨季以前，他们就不可能抓住养路工作的中心环节，因而雨季到来，京汉、陇海两路事故层出，产生了严重的堵塞情况。
由于官僚主义的作祟，就使得该局所属机构内缺乏政治空气，正气不能升扬，邪气占了上风。机关工作散漫松懈，至今尚存在着在办公室内调笑女职员，曾经常年养着旧戏班子(唱的都是有毒的旧戏)的不可容忍的现象，该局负责人对于这些现象是熟视无睹的。对旧职员的教育也是极为不够，郑州局成立两年了，有些员工中还存在着敷衍塞责，“国事管他娘”的态度。他们闹派别，明争暗斗，安排私人。有些落后分子看见积极职工热情工作，竟然讽刺的说：“你们干来干去最多就是个奴才，我们就是这样再过几年还是个人才”。这些落后分子对待人民铁路建设事业是采取“四面见光，瞒上不瞒下”的两面态度，既不求进步，也不好好工作，在技术职务上十分保守，对新事物极端抵抗。而郑州局负责人对待这些落后人员及其思想作风缺乏严肃的教育改造工作，个别腐化落后的分子见有机可乘，大肆为非作恶。因而水塔事件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
不知各位公众号读者有什么感悟呢?仅就小编个人而言，有如下几点体会。
1
上述贪腐事件发生在建国之初，还没有经历三反五反，社会风气在很多方面依然延续着旧社会的状态。而即便从旧思想的角度看来，这些贪腐都算得上极其严重且令人震惊的。而放到今天却不过是蝇贪蚁腐而已，很可能连没有上报纸的“资格”都没有。
我们举一个同样是小官贪污的典型——马超群，1998年至2014年2月，利用其担任基层领导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8273.0644万元;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共计人民币2407.0154万元;个人决定挪用本单位公款人民币500万元给他人使用，谋取个人利益;对折合人民币7196.0097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合计涉案金额达18376.0895万元。(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河北“小官巨贪”马超群案一审开庭》2019年5月29日)
比较一下，建国之初的郑州铁路局裴保仁贪污案件中，裴保仁和不法包商的涉案小麦加起来共八百万斤，新世纪的马超群贪腐案金额按2014年国家规定的小麦最低收购价50公斤118元计可购买小麦77,864,786公斤。若按24年城镇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106公斤算，前者可供三万七千人吃一年，后者可供七十三万人吃一年。
是什么原因，使得1953年～1978年之间的贪腐现象几乎绝迹?又是什么原因，导致78年之后的官员竟然比当初旧社会遗留的官僚还能贪?
2
马克思曾在《资本论》注释中引用过一段《评论家季刊》中的文字：
“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 10% 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一卷871页)
这充分刻画了资本的逐利本性。可以说，资本就像潘多拉魔盒，图谋利用资本、驾驭资本是梦呓之人的痴心妄想。腐败现象之所以层出不穷，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规则主导下人的自私自利性。
由于建国之初对私有化进行了彻底的改造，所以才有了人人清正廉洁，官员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的清平世界。而在当今语境下，资本规则和生产资料私有化一日不除，贪腐现象就一日无法杜绝。
3
新社会不是在真空里产生的，它是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建成的。建国之初的贪腐现象与官僚主义之风，本质上是旧社会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在新社会建立之初的延续，并随着三反五反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而渐渐杜绝。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就像在废墟上盖一所新房子那样，灰尘和臭虫会想方设法钻进房子里。盖好了房子而不打扫，就无法居住。人民经过了28年的革命斗争建立了新中国，如果不对旧社会残存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来一次彻底大扫除，那么类似的贪腐现象就会不断滋生蔓延，甚至在内外敌人的和平演变下导致江山变色。
结合当今社会现实，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深刻领悟到：
老人家的晚年
是最光荣最正确的马列主义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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