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读懂这段话，理解教员对“功利主义”的非一般化运用，才能搞懂为什么要批《武训传》。
武训何许人也?行乞兴学者。那么这么一个在现在被称为“平民教育家”“千古奇丐”的人，为什么在后世宣扬“武训精神”时，会遭到教员的批判呢?如果我们能抓住开头的那段话，就不难知道：正是因为在1951年那个全国百废待兴，打算建立社会主义的紧要关头，对多数人有害的东西被硬拿出来上市，强行对群众宣传，将会造成思想上的极大混乱，紧接着就会对未来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破坏，最后人民根本的、长远的利益就不能得以维护。事实上，无论是批孔、批武训还是批胡适，本质上都是为现实斗争，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服务的。早已入土的人或者远在海峡对岸的人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在我们这边有代言人，而且是有不容小觑的社会力量的利益集团，并非一两个人上蹿下跳。他们按照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有目的性地去运用或修改前人的思想，然后把自己的主张大肆灌输给中国人民。按教员的话来说“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
武训的所做所为，丝毫没有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是让穷人的孩子念了四书五经的那一套封建伦理纲常后，彻底地走向劳动人民的反面，沦为地主阶级和买办政权的打手。他们可以凭借学来的知识，炮制反动的理论为早已腐朽没落的清廷洗白，高呼“我大清自有国情在此，所以大家都不要造反”。这种改良主义，在解放前是掩盖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与“人民群众和封建主义、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这两对矛盾，在解放后更是表明“我们不需要什么政治、思想上的革命，只要提高个人的文化水平就行”，至于路线对不对，从长远来看是维护了还是损害了人民根本利益，改良主义是不敢直面此类问题的。
而究竟真教了或教成了几个穷孩子，这事也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武训的钱是通过逼迫善良人民、放高利贷和依仗官势募捐这三种路径得来的，是不义之学，而被举人、进士们掌握的学堂也是不会容许真正的穷孩子插足进去的。而当年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也证实了中学、小学几乎没有平民子弟。不管是穷孩子根本没能获得受教育权，还是获得知识后沦为清廷打手，都是反动的，都是逆历史发展趋势而行的。
教员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文艺作品应该有鲜明的阶级立场。现在一些看似“去政治化”的文艺作品，实则其脱离群众、历史虚无的表现下恰恰是另一端的政治化。当年被捧作“为人民服务”的“武训精神”，抽干了阶级斗争的内核。此类毒草不除，久而久之人民群众就会真的相信那一套反动的东西，最终沦落到“吃二茬苦，受二茬罪”。而本应起到先锋队作用的政党，其中成员若没有敏锐的政治嗅觉，没有对具体事物正确批判的扎实理论基础，甚至还对反动事物大加赞赏，那其纯洁性和先进性无疑就会减弱乃至消失。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讨论批《武训传》这个事，不仅是为50年代的现实服务，在今天，我们极度推崇那位女子高中的校长，又何尝不是历史的重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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