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人民公社解体，分田到户，农民有了积极性，粮食就大幅增产。其实积极性只是诸多粮食增产因素中的一个，甚至都不是主要因素。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些使得粮食增产的重要因素，几乎都是新中国前30年打下的基础。
首先是种子革命。1973年到1976年，我国南方的籼型杂交水稻和北方的杂交粳稻良种相继育成，70年代后期开始大面积推广，80年代中期大体完成推广，使水稻单产较以前增加20%。与此同时，小麦、玉米、棉花、油料等其他农作物也都改良了品种。一个优质的粮食品种，从培育到选育、繁育、推广，顺利的话也要十几年的时间。这有赖于整个农业科研的推广体系，这个体系当时依托的正是人民公社，吊诡的是，成果显现则到了人民公社解体的80年代中期了。
其次，是化肥和农药的大面积使用。60年代到70年代初开始，我国各地陆续建成了一大批的中小型化肥厂、农药厂，使我国1975年的化肥使用量较1965年增长了3.1倍。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以后，西方允许部分民用的产品对华出口，我国又迅速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刚好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使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地里起到了明显的增产作用，增产幅度一般达20%~50%。与之相关，新型的高效农药能更有效地消灭害虫，为提高农业产量提供了极大保障。
第三个是水利。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自1958年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开始，各级政府每年利用农闲，组织社员，兴修水利，整田改土，修造梯田，大面积垦荒，全国建成大小水库七八万座，坝塘无数，广袤的田野上人工河道网，田间的道路网、沟渠网、防护林网形成了，这极大的增强了农业灌排能力和防灾抗灾能力，保证了农业的稳产高产。
第四便是农业机械的大量投入。1975年，我国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大大提高，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是1965年的6.7倍和6.6倍，排罐的动力机械增长4.9倍，用电量增长了4.7倍。
第五便是耕作技术的变革，间作、套种、复种技术得到了全面的应用和推广，作物的复种指数大大提高，从一年一熟实现了两年三熟，一年两熟，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
由此我们能得出结论，80年代中期的农业产量跃迁，是我国前期对农业和支农工业大量投入的必然结果，而所有这些前期投入都是依托人民公社，在毛伟人时代完成的，这是属于毛教员时代的辉煌成就。说积极性决定一切，“一包就灵”的，不过是变相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罢了，更是第三个烧饼吃饱了肚子，就诋毁了前两个烧饼的忘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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