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湖南岳州开埠后，商货寥寥，门庭冷落。水陆便利的长沙就成了英国人觊觎的对象。1902年9月，《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在上海签订，长沙正式被列为通商口岸。
1904年长沙开埠后，各帝国主义列强依据“利益均沾”，纷纷抢滩城西地区，设立领事馆。“租赁”码头，开设洋行，进而控制了整个长沙乃至湖南的经济命脉。设在水陆洲的长沙海关，由美国人夏立士任税务司，关税制定与收取大权落在了外国人手中。经营内河航运的小西门码头，被日、美、英商所“租用”，5家外江轮船公司的客、货轮，穿梭于长汉、长沪间，垄断了长沙的内河航运，也极大地冲击了湖南和整个长江流域的航运业。城西沿江一带，洋行遍布，成为了湖南当时最大的洋行贸易区。
为倾销洋货、掠夺资源，日、英、美、德等国商人还以长沙为据点，面向全省城乡市场，布局商业网点达40余处，形成了一张庞大的经济侵略网。倾销商品以洋纱、洋货、洋布、煤油、鸦片、五金、染料为大宗，还有砂糖、药品、日用品、海产品等。煤油、棉纱、染料、香烟、西药市场完全被垄断，攫取的土产以茶叶、桐油、矿砂为大宗。
洋货的大量倾销，农副产品及工业原料的大量外流，打击了传统的手工业和工商业，“生计事业，几已十夺其八九”，“机妇机女，束手坐闲者奚啻千百万人”，本土工商业和农村经济破产。
1906年春夏之间，阴雨连绵至湘江流域水位大涨，史载：积水横决，泛滥于衡、永、长、常四府之交，数百里间，汪洋一片……田墓庐舍，渺无痕迹”，“淹毙者不下三万人，被灾者达三、四十万人之多。
1909年，环洞庭湖流域的滨湖南州(今益阳南县)、华容、武陵(今常德)、龙阳(今常德汉寿)、安乡、澧州(今常德澧县)、沅江、益阳、岳州(今岳阳)、临湘等地，“十堤九溃，庐宅荡析，人民漂溺，田畴刮削”，而濒处湘江流域的醴陵、湘潭、长沙、衡阳等府县则是另一番境况，“晴雨不时，半遭虫灾”，粮食减产已成必然。
当新的洪水再度来袭，湖湘大地不堪重负。农民“收成不及七分”;严重者“颗粒无收，仓廪空虚”，嗷嗷待哺的饥民“扶老携幼，道路颠连，或咀叶和根，或糊作饼，此餍木叶，彼食泥丸”，倒毙于途者，所在皆是。
有“鱼米之乡”美誉的湖南向来为我国主要产粮区，担负着平抑全国粮价的重要使命，他省粮食若有歉收，往往由湘省调粮支援。1909年时任湖广总督的陈燮龙上报朝廷，要求毗邻各省调粮食出口入鄂，赈济灾民。上谕川湘赣三省即刻遣粮入鄂，“许查照军米办法，采购不绝”，每月运走粮食十万石以上……本就减产的粮食，愈显紧张。
湖南连年的水旱灾害导致粮食大量减产，加上当时已经开埠的长沙，洋行竟偷运大米出境，后来时任湖南巡抚的岑春蓂竟然还与英、美、日三国的洋行签订了运米出境的条约，导致长沙存粮严重不足。到1910年三月长沙公私存粮已不足30万石，不足两个月所需。再加上长沙、善化两县的地主奸商猖獗囤粮。
尽管1910年3月17日岑春蓂已解除与洋商的运米合约，但要到4月7日才能生效，因此洋商加紧争相购运。岑春蓂与地方士绅商议平粜，但士绅们不肯平粜。从而导致米价暴涨，竟然涨至7000文每石以上，甚至一日数涨，早晚市价不同。普通民众根本无力购买，长沙城内人心惶惶，饥民怨声载道，甚至只能啃食树叶、树根、泥巴，因而有饥民无奈铤而走险，而岑春蓂却对饥民闹事严加镇压。
导火索虽迟但到，1910年4月11日上午，长沙南门外一位叫黄贵荪的挑水工，让其妻拿着家中仅存的80文钱，去附近的“戴义顺”米店买一升米。由于80文钱中夹杂有几枚不通行的钱币，米店不肯卖米。黄妻只好回家找人借了几文钱。然而，等她再到米店时，米价却已涨至85文。黄妻悲愤交加，带着对生活的绝望，跳入了附近的老龙潭。黄贵荪闻讯赶到，伤心欲绝，万念俱灰，便拉着两个孩子一块投水自尽。一家四口，活活被飞涨的米价逼死了。
次日米价一度回落至70文一升，但下午又涨至76文。这时，一名老妪来“戴义顺”买米。递上76文钱，米店老板从中挑出两枚旧钱币，说要换新的。等老妪换钱回来，米价又涨了，老板硬要收78文。当时附近的灵官庙正在演皮影戏，看戏的民众听到争吵声，纷纷过来围观，替老妪抱不平，这时有人提出昨日黄家的悲惨遭遇，愤怒的群众在木工刘永福带领下将碓坊捣毁，又冲向鳌山庙巡警分局要求平粜。前来弹压的善化知县郭中广见众怒难犯，便许诺第二天中午平粜。
4月13日一早，郭知县前往湖南巡抚衙门汇报情况，请示开仓平粜。不料巡抚岑春蓂听完汇报后对郭中广横加训斥：“昨夜流氓地痞聚众闹事，为何不捉拿归案?你是由于快要离职卸任，就不愿管事了吧!”郭知县回答说：“百姓只求平粜，并无过分要求，不是非抓不可。卑职见他们跪地陈情，犹如小孩求食，于心不忍。为处理此事，卑职昨夜四更回署，今早即来禀见，哪有不管事?”
岑春蓂表示对滋事者务必严拿!于是湖南巡警道赖承裕便将带头的刘永福逮捕收押，而郭中广也未兑现承诺平粜，反而全城粮店关门，数千饥民再次拥至鳌山庙巡警分局要求释放刘永福。
岑春蓂连派赖承裕、郭中广、长沙县知县余屏垣和长沙协副将杨明远出城弹压。赖承裕不仅辱骂饥民，竟然对饥民说“天然台百钱一碗茶，汝辈不以为昂，八十钱一升米，汝辈竟嫌太贵，岂有天理良心!”这话一出，饥民们义愤填膺，将赖承裕捆绑在树上对其鞭打。
随即饥民愈聚愈多，涌至巡抚衙门时约有一万之众，饥民下跪要求平粜。
巡抚衙门见群众来势汹汹，欲用缓兵之计，打出告示牌称：五天后开仓平粜，价格为60文钱一升米。但群众并不买账，告示牌刚一打出，就被群众砸掉了。巡抚衙门随即又打出新告示牌：明天开始平粜，价格为50文钱一升米。群众仍不满意，又将告示牌砸烂。加之巡抚衙门迟迟不肯释放被抓的木匠刘永福，群众开始冲击巡抚衙门，捣毁了辕门、照壁、旗杆、石狮等物。巡抚衙门卫队试图抵御，却被群众投掷的瓦块石头砸得头破血流。
巡抚岑春蓂紧急调集巡防队前来增援。但巡抚衙门的骚乱尚未平息，整个长沙城的打砸抢之风却迅速蔓延。当晚，城内的米店被抢劫一空。街头的警察岗亭，也尽数被捣毁。4月14日上午，骚乱仍未平息，巡抚岑春蓂于是下令开枪镇压。巡抚衙门前，巡防队开枪打死二人，打伤数人。骚乱迅速升级，民众当即放火焚烧巡抚衙门。
4月16日长沙全城罢市，湖南巡抚岑春蓂令知府、知县邀集都团吏绅在席氏宗祠商讨对策，而饥民却再次涌进巡抚衙门要求平粜，20多名饥民被枪打死，愤怒的饥民遂放火烧了巡抚衙门。黄昏时分，饥民们在北门发现湘江的外国兵舰有炮击城内态势，出于对帝国主义的愤怒，遂放火焚烧洋行、趸船、教堂等16处，捣毁16处，当晚巡抚岑春蓂急电清廷自劾，将巡抚大印交布政使庄赓良，自己则从巡抚衙门后门逃遁。至此，一场抢米骚乱演变成大规模暴动。
庄赓良受命，一开始以巡抚名义下令：士兵不许开枪;释放被捕饥民，被杀者恤银200两，伤者40两;并许愿即日开办平粜，每斤米价40文。
但事态仍不能平息，4月15日，庄赓良发布告示，对“放火抢劫者”，“格杀勿论”。官军四出弹压，“擒斩数人”。
4月16日，湖广总督瑞徵调遣湖北巡防营2营、新军第8镇、第29标及炮队赶赴长沙镇压;长沙水师营调来军舰20余只，开炮示威。清兵举着“放火捣乱者，就地立杀无赦”的高脚牌，扬起沾满鲜血的马刀，提着血淋淋的人头，在大街小巷杀气腾腾地对人民进行恐吓。连日间，“无辜受戮者，时有所闻”。
与此同时，在民变中利益受到损害的英、日、美、德等帝国主义国家也纷纷从上海、厦门、武汉调来10多艘兵舰，协助清朝政府镇压群众。
《1910年长沙饥民抗暴见闻》一文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一个头戴翎顶、身披马褂的大员跨着骏马，前后有士兵十余人护卫;走在前面的一个侩子手，一手拿着尚有血迹的马刀，一手提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游街示众。”到4月17日，骚乱基本平息，数十人被杀，数百人被捕。
长沙抢米风潮平息后，湖南巡抚岑春蓂、布政使庄赓良、巡警道赖承裕等均被革职。地方劣绅王先谦、孔宪教被降五级调用，叶德辉、杨巩被革去功名。领头闹事的木匠刘永福等人，则被处死。
长沙“抢米风潮”被镇压，但其示范作用却被山鸣谷应般放大，很快便波及全省各地，“各属州县之报荒报匪者，纷至沓来，几无宁日。”
4月16日，宁乡县城饥民聚集三百多人，焚烧了南门外的信义会和震东学堂，捣毁了北门外的福音堂，接着又焚毁了巡警局;
4月17日，益阳县城万育米店运米下河，饥民闻讯，“群相阻运”，以每百钱三升的价格强令出售，“顷刻而尽”，并捣毁了临近的官钱局;
随后，沅江饥民数千人起事，清政府派兵弹压，群众奋起“抗拒接仗”……
此外，岳州(今岳阳)、衡州(今衡阳)、澧州(今常德澧县)、宝庆(今邵阳)、武陵(今常德)、浏阳、平江、醴陵、湘潭等州县类似的“抢米”风潮也连绵不断。
这里还有一段插曲，当长沙饥民群众焚烧抚署时，正在省城担任警戒的四十九标二营排长同盟会员陈作新曾向该营管带陈强提出乘机发动起义的建议。但陈强胆小怕事，不惜变节向岑春蓂告密，借故将陈作新革职。
当然，这位陈作新1911年发动长沙起义成功，但是在10月31日和焦达峰被立宪党梅馨杀害，这是后话了。
虽然这场自发的群众运动失败了，但是抢米风潮中官绅矛盾的激化与破裂，对清王朝的影响是致命的。
对了，还有位17岁的韶山冲少年听闻此事大受震撼，多年后他这么回忆：我永远忘不了这件事，我感到那些造反的人都是像我自己家人一样的普通老百姓，我对他们所受到的非正义的对待深抱不平!
然后他的表兄给他送来了《盛世危言》一书让他萌生走出乡关的想法，1910年秋在表兄帮助下他终于来到东山高小读书。这人不用我说，相信大家都知道是谁了。
此时清王朝正是四面漏洞，1910年夏山东又爆发了一场更为轰轰烈烈的抗捐抗税运动。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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