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纵观历史就不难发现，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不仅仅是中国的一部分，更应从全球视角进行解读，尤其是海外保留着大量与中国革命有关的珍贵史料，对于继承和弘扬先辈精神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2025年，笔者就曾独家在位于温哥华的加拿大共产党办公室，通过整理该党昔日的党报《太平洋论坛报》，意外地从一则讣告上发现在上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加拿大共产党曾有一个华人支部，而这个支部却不见任何中英文记载和党史研究刊物。于是在业余时间笔者通过继续整理，逐渐挖掘出与该支部有关的革命事迹。
其中在1952年年初的《太平洋论坛报》上，笔者独家发现了加共为发展新读者给温哥华各个支部列出的目标清单，一系列支部名字上，一个叫“Peng Pai”的名字明显是中文发音。经过多方请教与证实，当年加共支部命名除了会用地名外，也会采用人名，包括加共和其他国家共产党人物的名字，加之对照英文资料反复比对，终于发现“Peng Pai”即彭湃。也就是说加拿大共产党华人支部是用彭湃烈士的名字来命名，远在万水千山之外的一群加拿大华人，就这样继承了彭湃的革命精神!
被毛主席高度称赞的农民运动大王
事实上加共华人支部用彭湃烈士的名字来命名，一点都不感到意外，毕竟无论是当时的加拿大华人社区还是加共支部，几乎全是清一色广东人，而彭湃不仅是被毛主席称赞的农民运动大王，更是广东乃至全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
之所以彭湃烈士受到包括加共华人支部在内的海内外中国人敬仰，正是由于他短暂的一生全都献给了革命和工农解放事业。虽然彭湃本人出身于一个大地主家庭，还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但他通过个人亲身经历和接触革命理念后，思想也逐渐发生改变。早在1921年5月回国前夕，彭湃就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是农民占多数，中国的革命要依靠农民”。
一开始彭湃曾短暂担任过广东海丰县教育局长兼劝学所长，希望从教育入手启迪农民的革命思想，但很快他就发现，只有真正同农民打成一片，中国的革命才有未来。于是他放弃优厚的待遇，于1923年1月正式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同年7月更成立了广东省总农会，从此开始领导海陆丰乃至广东全省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和减租斗争。
在彭湃看来，农民的革命性源于他们所受的深重封建剥削和压迫，其中1925年10月他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对农民初步进行了划分，即当时中国农民中佃农占50%，半自耕农占30%，自耕农和雇农占20%，在政治上面临民团乡团和军阀政府的苛捐杂税，在经济上每年三分之二的收成都要交给地主，以至于年年亏本甚至要鬻妻卖子来还债，在文化上80%的农民不识字，所以在此层层压迫之下，如果不革命便只有死了。
不仅如此，彭湃还注重农民运动和工人及士兵相结合，1925年4月他在海丰县农工界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上，号召工人农民“团结起来，农人组织农会，工人组织工会，农民实行减租，工人实行加薪” 。此外彭湃还在在广宁农兵联欢大会上，提出了士兵是“有事为兵，无事为农”，原与农民就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的利益也是一致的，所以“农兵联合万岁!”
值得一提的是，彭湃还最早认识到了建立农民武装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中专门设立了军事课，对学员进行军事训练，为建立自己的政府提前做好准备。而且在大革命期间，彭湃通过海丰县总农会，第一次实行了包括改良农业技术、提高农民文化知识、解放妇女禁止缠足、减租减息、取消“三下盖”(即地主收租时连续用斗盖在斗上刮3次，达到多收谷子的陋规)，取消“伙头鸡”、“伙头鸭”、“伙头钱米”(即地主和官僚下乡收租时农民要送鸡鸭钱米或招待的陋规)等一系列新政，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
大革命失败以后，彭湃经九江到达南昌，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被选为前敌委员会委员。后在跟随起义军南下途中，彭湃认为南昌起义没有实行土地革命，更没有分配土地，除了行军时间仓促外，也是起义一大局限性，并且今后不能再使用国民党旗号，而是打出属于工农大众的红旗。1927年10月25日，彭湃领导了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正式建立了临时革命政府，紧接着又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华南乃至全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一时间海丰被誉为“小莫斯科”，而苏维埃政权所在的文庙因墙壁被涂上红色，又被称为“红宫”。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诞生后，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分配土地，分配标准由彭湃亲自拟定，包括照人数多少分，照人的力量(老幼强弱)分，照家庭经济有无别种收入状况分，照土地肥瘠分，以及不劳动不得田地、不革命不得田地，同时肃清反动地主民团势力。
除此以外，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恢复正常生产和稳定经济秩序，彭湃还创建了中国第一座红色银行—海陆丰劳动银行，废除高利贷制度，取消农民一切债务，禁止国民党旧纸币发行与流通，向贫农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帮助他们购买种子和农具，用于生产粮食，鼓励发展合作社经济，推动集体化经济模式，这在当时可谓是探索红色经济体系的一大尝试。
1928年上半年，由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革命武装加上徐向前带领的广州起义部队红四师部分兵力，在海陆丰、普宁、惠来和潮州一带继续开展武装斗争，保卫苏维埃政权。同年11月，彭湃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至此前往上海工作，出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和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等要职。1929年8月24日因叛徒白鑫出卖，彭湃被捕，六天后在上海龙华与杨殷、颜昌颐和邢士贞等人同时英勇就义，时年33岁。
加拿大共产党华人支部是如何继承彭湃革命精神
从笔者目前发现的《太平洋论坛报》线索来看，三十年代初曾有125名温哥华华人劳工加入由加共领导的加拿大劳工保障联盟，可以被视为加共华人支部的诞生，而支部书记黄自生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尽管中加两国国情不同，但革命精神却彼此相通。
由于当时加拿大排华政策没有废除，导致失业华人劳工无法领取政府救济，短短三年时间竟有135人活活饿死，当中年纪最大的为82岁，在加共领导下，华人支部与其他进步力量合作，通过教会向饥饿同胞提供紧急食物。1935年当救济营西人工人集体向首都渥太华进军，抗议加拿大政府待遇不公的时候，同样也是华人支部与他们站在一起并提供后勤保障，当卑诗省府出台剥削农民的法案时，黄自生等人就曾发表公开信予以抗议并组织不分族裔的农民统一战线。
在声援中国革命方面，1935年2月加共华人支部领导华裔劳工抗议张发奎到访温哥华，不仅称其为叛徒和凶手，需对广州起义失败后遭杀害的数千名工人同胞负责，而且宴会大厅玻璃也被打碎，张发奎只得灰溜溜离场。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给白求恩在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建立的国际和平医院筹款，目前能见到记载分数次征集的援助物资和款项包括1000条绷带、两箱旧衣服，罐装牛奶、基本治疗药物、手术器械以及4000加元现款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新年前夜，由加共华人支部在位于温哥华缅因街231号的华工保障协会会所第一次升起了代表着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同年7月装载着援华物资的加拿大轮船拉尔卡尼姆号从温哥华岛纳奈莫起航，历经近半年时间，并遭遇国民党海军的重重阻扰，终于在圣诞节当天抵达山东青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朝鲜战争爆发以及麦卡锡主义进入最猖獗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加拿大情报部门和国民党当局针对加拿大华人社区开展所谓意识形态宣传，煽动华人仇恨和制造恐慌，更切断了加拿大华人同广东亲友的联络渠道，而加共华人支部则利用《太平洋论坛报》作为平台，经香港协助侨胞中转信件和汇款，将新中国的真相告诉社会大众。
其中来自广东的一位名叫Eng Chuch Yee 的女士，于1951年11月10日写信给她在温哥华的父亲，在信中她是这样说：
“今年我们耕种了18亩地，大约能收获50英担(注：1英担折合50.8公斤)，其中相较于过去被地主剥削，现在我们只需上缴大约15英担给国家，剩余35英担足够我们一家人吃……父亲，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如果以后温哥华有船往返，您就回家看看吧……我的丈夫为人慷慨，坚持请您来我们家做客。”
另一位同样来自广东，名叫Won Git的男士在回信给住在温哥华的父亲的信里是这样写道：
“亲爱的父亲，您寄来的300港币已收到……现在土地改革来了，对于那些过去向佃户勒索高额地租的无良地主来说，清算的日子到了!对于那些昔日的敌人、敲诈勒索者和当地恶霸，审判的日子到了!政府毫不吝惜地将土地和粮食分配给穷人……这场改革是我们中国未来坚实的立国基础，每个人都将受到变革的影响，我们对光明而持久的未来充满希望。”
上述两份信仅仅是介绍新中国土地改革的一个缩影，昔日彭湃的理想全已实现，相信烈士的在天之灵也一定会感到欣慰和骄傲!
尽管受苏共二十大影响，1958年加共华人支部就不复存在，但截止至六十年代仍有零星成员，他们继续坚守并刊登中文广告，郑重提出加拿大应立即承认新中国，同时为党内候选人进行造势宣传。
父子两代报国：烈士之子与中国首艘核潜艇的诞生
如果说彭湃烈士是为了中国农民谋幸福而踏上革命征程，那么烈士之子彭士禄也应该被铭记，因为他主持研发的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成功地让新中国从此可以在星辰大海中傲视群雄!
彭士禄三岁时，母亲蔡素屏就被国民党枪杀，第二年父亲彭湃在上海就义，面对反动派和还乡团叫嚣要“斩草除根”，地下党组织只得将彭士禄送到老乡家寄养，其中寄养时间最长的是在潘舜贞家，直到1933年7月被叛徒出卖，彭士禄和潘舜贞一起被捕，至此彭士禄不满8岁就开始坐反动派黑牢。后由祖母周凤打听到消息，利用西安事变后时局变化，由爱国民主人士陈卓凡将彭士禄认领出狱，送到澳门柯麟住所，再经地下党送到香港生活和读小学。抗战爆发后，1939年彭士禄返回广东，在惠州平山参加了东江纵队，继承了父辈的革命道路。
到了1940年秋，周总理通过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副官龙飞虎寻找到了彭士禄和其他几个烈士子弟，在其亲自周密安排下，由龙飞虎全程护送送达延安，开始了在延安中学和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学习生涯，并为未来的留学苏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真正对彭士禄产生深远影响的当属新中国成立后的留苏历程，原本彭士禄是学化工专业，但陈赓大将却劝他：“到苏联学化工太常规了，你要搞就搞核武器、原子能方面的学习，国家现在急需这样的人!”，最终彭士禄选择改读核动力专业，同时也与原子能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正值中苏两国关系黄金时代，苏联方面派出最好的教师讲课，主要是讲核反应堆理论，并组织参观世界第一座核电站——奥布灵斯克石墨轻水反应堆核电站，1958年4月，彭士禄终于以优异成绩学成回国，被分到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开启了他的核潜艇研发生涯。
要知道后来随着中苏决裂以及国内外出现困难的环境，但彭士禄却是在完全没有任何外援资料的情况下，凭借自己的知识和自主研发能力，硬是主持了中国首艘核潜艇从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证明了核潜艇不是美苏的专利，中国人自己也可以造出核潜艇作为世界和平的坚实后盾!
除了核潜艇外，彭士禄还为上海秦山一期核电站的反应堆型选择由熔盐堆改为压水堆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为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的上马打下了基础。不过在晚年谈及自己的一生时，彭士禄是这样回答：“我充其量就是核潜艇上的一枚螺丝钉，要说之父，我们的毛主席，周总理，我们的聂帅，他们才是之父”。
如今无论是彭湃彭士禄英雄父子，还是以烈士之名命名的加共华人支部均化作历史的一部分，但他们的精神和事迹却依旧被后人传颂，在任何时代理想就算会远去，但信念终将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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