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中，一脸迷茫的“国军”士兵。1948年，(美)考夫曼 摄
八连在成为“全面模范连”之前，就是东北民主联军里大名鼎鼎的“张文祥连”，张文祥是八连的老连长，曾经为党为人民流血13次的战斗英雄。由此可见，这支英雄连队的基础如何。
张文祥的经历非常传奇。他是江苏丰县人，苦出身，七岁给地主放牛，十六岁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曾在7个不同番号的队伍里当过兵。可是不管他们是中央军，还是杂牌子，都把“抗日救国”的口号喊得山响，实际上却是阶级压迫严重。当官的，腐化堕落、贪赃枉法，还欺侮当兵的，当兵的又去祸害老百姓。
特别是在日本鬼子侵入山东之后了，那些平日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长官，不顾大片国土沦丧，不管同胞们的苦难，不战而退。老百姓骂他们，“闻风四十里，枪响一百三!”
我党领导的东北抗联，在白山黑水间，苦战十四年。
问题来了，这样的队伍，怎么可能真的抗日救国呢?说得更狠点，救的又是谁的“国”呢?
一怒之下，作为护兵班长的张文祥，带着全班11个兄弟，四支匣子枪，四挺手提式，参加了八路军。但是刚到八路军，他并不适应。
怎么不适应呢?
原来就是班长，来了却当了个代理副班长，职务高低他不在乎，能打鬼子就行，但我好歹也是个“兵头”，怎么八路“当兵的”，竟然不懂规矩?有次他从营部开会回来，看到大家都把自己的枪，擦得铮明瓦亮，整齐地摆在枪架上，惟有他那支枪没擦，是不是瞧不起我这个“外边秧”?怎么八路也欺生，也分嫡系、杂牌?
八路军战士。1944年，(美)福尔曼 摄
八路军又不许训人，他只好忍住，不敢发脾气，但心里不是滋味。不久，有同志发现了，大家就一起耐心帮助他提高思想觉悟，使其认识到人民的军队，官兵一致，是为人民打天下谋利益的，国民党的旧作风要改一改了!
能改掉多少呢?我还是那句话，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思想政治工作更是如此，我党我军向来讲究个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首战打伪军，张文祥带着突击班，打得英勇顽强，还挂了彩，这是当兵以来，第一次负伤。战后评功，张文祥立了大功，披红挂彩，直接提了班长，还光荣入党。这让他对人民军队有了初步了解，也有了归属感。
再战打鬼子，张文祥负了重伤，躺在死人堆里，差点光荣了，要不是群众救助，就没有日后闻名全军的战斗英雄了。时值反“扫荡”，部队转移了，他找了三天，才找到部队。
我党我军的宣传标语：打日本，救中国!
为什么死也要找队伍，为什么困境中，红旗不倒，队伍不散?因为“党指挥枪”在军队基层落地生根，为党从思想政治上建军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作为共产党员的张文祥，既是战斗骨干，更是思想骨干，所以仅仅两仗打下来，张文祥就明白了，共产党的军队为什么是人民军队，和旧军队有什么不一样。
在党的教育下，张文祥彻底改掉了在旧军队里沾染的旧习气，成为人民的钢铁战士。由于各方面表现突出，很快被提升到连长。1944年，山东滨海军区召开群英大会，共选出17名战斗英雄，张文祥是其中之一。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张文祥11次负伤，身上七处伤疤，三次拒领军残证，同志们称赞他是“打不倒的铁人”，也开玩笑，叫他“条半腿”。从山东挺进东北，走了几千里路，他不但不掉队，反而常常帮助掉队的同志背步枪、扛机枪，给掉队同志很大感动。休息的时候，他常常亲自指挥战士们唱歌。注意，这就是这个连的作风，那时候叫“军政双优”。
革命的号笛，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军号手。1942年，沙飞 摄
记者白刃是张文祥的老战友，原来也是这支部队兄弟连队的政治指导员，有次采访张文祥，谈起战斗的教训。
张文祥说：“想起为民族解放，为党的革命事业，就觉得浑身都是勇气。很奇怪，想起党，想起人类解放，常常觉得死了一点也不害怕。要是革命能成功，一个人死了真算不了什么。”
听完这话，白刃，心底默默地想：“这就是他勇敢的泉源!”
党给我智慧给我胆，这既是张文祥的勇敢泉源，也是从马尼拉到延安，再到山东，如今又战斗在白山黑水的白刃的勇敢泉源，更是无数人民子弟兵的勇敢泉源，因为他们知道为谁而战。
我军收复山海关。1945年8月，张进学 摄
我军政治工作的核心，就是要使广大指战员知道为谁而战，为何而战，具有更高度的革命意志和坚毅顽强的战斗精神，这样才能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战胜敌人。我军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就是政治工作这条生命线发挥作用的结果。政治工作之所以成为我军生命线，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始终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广大指战员的政治头脑和军事头脑。我军的实践反复证明，凡是离开毛泽东思想，违背了教员教导的原则，仗就打不好，革命就遭到损失，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教员的战略战术原则，就每战必胜，无坚不摧。
不要小看了思想政治工作，正如教员同志所说的，决定战争的因素是人不是物。两军对垒，既是军力的对比，更是人力、人心的对比。战争中人的思想觉悟，人的精神状态，人的主观能动性，是胜败的一个决定因素。
新四军挺近东北
1946年2月的秀水河战斗中，八连连长张文祥，赤脚冲锋，双手夺下敌人打红枪管的机枪。夺下高地后，他率领同志们打退敌人八次冲锋。眼睛被打瞎了，但仍不退出阵地，继续和敌人搏斗，直至壮烈牺牲。随后，指导员张作民兼任连长，带着剩下的同志，又作为突击队，高喊着“为张连长复仇”的口号，参加最后的围歼战，张指导员也牺牲了。但八连还在战斗，直到全歼敌人，取得胜利。
战后，为纪念张文祥烈士，八连被授予“张文祥连”的光荣称号。
这就是八连的军魂，人民解放军的军魂，八连在叫“张文祥连”之前，就被称为“钢八连”，原因就在于此。
晋察冀我军挺进热辽
八连的牺牲，保证了秀水河子战斗的顺利进行。秀水河子战斗，是我军在东北战场上打的第一个歼灭战，不但打击了敌人的猖狂气焰，而且打破了有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主力不可战胜的神话，消除了个别人对美械装备的恐惧心理，鼓舞了军民的情绪，增添了部队的胜利信心。
多年之后，曾经的东北国民党军最高军事长官杜聿明，在功德林里，这样评价此战：“这是国民党军在东北第一次整个团被八路军消灭的开始。我卧在床上得到这一消息后，表面上装作镇静，并责怪十三军战力薄弱，指挥无能，不能机动灵活应付情况;而内心却非常丧气，感到想以两个军接收东北，势不可能。我乃连夜电蒋介石申述意见，略谓接收东北领土主权，以秀水河子战斗经验看来，共军日益强大，战术非常机动神速，势非增加兵力不可。”
秀水河子烈士陵园
秀水河子战斗，乃至人民解放军能战胜所有强敌，并不是只有一个八连、一个张文祥，而是有无数个八连和千千万万个“张文祥”，这背后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才是关键。革命战争年代，党员就是先锋，就是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秀水河子战斗中，参战各连都有一批年轻的战士，要求党在战斗中考验他，希望组织上认为他合条件的话，吸收他入党。一团“何万祥连”有一个战士，贫农出身，自愿参军，在战前动员会上，一手握着枪，一手拿着一个用红纸包成的小包，用激动的声音对指导员说：“指导员，我现在还不是党员，我请求党在这次战斗中考酸我。这是我的入党决心书和第一次党费，如果我牺牲了，请党批准我成为一个党员。”
这位同志说完了，还不放心，又叮嘱了一句：“指导员，一定啊!”
一师第一团四连秀水河子首先攻入村庄的第三排
小时候，我看老电影，看到这样的场景，总觉得假，没少被爷爷敲我脑袋。如今祖父去世多年，我也人到中年，也当上了父亲，也经历了很多事，回过头来看，这才理解了——
在战斗的年代里，有多少英雄的战士，看清了政治方向，为了人民，为了胜利，一无所惧?教员同志说：“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是的，我们什么都不怕，在党的领导下是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的!
张文祥牺牲了，还有张作民，张作民牺牲了，八连还在，还会有无数个“八连”，无数个“张文祥”，在成长，在继承，在战斗……
姜家屯战斗后，八连又被授予“全面模范连”的光荣称号。从“张文祥连”到“全面模范连”，八连变了吗?
从“张文祥连”、“全面模范连”到“三好连”
问题来了，怎么才能保证不变“质”呢?什么又是人民军队的“质”呢?
要知道彼时的东北我军，相继对国民党军发动了夏秋冬季攻势作战，从根本上扭转了东北地区的战局，在取得重要胜利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严重问题，首先就是逃亡掉队情况严重。以八连所在的一纵为例：夏季作战后的统计，伤亡9218人，逃亡掉队2229人，共减员11447人。
东北民主联军的兵源新成分比较多，有些干部战士对战争的长期性、残酷性认识不足，厌倦艰苦的战争生活，不愿意到前线作战。所以，在整个部队中开展“为谁当兵”、“为什么打仗”的思想教育势在必行。
有读者看到这里，会有疑问，你不是前面还在说八连打得好，大家都懂为谁打仗，都有强烈的目的性吗?怎么这会儿又说要搞思想教育了，不矛盾吗?有必要搞吗?
王克勤同志就是从解放战士到人民英雄的典型代表
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内部的矛盾，也是客观存在的。出现矛盾不可怕，解决矛盾就好了，但这世上并没有万灵药，解决了旧矛盾，还会有新矛盾，我们不能杞人忧天，遇到新矛盾，解决它就好了。我们这支队伍发展壮大，跨越曲折，走向光明，正是在不断克服自身矛盾中发展的。就像教员同志所说的：“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就当时逃亡掉队问题的频出，不但一纵，其他部队，关内关外，也存在这个问题。出现问题不可怕，调研出来根子在哪里，才能解决它。
诉苦大会
东北民主联军三纵分析了指战员的思想状况：
一部分是经过抗日战争时期考验的，思想觉悟较高，但其中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较多，对土地改革认识不足;另一部分是解放区的农民和城市青年入伍的，他们在部队中发挥了应有的积极作用，但对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和艰苦性思想准备不足;再一部分人是解放入伍的，这些人大多数出身贫苦，经过教育改造，转变较快，但因受国民党政府的宣传影响，正统观念较深，阶级观念模糊，对中国共产党和东北民主联军的政策认识不清。
针对上述问题，三纵搞了诉苦教育，很多战士走上讲台，诉说自己的血泪家史。部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解决了“为谁而战”的根本问题，构建起指战员坚定的理想信念。相关做法很快在东北我军内展开，不久教员同志又指示全军推广。
诉苦
诉苦大会，很快也在八连召开。
会上的核心问题就俩：“谁的苦最多，仇最深?”
说到苦，十九岁的新兵李玉海站了起来，他说他的苦，说也说不完。
小李是辽宁北镇人，生在哈尔滨，那时候父母流浪至此。五岁上母亲死了，父亲无以为生，带着哥哥，领着他，坐火车回老家。车过松花江，父亲突然推开车窗，抱起小儿子，要往江里扔。
哥哥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他也抱着父亲不撒手，同时大哭起来，车上的人也劝，这才保全了李玉海的性命。
实现耕者有其田
回到屯子里，孩子们才明白父亲为什么这么绝望?老李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地主的剥削压迫比豺狼还狠!
不久，父亲饿死了，哥哥给地主扛活，八岁的他，得了老爷“恩典”，给地主家放羊。冬天下大雪时，李玉海穿着破鞋，前后露着肉，冻得发抖。那时人小放羊多，一不留神，羊啃了地主家的爬豆。地主看到了，二话不说，拎着枣木棒子，没头没脸，一顿打，差点没把他打死。
山里有狼，经常出来祸害，一旦吃了羊，小李就麻烦了。
有次，狼叼走了羊，他哭着到处寻找。找到天黑，只抱回来血粼粼的羊头，他一边哭一边找地主请“罪”，少不得又是一顿揍。羊得了病，死了，也怪他，还是一顿打。总之，挨打成了家常便饭。
土改是农民拥护我们最主要的原因
李玉海说：“那些地主就是要把穷人一脚踏到地里去才解恨，就希望把穷人一时弄没根子，就剩他几家才乐。”
地主拿棒子揍他，拿鞭子抽他，据说这还是“老爷心善”，看不得老李家绝后，看不得“老主雇断了”。好了旧伤疤，又添新伤疤，小李身上就没有好的时候，最终伤疤印在身上，留在心底。
放羊时，小李总是在路上一边走，一边想：“放羊多时放好呢?放出头呢?能报仇呢?”
那时村上没有人管他，住在地主家就如住在地狱里。亲人只剩下哥哥，哥哥还在财主家扛活。哥哥也不大，也挨打，哥哥给弟弟的唯一安慰，就是没人的时候，哥俩抱头痛哭。
分到土地和大牲畜的农民
好容易长到十七岁，又被国民党抓了壮丁。
地主家的孩子不当兵，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头头脑脑，他们的孩子也不当兵，基层政府、乡镇保甲长、土豪劣绅三方勾结，被抓壮丁的都是没钱没势的穷人。根子上，看起来是地主坏，保长贪，实际上却是蒋介石违背民意打内战，没有人愿意充当炮灰，只能拉壮丁。国民党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让穷人誓死捍卫他们的利益，这不跟让老鼠保卫猫粮是一个道理，不可笑吗?无数个“李玉海”，怎么甘心呢?
押运途中，绳捆索绑，吃不饱，穿不暖，动辄挨揍，到了新一军，也好不哪去。小李从小放羊，身体不好，“国军”可不管这些。十七岁，瘦瘦小小，却被安排背炮弹、扛炮盘。不久就把人累成了半残废，两只脚经常肿起，走一步刺痛一步，腰也要废了，年纪轻轻，整天佝偻着……
东北我军的反内战动员大会
不背行不行?你敢，长官不当场弄死你!
直到夏季作战，李玉海才被解放过来。但是旧恨新仇，把一个青年压得太沉重了，解放后的心情据李玉海说：“我是啥兵也不想当，就想开小差回家看哥哥。”
诉苦运动刚开始，他一句话没讲。
后来，指导员和同志们不断做思想工作，让他吐苦水，帮他挖穷根，特别是算了剥削账，让李玉海同志明白了：这不是命该如此，而是阶级压迫，苦更不是他一个人的苦，仇也不是他一个人的仇。只有彻底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消灭剥削阶级，求得劳动人民翻身作主，才能结束劳动人民世世代代的苦难生活。非如此，哥哥也好，老李家后代子孙也罢，乃至全中国的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后代子孙，都不会有出头天，有好日子过。中华民族也将万劫不复，永远沉沦下去，看不到希望。
正在训练的“国军”。1947年，沈阳，(美)拉克斯 摄
思想一通，一通百通，李玉海想明白了，他讲了，站在教员同志的像下诉了苦，讲述自己痛苦的经历。
最后，李玉海同志大声说：“现在我明白了，我死也死在自己的队伍里了，我要报仇。”
听完李玉海的诉苦，会场呜呜哭成一片。排长去劝战士，排长先哭起来，平常都说穷人队伍，可是大家把苦埋在心里，现在一说起来，你苦我比你还苦，大家就是亲人。有苦大家知道，有仇大家报。
正在检查行人的“国军”。
人心都是肉长的，内外反动派怎么作践他们的，他们心里有数，人民军队怎么对待他们的，他们心里也有数，谁好谁坏，群众看得到，也想得明白。
李玉海擦干净眼泪，继续说：“没想到自己的阶级兄弟把我救出了苦海，现在我真享福了。那天指导员在全连队的面前说了：李玉海是咱们阶级兄弟，他的脚给国民党压坏了，叫他到连部休养，养好再跟你们一齐拿枪。”
一段时间以后，李玉海养好了伤病，腰杆子也挺直了，身体也强壮了。回到八连，站在红旗下宣誓，他也要当战斗英雄，也要替人民办事，为穷人翻身战斗，也要争取在战斗中好好表现，早日入党!
开国大典上的我军坦克车队
又：这篇说实话是冒着很大风险写的，因为这个系列的上篇搭尚太少，比平常少了一半不说，阅读和转发量也明显下来，不知道是大家不爱看，还是凭泰和某些你懂那些人不喜欢，反正我写了，真要是还不理想，我只能暂时搁笔。毕竟我的全部授汝涞源都来自于此，搭尚太少，我和孩子的生活就成问题，所以托付大家之前，也提前给大家打个预防针，更感谢下不管咋样，都支持我的同志们和朋友们，特别是那些搭尚的“恩主”。
说这话，我也觉得不好意思，但已经卖文求生了，要不要脸，也无所谓了，能生存才是关键，孩子在长身体，能天天吃肉，才重要。
也说点好的，我是真没想到，三天能有两位烈士后代找到我，这次是我大号(党人碑)前面写过《抗日锄奸记》里提到的薛为余烈士，我也在微博(党人碑)写了一些他的情况。说真的，每次有烈士后代找过来，我都很开心。可能到我这岁数，为人父，上有老下有小，一大家子，我就逐渐明白，我祖父当年为啥总跟我强调，生存者对牺牲者的责任。烈士有后固然让我高兴，可那些无后的烈士呢?
比如反“扫荡”作战中，我祖父的小通信员任柱子儿呢?牺牲时，他才十四五岁!老家县志里的烈士名录上，连个名字也没有，完全是我祖父生前告诉我的。还有我祖父另外一位通信员张文生，这位同志活下来了，后半生都生活在老家的村子里。要不是去年我去大汉寨，当地群众告诉我，我根本不知道，这位同志的存在，他还救过我祖父的命。否则就没有我今天做这些事了。
这些有名和无名的基层革命者，还有更多的革命群众，他们的事迹，谁来发掘，谁来书写?我只能说，有生之年，尽力去做，但我怎么可能做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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