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Tokai Teio
来源：2026年5月16日作者知乎回答
“当代张敬轩”评：
过去陈公博思想曾经启发统治者，麻生思想是否也能启发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统治者呢?主要问题在于许多统治者就像麻生久描绘的日本的统治者一样，并没有麻生那样激进追求“革新”的决心，仍然留恋于依赖外部势力如英美主导的旧秩序，仍然不能割舍国际协调。毕竟，许多统治者的处境更接近昭和帝而不是麻生久。然而，统治阶级外围存在麻生久这样的人和日劳系这样的势力，所以麻生的叙事在某种程度上也会被纳入统治者的理论工具箱，在某种时刻也有被使用的可能性。
1938年时，日本的“左翼”阵营领导人希望让苏联和日本一起瓜分中国，之后在日占区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以此获取中国人民的支持。这个“左翼领导人”，就是当时日本国内最大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大众党的书记长，麻生久。
作为日本中间派左翼运动的领导人，麻生久早在一战后就已投身社会主义，却一直对运动的弱势深感无力。1930年代初，日本深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兴起以「国家革新运动」为名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这一切让麻生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麻生久
就像今天的某些人发现皇道派的主张中存在“社会主义”成分一样，麻生久也发现，这种「国家革新运动」很像是社会主义的变体，如它声言反对资本主义;主张国家主义的计划经济;倡导救济工农，实行福利;鼓吹打倒英美帝国主义，解放亚洲殖民地人民。经过内部研讨之后，麻生久和他的同志(下称“日劳系”)得出了下面几个结论：
当前军部与部分官僚支持革新运动，说明他们正在转向反对资本主义。这是由于日本国内的资本主义危机，原本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军部与官僚正在脱离资产阶级的控制，有可能成为日本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盟友。
从明治维新来看，这种「统治阶级自行崩溃→新兴阶级随之登场，通过与脱离统治阶级的分子合作，逐步取得领导权→以相对和平的方式过渡到下一个历史阶段」，才是「具有日本特色的革命」，社会主义变革也会如此发生。日本不会走俄国革命或者英国工党的道路。
军部中的激进分子通过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摧毁了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制造了日本资产阶级国家的大混乱，为无产阶级政党夺权创造了机会。但是这种非科学、不依靠群众力量的个人恐怖主义，不可能取得成功。军部始终还是要与反资本主义经验丰富的我们合作。
这种国家革新运动有可能走向法西斯主义，也有可能走向社会主义。值此之时，无产阶级阵营应当主动与军部结合，断了它的后路，拉着军部一起走向属于日本的社会主义道路，使其彻底脱离资本主义国家机器。这样一来，日本军部就不会再发动资本主义战争了。
与此同时，需要潜入「国家革新运动」，大力鼓吹革新运动中的左翼部分，防止法西斯主义的温床——中产阶级走向法西斯。结合第4点，这才是日本左翼的反战、反法西斯之路。
「革新运动」确是伟大的，是全世界的潮流。世界各地的主要矛盾，都是反对革新的「维持现状势力」与要求革新的「打破现状势力」的对立。前者包括国际上的英美，国内的财阀、政府等等;后者包括国际上的日本、德国、殖民地各国，日本国内的工农、下层军人等等。
反对英美资本主义的革新纲领相当正确。日本无产阶级未来不仅要解放自己，还要解放被白人帝国主义奴役的亚洲殖民地同胞，带领他们一起走这条亚细亚的特色社会主义之路。
通过这种无产阶级与军部合作的「革命」，阶级运动将上升为全民族的运动，阶级的利害为民族的利害所取代。这意味着，日本通过消灭资本主义，解决了国内阶级对立的问题，全日本民族终于可以再次归一于天皇制的领导之下，超阶级的国家机器于焉完成。届时，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天皇制民族国家之中，日本民族将完成自己引领人类的伟大使命。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以上这些论点都是彻头彻尾的胡扯。所谓的「革新运动」就是纯粹的日本法西斯主义，所谓「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势」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法团主义、阶级调和主义与大亚细亚主义的动向。在麻生久致力于融入主宰1930年代日本的革新运动时，这场甚至不容许他自称「社会主义者」、提及任何与社会主义相关字眼的法西斯运动，令他的主张遭受重重扭转，沦为一种左翼法西斯主义。然而，麻生久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毫不犹豫地带领日本左翼加入了「国家革新运动」。他可能希望凭自己改变这场运动的性质，但事实只是小小的左翼政党瞬间被吞没在军国主义洪流之中，沦为法西斯机器上一个装饰性的齿轮。
侵华战争
在当时的日本，日共已经在残酷镇压下濒临灭亡，在1935年彻底分崩离析。尽管依然有不少日本社会主义者如加藤勘十、铃木茂三郎等人坚持阶级斗争与反对战争的原则，但在不断的打压之下，他们的运动也只是少数派的困兽犹斗而已。日本帝国主义不像其他亚非殖民地，会虚弱到无法彻底粉碎国内的武装斗争，因而断绝了发动土地革命的可能;它也不像欧美国家，会给左翼运动「大度」地留下相当的活动空间，而是在自己的严密监视之下，给左翼分子划定一个极度狭窄的合法斗争空间，而且这个空间还在1927年后不断收窄。在这种情况下，到1930年代初，麻生久和他的中间派机会主义集团已经成为日本左翼运动的领导派系了。
1932年，麻生久领导的中间派左翼集团(即日劳系)与西尾末广、安部磯雄领导的右派集团(即“社民系”)合并，组建了中右合流的社会主义政党——臭名昭著的社会大众党。此后，社大党的历史就是麻生久带领该党大步踏进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历史。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点燃了“日劳系”心中的日本民族主义之火。麻生久的心腹——田所辉明高呼，支配世界的英美帝国主义正在试图「维持现状」，而「跃进」的日本与战败的德国、各个殖民地国家共同构成了「打破现状」势力的「突击力量」，它们要为了未来的自由，对过去的秩序发起斗争。
麻生久的“日劳系”认为，只有打破现状、断然实行改革，才能保障日本的国家利益。就伪满洲国的情况而言，资本主义体制使日本只能通过剥削日本、满洲的群众来统治满洲，阻碍了当地的民族自治与日、满的产业合作。与此同时，日本经济的复兴离不开「各国间贸易、移民、资源开发等经济交往的国际自由」，但中国在没有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主权之前，是不会理解日本想要打造的东亚国际经济体制的。然而，他们坚定地认为：
日本若采取社会主义立场向世界各国提出经济要求时，无论世界何国，都无法找到拒绝的正当理由。……在日本赤裸裸的生存权要求面前，所有国家恐怕都不得不放弃一切抵抗吧……假使日本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革，中国民众必能正确理解日本与满蒙之间的关系。
此外，日本必须在英美支配的现行国际秩序之外，开创由自己主宰的新国际。当社会大众党在1933年反对退出国际联盟时，他们认为：除了现在中日在满蒙的战争，还有一场在日内瓦的中日战争，那就是「英美法资本主义与日本资本主义，以东方为舞台的角逐」。曾经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拱卫亚洲的日本，如今因为与英、美、法等国一味争斗而陷入迷途之中。麻生久认为，此时的日本不应该诉诸有可能诱发世界大战的军事冒险政策，而应该清算自身的资本主义外交政策，实现「国民外交」。
1933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
在1933年的时间点上，所谓的「国民外交」分为三点：
立刻与苏联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
日军不越过长城，实现日中合作。
日本支援东方殖民地民族的国际解放运动。
对于“日劳系”而言，日本对人类文明的使命，就是打破资本主义的国际秩序。就早期实践而言，他们曾在1933年时筹划召开国内所有阶层出席的法团主义经济会议，还打算将这场会议扩大为「东方经济会议」，邀请来自苏联、伪满洲国、中国、泰国、菲律宾、印度等国的各阶层代表出席。
东亚新秩序一旦得以实现，其领导者自然是社会主义日本。1932～1933年的社会大众党机关报宣扬道：「日本既然立足于亚洲各国所相通的特殊农业社会，就应该在东方各国推行一系列旨在让反抗主体联合的政策——这里的主体，包括了旨在反抗一切帝国主义，要求自主、自治、解放的『国民革命』、『民族独立』、『农民反抗』。」如此，日本便能脱离亚细亚主义的侵略思想，「串联起东亚弱小民族解放运动的主体，对抗英美资本主义。」
1936年4月时，社会大众党干部角田藤三郎在自己的公开文章『社会主义国防论』中，不经意间吐露了麻生久路线的终极理想：
只有日本社会主义的工农群众，才能通过打倒日本资本主义，将亚洲被压迫群众从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换句话来说，也就是亚洲各民族要在日本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下打倒自己的统治阶级，「在日本社会主义工农群众的领导下，建立亚洲社会主义合众国」。“日劳系”这种堪称奇人狂想的「东亚社会主义联邦」论，其踪迹早在1931年时便可寻得。
九一八事变，侵华日军进入东北村落
1931年初时，尽管“日劳系”尚在高举「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与「阶级斗争」旗帜的「全国劳农大众党」之中，但麻生久的心腹田所辉明——同时也曾经是日共的积极党员与干部——早已提出了「远东社会主义国际」的构想。在田所辉明的奇妙规划中，这个日本领导的国际将成为第二、第三国际之外的第五国际，旨在通过「远东农民的国际性合作」，一举实现亚洲各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
「远东社会主义国际」不仅要打倒日本资本主义与英美资本主义，还要打倒中国军阀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这个国际中的「领导势力」、「中心主体」自然就是日本的「反资本主义势力」。虽然田所在新泻的农会支部起草相关文件中并未提及这个势力的具体构成，但根据他同一时期的其他言论，可知包括日本的工人农民、中产阶级、军部的青年将校。更重要的是，田所辉明认为：
这个国际不仅在当前的第一阶段，可以在日本形成实现社会主义的国际性团结力量，还将在第二阶段起到保卫社会主义政权的作用，就如同苏联与第三国际一样。
换言之，这个被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与日本军部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际」，其终极目的是动员东亚各国人民对抗英美列强与苏联，保卫亚洲社会主义者的祖国——日本帝国。当时全国劳农大众党中的浅沼稻次郎、麻生久等人都热切赞成田所的构想，但由于党内还有其他左翼集团(如“劳农派”)，这份方案被人看破其法西斯主义的本质，遭到大会否决。不过，到了第二年社会大众党建立时，掌握主导权的只剩下“日劳系”与更为右翼的“社民系”，“日劳系”便放开手脚开始实践自己的蓝图。田所构想中的不少特点，如执着于让日本粉碎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都在日后被社大党的外交政策所继承。与此同时，田所构想的核心——建立一个以日本为领导力量、以亚洲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方针的「远东国际」，并通过这个「远东国际」实现亚洲各国人民团结一致、抗击英美的思想，则成为了1930年代“日劳系”的外交政策的基石。
1932年8月社会大众党成立后，“日劳系”外交构想的一大特色——日苏同盟论也很快浮出水面。该党在10月25日发表「国际政策纲领」，强调自身立场不同于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并要求日本政府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为此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同年11月，社大党成立了「日苏同盟促进委员会」，随后在次年1月向首相、外相递交了请愿书。
1933年当时，社会大众党对此的表面理由是：缓和因伪满洲国成立而剑拔弩张的日苏关系是当务之急。当前，日苏两国因英美煽风点火而日益对立，这有可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为此有必要签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一方面防止战争、抑制军费上升，另一方面推动两国实现经济合作，这对「经济危机中的日本人民而言是极为紧要的」。
实际上，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则与“日劳系”更根本的国际秩序构想结合在一起。当时的社会大众党机关报对此阐释道：
第一，我们的国际政策与国内政策一样，必须以打倒我国资本主义为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第二，我们应当支持与英美相对立的印度、菲律宾、法属印支、中国的民族独立。第三，我们应当主张打倒远东各国的本土资本主义与封建军阀……正是为了向这一理想迈进一步，我们才向我国的资本家政府要求缔结日苏同盟，放弃追随欧美各国的外交。
换言之，缔结日苏同盟将有利于日本抛弃追随英美资本主义的外交方针，转向支持亚洲运动的民族独立。对于社会大众党而言，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都只是各国外交的驻外机构，他们既然要坚持日本民族的立场，就需要确立日本左翼自己的外交立场。进入1933年后，“日劳系”又开始鼓吹设立「东方经济会议」以实行「国民经济外交」。所谓的「东方经济会议」，就是中国、伪满洲国、印度等亚洲国家与苏联等地派出各地的政府代表、资本家代表、工人代表、农民代表与会的国际法团主义大会。
麻生久路线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汇流点——大东亚共荣圈
在社会大众党内，除了“日劳系”以外，还有控制日本工会运动的“社民系”。“日劳系”意图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区域性国际秩序，试图通过这种国家社会主义的东亚新秩序推翻全亚洲资本主义体系。因此，“日劳系”倾向于强调日本主导的全东亚统一改革、统一建设与意识形态输出，有着强烈的反英美倾向;相比之下，“社民系”作为强调资本主义体制内改良的日本社民主义者，其外交政策基调更为务实，注重日本的实际经济利益与国际合法性，也高度注重自己的外交舞台——国际联盟与国际劳工大会，希望留在两个组织以内。除此以外，“社民系”在外交政策上与“日劳系”最大的两点不同在于：
1.“社民系”在对华政策上，主张与中国的民族资本合作，实现中国的政治稳定与“日中亲善”。“日劳系”则一直主张打倒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大力改造中国的经济体系。
2.“社民系”传统上更重视日本与英美的友好关系，怀疑日苏合作的可能性，反对日本与英美彻底决裂。而“日劳系”主张与苏联或者纳粹德国合作，建立国际新秩序。
正因如此，尽管“社民系”总体上默认由“日劳系”掌握党务，两派之间依然时不时会在外交政策上发生一些矛盾。尽管如此，“日劳系”依然能掌握社会大众党的外交政策方向，这正是因为“社民系”在看待中国时有着一种近乎魔怔般的反汞主义倾向，使这一派系总是不由自主地赞成日本的侵华政策。早在1920年代时，“社民系”的大本营「日本劳动总同盟」即认为中国要求破除不平等条约、恢复国家权益是受共主义污染的「不健康」的主张。九一八事变时，“社民系”的大将西尾末广与松冈驹吉即发言拥护九一八事变;1932年7月时，西尾末广又作为日本代表在国际劳工大会上发表演讲，辩解称英美各国推行经济集团化，使日本经济依赖于中日贸易，然而中国的政治不稳定却使得这一点也难以实现，因此日本才不得不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与此同时，1930年代的“社民系”虽然不似“日劳系”般真心相信日本法西斯主义的「革新运动」可以将日本带向接近社会主义的方向，但也极力顺应法西斯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改革，以图延续自己的工会与政党组织，在新的时局下逐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1933～1935年间，日本与世界各国的外交关系有所缓和。1933年5月后，日苏之间的北满铁路转让谈判取得进展，最终于1935年3月达成协议，而时任外务大臣的广田弘毅则试图将这种谈判进一步扩大为签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协定。此时，日本国内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呼声日益高涨。与此同时，在华执掌国民党政府的蒋介石、汪精卫、黄郛等人也与日本的「广田协和外交」相呼应，使一度高度紧张的中日关系重新缓和下来。1935年6月22日驻日大使蒋作宾拜访裕仁天皇时，裕仁居然还对他主动夸奖蒋、汪二人的亲日方针，说道：「华北的事情真的很遗憾，有蒋介石、汪精卫的亲日态度，这件事得以圆满解决，真的很好。」
然而与此同时，日本军部为继续侵华而策划的华北自治运动也已经开始。为了应对此事，广田弘毅在1935年10月提出「广田三原则」，试图将「共同防共」为原则作为全新的中日合作关系。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无理由的进犯，同年11月国民党政府在英国援助下实行币制改革，让日本军部的强硬派恼火不已，如松井石根后来即认为币制改革后英国资本控制了浙江资本，从而控制了蒋介石政府与中国。当年八月，我国的革命政党也发表八一宣言，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新一阶段。对此感到气急败坏的日本军部决定进一步加速推动华北自治运动，在1935年11月25日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作为日本陆军「华北分离工作」的一环，日军在1936年4月成立了伪蒙古军政府
值此之时，社会大众党内的两派都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社民系”谴责英国在币制改革上对华借款，主张“日本必须保护华北农民的自治运动”。而“日劳系”则进一步活跃起来，进一步从远东国际的立场出发批判广田协和外交。同年，社会大众党派出了由渡边年之助、松永义雄等人构成的「中国、满洲视察团」，视察团归国后的报告书强调：「日本对华问题就是苏联政策的问题，就是共党的问题……共党存在于彼地。日本若不致力于关注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中国人民的民心，就无法发展势力。」
学者及川英二郎即指出，1935年的“日劳系”在日本对华政策有以下的几点主张：
1.将英美资本主义驱逐出东亚。
2.将我国革命政党的影响范围让给苏联。
3.在日占区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以此吸引民心，确保日本的势力范围。
进入1936年后，随着人民战线运动在世界各地的高涨，二二六事变后成立的广田弘毅内阁也在国际社会的孤立中签订了日德防共协定。社会大众党虽然坚决反对人民战线运动，但也同样反对日德防共协定，理由是：「共主义在大陆民众中的蔓延，是大陆民众的民族自主发展沿着反资本主义的动向所进行的必然结果。」因此，要防止中国赤化，就需要「一个能内化于我国天皇制国体的、从阶级分裂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无阶级的全体主义社会」，即「立足于东方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既反对共主义又反对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社会主义」，而这种亚洲特色社会主义——既社会大众党的社会法西斯主义——将与共主义运动竞争中国人民的民心。
尽管在1936年初，“社民系”的工会联盟与“日劳系”的工会联盟合并，且前者的派系在新的全国性工会「全日本劳动总同盟」(全总)中占据优势地位，但在组织力量上更为强大的“社民系”却不得不屈从于“日劳系”的外交构想，这当然还是因为“社民系”根深蒂固的反贡主义。“社民系”的左翼集团从1920年代就计划召开「亚洲劳工大会」，最终在1934年成功组建，然而最关键的国民政府却因伪满洲国问题而拒绝派出代表。1937年5月「亚洲劳工大会」召开二大时，社民系的大员松冈驹吉在座谈会上承认，国民政府表示若伪满不派出代表，就可以派出中国的工会代表。然而，松冈竟然声言：「满洲国虽然没有代表可以前来与会……但也没有必要，为了邀请中国参加大会，就承诺『满洲国的代表不会来』。」当时，就连同样在场的自由主义者清泽冽都认为「即便让满洲国方面回避，也还是应该让中国来参与。」松冈驹吉之所以如此强硬，正是因为他认为伪满洲国的建立有利于防止中国赤化，避免一个赤化的中国对日本蹬鼻子上眼。
1937年5月，在东京召开的第二次亚洲劳工大会
于是，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夕，尽管“社民系”依然对“日劳系”的政策保持警惕，尤其反对“日劳系”在全亚洲实行取缔工会、建立劳资共同组织的「劳资一体化」方针，但由于“社民系”坚持自己的反贡主义方针，加之其中日合作构想——联合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实现政治稳定——已经因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而破产，“日劳系”依然确立了自己在社大党内的外交政策霸权。与此同时，随着日本日益法西斯主义化，社大党各派的发言空间也越发缩小，并在1937年日本进入战时体制后极度受限，不得不使自己的一言一行向军部与内阁的「国策」极限靠拢。在此情况下，麻生久原本试图凭一己之力变国家革新运动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计划已是彻底破产，日本左翼逐渐沦为毫无主动权的存在。但事已至此，融入体制已深的社会大众党早已不可能与法西斯决裂。对于“日劳系”与“社民系”而言，唯一的选择只剩下进一步拥护侵略与法西斯主义，以此在军国主义政权的「国策」中夹带私货，以曲线救国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上述目的。
随着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入侵中国，日本政府主动提出打倒国民政府、建立全新傀儡政权的不同方针，而社会大众党的外交构想也在这一时期迎来高潮。作为社会大众党领袖的麻生久将日本的侵华战争定义为圣战，而且绝对不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资本主义战争，其性质与1894年的甲午战争完全不同。这次侵华战争是：
第一，是具有从欧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东方民族之文化意义的战争。
第二，是具有为了日本民族发展之民族主义意义的战争。
第三，是基于国体本义，旨在改革日本国内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全体主义制度的、具有革新国家意义的战争。
对他而言，英美各国的人道主义和平论与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否定民族国家的和平主义都不足恃，为了日本民族的发展与亚洲反资本主义革命的进展，必须将中日战争进行到底。总而言之，这次中日战争「并非日本与中国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日本与蒋介石政权之间的战争。日本并非以中国这个国家及其国民为敌，亦非以获取土地、赔款及权益为目的而进行战争。其目的在于谋求与中国国民的真正合作，并确立东洋和平。」
麻生久当时的著作
麻生久认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既是苏联的代理人政权，也是英美资本主义的傀儡政权。国民政府作为英、美、苏等境外势力的温床，妨碍东亚民族从欧美资本主义下解放，还引入第三国际进行破坏，阻碍东亚民族的自主建设与和平共存。蒋介石非但不为东亚人的解放与自主独立而与日本合作，反而背叛中国自主发展的道路，「欲将东洋民族作为饵食，献给白人资本主义与错误的共主义」，故而「日本为自身国家，更为东洋民族，不得不毅然与蒋介石政权战斗。」这虽然是日本被迫为之的战争，但考虑到欧洲的资本主义文明正在自爆，苏联空想的政策也趋于破产，因此可以说：
上天如今已为长久遭受白人资本主义文明支配、榨取、蹂躏的东亚民族，送回了夺回其自主独立的绝好时机。日中，若真能携手合作!……东亚民族迎来黎明之时必将到来，其伟大的圣业指日可待!……
在长达数千年的世界历史中，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可曾有过如本次这般以如此目的而战的战争?……此次打倒蒋介石政权的中日战争，是东亚民族解放战争的先驱与序幕。当日本作为东洋民族的先驱、领导者、担当者，具备此种人类使命的自觉之时，本次战争，实乃上天赋予日本民族的一大圣战。
当麻生久将自己的目光从这些近乎神人呓语的日本官方意识形态转回现实时，他将侵华战争定义为「深深渗透入中国人民内部的苏联与日本之间，围绕中国人民领导权的争夺战……哪个国家能给予中国人民真正的幸福、生活的安定与发达的文化，谁就能胜出。」在1937年11月的社会大众党六大上，该党通过了「国家、民族、阶级」三位一体的新纲领。与此同时，“社民系”的「总同盟」也宣告将配合国家、在大后方灭绝罢工现象，并认定中日战争的根本起因是我国革命政党的无理挑衅。
在1937～1939年间作为社大党内“日劳系”与“社民系”间桥梁的河野密在1938年7月第二次前来中国视察，并在回国后的11月以社大党名义出版了题为『建设新东亚』的小册子。河野密认为，中日战争的开端是国民党「歪曲三民主义，将其重新阐释为民族主义……和抗日政策」，「民生主义」才是三民主义的本质。这种「民生主义」不代表任一阶级的利益，旨在实现「全民均富」的政治。在1938年11月的社大党七大上，河野密抱着这种观点积极推动社大党高层进一步进行兴亚主义理论建设，并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建设「东亚协同体」的口号。
社会大众党希望，可以通过这种「东亚协同体」在中国与日本建设国家社会主义的新体制，以此从中国与日本的民族资本中抹去民族主义思想，在此基础上实现两国人民的大联合。为了顺利地推行这种联合，日本国内也要断然推行法西斯主义的大改造，特别是建立杜绝工会与资本家双方对立的「产业报国会」，并组建统合国内所有政党的一党制新国家，以将日本全国人民的力量扭成一股绳。由于这一时期的“日劳系”积极地推进产业报国运动与新党运动，计划将日本全国的工会与社大党的组织合并入未来更大的法西斯官方组织，这种与“社民系”的根本行动逻辑——维护自身的工会与温和左翼组织——背道而驰的政策，导致“日劳系”与“社民系”的对立在党内迅速激化。1939年初“日劳系”试图与中野正刚的“东方会”组建新党时，“社民系”以集体脱党为威胁，最终逼迫这一新党计划胎死腹中。
1937年10月15日，日军在山西成立伪晋北自治政府
1938～1939年时，强化日德防共协定的问题越发被日本各方政治势力提上日程。在1938年末的第74届帝国议会上，社大党与东方会一同发起了「促进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缔结运动」。当时的“日劳系”将纳粹德国视作积极建设国际新秩序的急先锋，热切地加以拥护。在1939年的天津租界封锁事件后，日本国内爆发第二次反英运动，国内焦点转向反对英国，此时社会大众党也以河上丈太郎、河野密、亀井贯一郎、阿部茂夫、中村高一五人为执行委员推进反英运动，并于8月21日召开了反英大会。这一点招来了“社民系”的不快，其重要人物片山哲在战后表示：「在这种时候，真希望有报纸或者杂志能攻击这种崇拜德国的思想啊。」
正当德意日三国同盟成立的氛围高涨时，苏德突然在8月23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平沼骐一郎内阁因此倒台，反英运动也随之平息。新上台的阿部信行内阁表明将不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实行「自主独行」的外交方针。对此社会大众党紧急召开了常任中委会会议，让“社民系”与“日劳系”进行磋商。据记载，当时麻生久的亲密战友的龟井贯一郎与水谷长三郎主张签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而这遭到了“社民系”的西尾末广、松冈驹吉等人的反对。
这里的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正是因为“日劳系”希望与苏联划分在华势力范围，瓜分中国。在1939年写给近卫文麿的信件中，麻生久说道：
在东亚广阔的天地里，日本有什么理由必须与俄罗斯打一仗呢?俄罗斯民族喜爱温暖的太阳，民族的本能想要南下。因为东亚如此广阔，俄罗斯的本能，大概可以在与日本大胆的协商下，充分地得到释放。
面对麻生久的“日劳系”支持「打破现状、反英亲苏」的方针，“社民系”则坚持「防共优先、坚持反苏」的路线，并将自己的政策与汪伪政府「共同防共」的口号联系到一起，从而在党内的路线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在1939年12月9日的社大党八大上，该党决议支持汪伪政府。当时担任社大党委员长的安部磯雄回忆道：「在党内某一部分人之间，也并非没有日、德、苏联合的论调，但本党阐明了尽力支持以汪精卫为中心的中枢政权的方针。」1940年1月7日，担任社大党议员的水谷长三郎、三轮寿壮、阿部茂夫出使南京，访问汪伪政府。当时亲近“社民系”的水谷积极支持汪精卫，主张汪伪政府「培养中国民族资本」的方针。由此，希望日苏同盟瓜分中国的“日劳系”，在路线斗争中输给了拥护汪精卫政府与共同防共路线的“社民系”。
大政翼赞会体制下，1942年翼赞选举的海报
由于“日劳系”与“社民系”在一党制国家、产业报国会、对华外交方针上的意见冲突，社大党内两派的矛盾越发深刻。1940年初，民政党议员斋藤隆夫发表否定军部兴亚构想「反军演说」，导致恼羞成怒的军部发动众议院开除斋藤隆夫的议员身份。
其时，虽然“日劳系”与“社民系”两派都表态反对反军演说，但“社民系”却反对开除斋藤隆夫，“日劳系”则支持。以麻生久为首的“日劳系”随即敏锐地抓住这个表态拥护军国主义总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将小矛盾上升到要开除“社民系”的局面。抵抗到底的“社民系”最终被“日劳系”开除党籍，社大党随之分裂。“社民系”试图建立名为勤劳国民党的新党，但却被日本当局禁止成立。就在1940年的夏秋之交、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成立之际，蓄势已久的新党运动终于迎来爆发，席卷了整个日本政界，各大政党纷纷表示解散，汇入新成立的大政翼赞会，而“日劳系”与“社民系”双方也并不例外。
就这样，日本的“左翼”运动在屈服于法西斯主义运动的七年后，在1940年迎来了自己的终局。无论是“日劳系”还是“社民系”，双方的政党、工会与群众组织都在1941～1945年被日本国家所彻底吸收，失去了政党形式约束的两大派系也在无党状态中分崩离析，被还原为原子化的不同个人。因此，双方的计划与蓝图全都在一瞬之间化为泡影。尽管麻生久和他的亲密战友试图参与大政翼赞会，但随着麻生在1940年8月突然猝死，以其为中心的“日劳系”也作鸟兽散，无法再描绘任何革命蓝图了。
总得来说，在1930年代的社会大众党内，“日劳系”更具“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面向东亚各国的整体性计划，希望通过激进的经济改造摧毁东亚的旧势力，建立日本主导的国家社会主义区域集团;“社民系”则更加务实与保守，希望在国际协调的框架内，通过与中国民族资本、英美各国等传统势力合作来维持与扩大利益。不过，两大派系的外交政策都旨在鲜明地维护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与侵略扩张。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麻生久的东亚革命构想，但这种妄图借助法西斯主义与虎谋皮的主张，最终自然也只能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历史的黑暗之中，被东亚各国的现代人所彻底遗忘。
参考文献：
『社会大衆党の国家社会主義と国際政策』(及川英二郎)
『「国民の天皇」論の系譜 象征天皇制への道』(伊藤晃)
『現代戦争の意義』(麻生久)
『麻生久伝』(麻生久伝刊行委員会)
【原文链接】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24304812/answer/2038858392521938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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