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在苏修的刊物上掀起了一阵颇为有趣的“学术讨论”。它是从涅法赫维奇的“社会因素”论的或是“生物遗传因素”论的这一讨论开始的。在苏修叛徒集团统治下，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社会风气败坏，偷盗、盗窃成风，引起了劳动人民极大的义愤。苏修叛徒集团为了掩盖社会制度的阶级根源，就炮制了这一荒唐透顶的谬论，一部分御用学者出来帮腔，夸夸其谈的根据就决定于先天的“胚”的遗传，决定于与生俱来的“天性”、“劣根性”，把它从社会原因转向生物种原因。
既然“胚”是遗传决定的，为了适应苏修统治集团的需要，有的学者就进一步提出了“善”也是先天决定的，鼓吹“天才”是“可能由有限的基因组合”。有几个最有“灵感”的学者，根据苏修科学家对遗传的细胞起源成功的试验，立即“创造性地”提出了采用细胞核移植的方法来人工“复制天才”的幻想。
这一妙论一出笼，就被苏修的报刊广为宣扬，如获至宝，以为可以从中找出解决他们政治经济危机的妙方。一九七〇年《哲学问题》编辑部组织的，召开了“人类遗传学及其哲学和社会伦理学问题”座谈会，专门讨论人工“复制天才”问题。
在几年来极为热闹的讨论中，学者们各抒己见，莫衷一是，真可谓洋洋大观，别开生面。其中有一位生物科学博士叫洛伯塔士，参加讨论的这些学者们，都是当之无愧的。我们不妨介绍一下这位博士“复制天才”的奇妙理论，供大家鉴赏。
这位博士首先介绍了一项培育植物的试验，即把一个植物的细胞核移植，移植到事先去了核的细胞卵中，然后培育出一只“与提供细胞核的那个植物没有区别”的新植株。在此基础上，博士充分发挥自己并不缺乏的“想象力”，灵机一动，从植物到了人，灵机再动，从无足轻重的“普通居民”到了天才。博士说道：从母体中取出卵子，去掉细胞核，然后从天才“投脾”处取一小撮组织，取其细胞核置于卵中，就可以，这样长大的婴儿，便将与天才“投脾分毫不差的复制品”。为什么?就说如果染色体上的基因是遗传的决定者，人类个性由核决定。“染色体中包含着人的一切性状”，“当然，当然也包含着天才的本质”。只要由这个细胞核在母体中发育成一个新人，个人就将是那个从“投脾”身上复制了细胞的人的“一切性状”，包括天才。
当然，对于博士这种“复制天才”能否成功，人们是应该感到怀疑的。因为首先，博士把人的一切性状统统都算在内，连体型包括“思维”、“性格”、“趣味”、“脾气”都算在内。其次，博士主张人并不需要分成好的或坏的就如复制工业产品零件那样，得到的将是：博士主张天才也有两面性，这样“复制”出来即使是最优秀的，博士警告说，把不管什么地方的细胞移植到那里，好的品质和坏的性格将不分这个核发生影响，不用说这里也有风险。有了这一条，就可以象“折衷调和”一样，“不偏不倚”地“完全相同”的同时，既可以避免没有优良品质或遗传来的缺点和后代保留“坏天才”、“坏天才”的危险，又可以不受细胞质和母体的影响，保证复制的天才不会走样。
不过遗憾的是，科学的事实，并不象博士所想象的信口开河的那样听任博士的摆布。不仅染色体和包含在细胞核内的“基因”是在变的，就连可以遗传的各种性状，也还有个变异问题。否则，生物界如何能够不断地进化和发展呢?如果生物的“千秋万代”完全一样，“分毫不差”，那末，物种的今天，博士自己也还没有走出原始森林，更谈不上什么“复制天才”了。至于说到细胞质在生物的胚胎，大量的科学事实已经证明：核、质是互相依赖和互相起作用的，细胞核及细胞质的细胞还有重要的遗传作用，而在动植物的嫁接杂交，同一亲本的胚珠和杂交的结果往往不同，等等。当然，博士既然不顾这些客观事实，不顾他说了不算，也就创不出什么天才，岂不是把社会和全人类的未来都要毁灭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切科学都是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凡是有违反客观规律的科学，在政治上一定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博士的用心何在，请看下文。
博士说：“人们生来不仅外表上不同，而且在才能上(不同的健康状况，性格的特点，其他方面也都)有不同。在人们中间有天才和没有，具有严重遗传病的人，也有特别有禀赋的天才科学家，作家，艺术家，演员。”“有特殊天赋的人的出生虽然是偶然的，是无限可能的基因组合，是我们不能预料的组合体”。因此，就非常有必要来“保留和增加这些最稀有的，现在已有的组合体”，以“改良人的本质”，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美国优生学家费希尔门说：优生学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是完全不平等的。优生学的目标就在于使优良的特性继续生存，而使较坏的特性”，有权征服“劣等民族”，有权统治全世界。
读了这段话引文不难看出，博士的“复制天才”论和历来的种族主义“理论”多么相似，同博士自己援引时的说法，其实是通过“细胞”移植产生的“学生细胞”，不过这个“细胞”的先天性不是别的，正是得及其前辈们共同的为帝国主义者的反动种族本性。“改良人种”、“改良人的本质”、推动“人类社会进步”，这一直是新老种族主义者的共同叫嚣。但是，什么是人推动历史?怎样才能推动社会进步呢?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阶级社会里就是阶级关系的总和，就是人的阶级本质。人的这种本质只能由阶级斗争来加以改造。人民的阶级性，也只能通过阶级斗争才能不断进步。苏修叛徒集团之所以竭力吹捧并采用“改良人的本质”、“推动社会进步”的谬论，不过是要麻痹人民，转移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方向而已。但是，和历史的种族主义者的下场一样，“复制天才”论这种新的种族主义也挽救不了苏修的必然失败的命运。
人的聪明才智到底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定地认为，才智来自实践。毛主席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恩格斯认为，一切知识包括数学都是来自客观世界，都是从实践中来的。人脑也只能说是物质的产物，由于地球上的变化，类人猿走出了森林，在劳动的创造下，逐渐直立起来，手和脚分工了，将干的手就成了劳动工具，在劳动中间创造了语言，脑也创造了语言。“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显然，人脑是劳动的产物，人的才能、智慧、知识当然也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即人脑加上“劳动”的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的产物。一个人不管他生来有多么高的才能，如果在一出生后便与世隔绝，脱离实践，是一定不能成为科学家，而不能成为天才的。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天才是先天的，一切才能都是实践的、劳动的、群众赋予的，是后天决定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历来的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们和反对科学的“天才论”者，用为无穷的奥秘来解释才能的起源和本质呢?就是要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在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看出腐朽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性。这就是“复制天才”论所要追求的政治答案。
除了聪明、才能、天才是先天决定的以外，博士还告诉我们，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天才们推动的。博士说：“真正的‘星辰’就是‘个别人’，‘但是整个人类的进步，在极大程度上正是依赖于这些个人’。博士哀叹道：‘我们的世界有四亿五千万，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今天，离开巴甫洛夫，达尔文，还有发明创造的那些科学家们，真是怎么个样子呢?’不得了，至少人类的文明要灭亡了，甚至地球也许就不存在了，因为唯心主义者看来，没有‘天才’就没有推动的活动，地球绕太阳转都是不存在的，只不过对这些人物的评价，看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到底谁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到底谁是历史的主人?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对于历史上一切有贡献的科学家、进步的艺术家以及他们在科学艺术上的成就，我们从来认为，应当给予应有的历史评价。但是评价这些人不能脱离那个时代，更不能脱离开为这些成就的基础的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和创造。离开群众和群众所创造的时代，这些人物根本不可能出现。”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进步的文学艺术，是人民生活在进步作家头脑中的反映，从根本上说，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任何天才都创造不出任何进步的文化艺术来，科学更是如此。无论什么科学发明都离不开社会实践，都是从生产的发展、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实践为基础的，都是以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为基础的，而且，任何重大的科学成就的取得都是长期的、科学的经验、分析、综合、实验的结果，动物和植物的新的改良品种，是劳动人民长期实践的结晶，然后经过科学家总结，从一定意义上不说前者为进化论产生了最牢固的基础。因此首先应当肯定，一切改良的不同的偶然性，但是无论理论一定要出现，则是为历史发展所决定的必然性。必然性就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我们说，科学艺术发展，是个英雄还是群众，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这是无法改变的客观规律。历史要重复一下，就连苏修叛徒集团的最终命运也要由劳动人民来决定，这同样也是无法改变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最后，博士充满信心地说：“也许我们这一代就将看到复制天才的成就。但是，紧接着他又作了一番十分重要的声明：‘应该记住，这里所述的方法在最好的情况下，它只能涉及到生物的几，几百，可能几千个人，就是说在几万万居民中选定出来的杰出人物总是占极小部分’。读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天才’、‘智者’如此了不得，既然‘复制天才’的理论和方法又如此地神妙可靠，而且可以在‘很快’就可以做到，那么，为什么对‘应该’论说，只能复制出‘极小部分’而不大量复制呢?什么原因，博士没说。
不过，这也无须说明。原来他们并不希望人人都成为‘天才’，不然‘天才’多了不就无法‘卓越’了吗?‘普通居民’劳动呢?没有做奴隶的做奴隶的、做工的、种地的，谁来做，谁还让‘天才’们做老爷呢?光靠天才去从事伟大的‘天才’活动吗?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他们所要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像剥削阶级所向往的社会，广大劳动人民任人奴役的社会，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社会帝国主义社会，而‘复制天才’论就是苏修叛徒集团的真正目的所在。
读了博士的论文，实在令人气愤，但又令人可笑。请看，列宁的故乡竟然堕落到搞起这种把戏来了什么!在政治上他们投靠了垄断资本，在文化上随之而来的，经济上危机四伏，日趋衰败;文化上也腐朽不堪，科学上如何前进?这位博士的高论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严肃的科学事业已经被引上了堕落的道路!这怎么能不引起苏联劳动人民和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愤怒和反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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