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主持人，群主，也谢谢各位群友。
今天我们继续之前的内容，前面已经讲了两次，今天是第三次。
本次的主题说是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实际上今天我们想拓展一下，讲讲党史里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当中自然也包含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相关内容。
下面，咱们就和大家一起交流。
续 太湖石老师讲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2）——毛主席评价“好”大于“不好”
第一个重大事件——电台丢失
共产国际从1934年到1936年，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中断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联系中断的呢?共产国际的总部在莫斯科，我们党的中央根据地在瑞金，两地距离十分遥远。当时双方联络只能依靠电台，想要完成远距离通信，必须配备大功率电台，小功率电台的信号传不到莫斯科。长征途中，我们的大功率电台被敌人炸毁、破坏。
这件事直接让我们彻底失去了和共产国际的联络通道，双方联系就此中断。
我们手里只剩下小功率电台，这类电台仅能实现各军团之间的内部通信，无法连通莫斯科。
长征启动之后，我们和共产国际的通信就断了，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到1936年。后续我们会讲到张浩回国一事，他带回共产国际的相关指示，党才重新恢复和共产国际的联系。单从电台损毁这件事来看，联络中断无疑是一件坏事。
我们用于远距离通信的大功率电台遭到敌人毁坏，怎么看都是损失。但很多时候，坏事反而会转化成好事。因为电台损毁、无法和共产国际互通消息，这件事至少带来三方面积极影响。
第一个好处是什么?
我们党可以独立自主选出属于自己的领袖。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此前历届党的领导人，全部由共产国际指定。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从组织隶属关系和组织原则来讲，支部的领导人由上级共产国际指定，在当时属于合乎流程的常规操作。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皆是如此，尤其是向忠发。
党的六大并没有在中国境内召开，1928年，六大在苏联举办。
召开六大期间，共产国际直接指定向忠发担任党的总书记。
共产国际为何会推举向忠发登上总书记的位置?
核心原因是他工人出身。
当时党内有一种认知：我们开展无产阶级革命，理应由工人阶级执掌领导权，所以要从工人群体里挑选核心领导干部。
向忠发曾经在武汉领导工人运动，是做出过一定成绩的。
向忠发
如果完全没有相关工作基础，他不可能直接被推选为党的总书记。
但客观来讲，向忠发处理一般性工人运动工作尚可，完全没有统领全党的能力。
不管是理论水平，还是组织统筹能力，他都达不到统领全党的标准。
可共产国际只看重他工人出身、有武汉工运工作经历、取得过部分成绩，直接将他推上总书记岗位。
大家也都清楚，后来向忠发叛变革命。
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王明被确立为党中央实际负责人。
当时他并没有总书记这类正式头衔，却是实际掌控中央工作的人。
在此之前，王明甚至算不上一名普通的政治积极分子，仅在江苏省委宣传部任职，只是地方层级的党务工作者，一跃成为党中央实际负责人。
这件事是谁推动的?是米夫，也就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兼秘书。
米夫强行将王明推上党中央领导岗位。
王明曾经在上海工作，但因为畏惧白色恐怖，没在上海停留多久，便找借口前往莫斯科。
王明动身前往苏联之后，国内中央工作交由谁负责?
王明指定博古接手工作。
王明和博古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同属“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群体，这个群体奉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王明把博古推到中央领导岗位上。
博古
之后共产国际又派遣李德来到中国。
李德原本只是负责联络工作的通信人员，来到中国对接相关事务。
博古十分看重李德，直接任命他为红军军事顾问，红军所有军事行动全部听从李德调度。
李德确实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专业军事理论知识是具备的，但他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国情。
这也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核心原因，博古、李德推行左倾错误军事路线，背后根源是王明左倾路线。
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这四年给革命造成的损失，远超瞿秋白、李立三时期的错误路线。
受这条错误路线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宣告失败，湘江战役红军遭受惨重伤亡。
苏区力量锐减九成，白区党组织更是百分之百遭到破坏。
我们只统计中央苏区，不算鄂豫皖等其他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前中央苏区红军规模达到十二万人，部分史料记载是十二万五千人，我们按最低的十二万人计算。
等到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仅剩八万六千人，足以看出第五次反“围剿”带来的巨大损耗。
渡过湘江之后，红军人数进一步锐减至三万人，八万六千人的队伍折损大半。
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左倾错误，这几任带来错误路线的领导人，全部由共产国际指定。
正是因为和共产国际联络中断，到了遵义会议，我们党才得以独立思考、自主抉择。
会议选出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这次会议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络这件事带来的第一个关键改变，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革命实践当中，独立自主选出了自己的领袖，自此中国革命才一步步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领袖的作用至关重要，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
我们承认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否认杰出个人在历史进程当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一名合格的革命领袖，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关系到整个政党的生死存亡。
这就是联络中断带来的第一重积极意义。
第二个积极改变，红军拥有了独立自主制定战略战术的空间，这一点集中体现在长征全过程。
今天我们重点梳理党史重大事件，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雪山、走过草地、突破腊子口这些详细过程大家都十分熟悉，这里就不重复赘述，只梳理核心事件脉络。
正是因为无法接收共产国际的实时指令，毛泽东同志才能带领红军采取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包围圈，一路向延安进发。
如果当时还能持续收到共产国际的指示，这套灵活机动的作战战略根本无法落地实施。
彼时共产国际下达的指令，是要求红军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湘江战役已经让红军损失惨重，八万六千人仅剩三万人，蒋介石早已预判到红军这一行动方向，在湘西布下重兵，设下合围口袋。
如果严格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军，无异于飞蛾扑火，红军仅存的有生力量会彻底损耗殆尽，后世也就不会有四渡赤水等经典军事行动。
联络中断，给了毛泽东同志施展伟大军事战略战术的空间，三万红军成功突破四十万敌军的封锁，顺利完成北上，这是第二大积极影响，也造就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
第三点积极改变，是我们党能够自主选择革命根据地。
江西瑞金的中央根据地，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彻底丢失，根据地失守之后，党必须重新寻找、建立新的根据地。
关于新根据地选址，共产国际早在长征出发前就给出明确指示：先是要求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后续又指示前往四川建立根据地。
但真实的战争局势瞬息万变，死板遵循固定指令，只会让革命蒙受巨大损失。
遵义会议召开之初，党中央原本也计划前往四川开辟根据地。
会议结束后，红军计划向北进军，先行攻打土城，打算攻克土城之后继续北上。
可惜土城一战未能取胜，毛泽东同志当即调整作战规划，指挥红军完成一渡、二渡、三渡、四渡赤水，成功跳出敌军包围圈。
巧渡金沙江后，红军抵达四川境内，实地考察后发现当地敌军兵力雄厚，根本不具备建立稳固根据地的条件。
根据地选址只能持续调整，部队行至哈达铺时，毛泽东同志从国民党报纸上得知陕北还有红军武装。
党中央当即作出决策，全体红军奔赴陕北，最终将革命根据地扎根陕北。
根据地最终选址陕北，并不是共产国际给出的指示，而历史实践充分证明，这个选择完全正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红军抵达陕北，与刘志丹等人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师，是完全符合革命发展需求的正确抉择。
以上这些事件都发生在1934至1935年，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长征顺利完成。
综合来看，电台损毁、与共产国际失联本是一件坏事，却催生了诸多有利条件，为中国革命胜利奠定基础。
领袖人选的确定、作战战略战术的制定、革命根据地的选址，全部由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完成。
以上是党史当中第一个关键重大事件。
第二个重大事件——张国焘叛变
这件事大家都耳熟能详，我不展开叙述完整经过，只梳理事件核心脉络。
1935年5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会师，这本身是一次重大胜利。
蒋介石一直极力阻挠各路红军会合，此前红军计划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师时，蒋介石专门布下包围圈等待我们主动进入。
谁也没有想到，红一、红四方面军顺利完成会师，红军整体作战力量得到大幅扩充。
但会师之后，新的矛盾随之产生。
张国焘见到周恩来后，询问中央红军现有兵力。
周恩来如实告知，中央红军仅剩一万多人。
张国焘得知这个数字之后心态发生转变，内心滋生出野心。
他麾下红四方面军拥有八万兵力，装备精良，物资补给也远优于长途跋涉的中央红军。
两相对比，中央红军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红四方面军官兵人强马壮、物资充足、武器齐备。
张国焘的野心就此膨胀。
古田会议反复明确一条根本原则：党指挥枪，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张国焘依仗自己人多枪多，妄图实现枪指挥党，公然带领部队和党中央分裂。
事件细节我不多展开，只讲关键史实。
张国焘分裂红军之后，毛泽东同志在1960年和斯诺谈话时，被问及一生当中最艰难、最黑暗的时刻。
毛泽东同志回答，就是长征途中张国焘闹分裂这段时期。
张国焘不仅想要分裂红军，甚至打算动用武力针对党中央。
幸好毛泽东同志及时察觉，截获相关电报后，立刻带领中央红军连夜北上，才摆脱张国焘武力胁迫的危险。
这也是毛泽东同志称这段经历为人生至暗时刻的原因。
关于张国焘分裂红军，如今党史研究领域存在一处争议：是否存在1935年9月9日的“九九密电”。
这份密电是张国焘发给陈昌浩、徐向前的，电报内容要求对中央红军采取“彻底解决”的极端手段，也就是动用武力围剿中央红军。
有部分人声称这份密电根本不存在，是后人编造出来的，针对这个说法，今天必须澄清史实：九九密电真实存在，张国焘确实打算动用武力解决中央红军。
学习、研究党史时，我们一定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误导。
否认这份密电，本质是为张国焘的分裂野心开脱、洗白。
如果不存在这份密电，毛泽东同志毫无缘由仓促带领中央红军连夜北上的行为就无从解释，反而会无端抹黑毛主席。
大家学习党史，不要轻信各类打着“还原真实历史”旗号的片面言论。
叶剑英当年截获这份密电并第一时间送交毛泽东同志阅览，史实确凿。
因为党中央需要紧急北上，密电看完之后无法原样送回，一旦被张国焘一方察觉，会立刻引发武装冲突。
这里简单说明何为九九密电：1935年9月9日，张国焘发出这份武力胁迫中央的秘密电报，这是党史中需要厘清的关键史实。
张国焘执意分裂红军，带领部队南下，抵达卓木碉后，他彻底暴露分裂野心，公开另立“中央”。
张国焘对外宣称自己组建的机构才是真正的党中央，我们党史研究中称其为第二中央。
他不仅自立中央，还发电报要求开除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人党籍，命令全党服从他私自设立的伪中央。
针对卓木碉会议张国焘另立中央这件事，我们聊一聊几位当时不同立场的人物，能看出关键历史节点中人的立场变化。
任何人，无论苏共还是中共党员，私自另立中央，都是严重的分裂行为，属于反革命行径。
当时有几位干部的立场值得我们重点分析。
第一位是何长工。
何长工在井冈山时期立下大功，朱毛会师的联络工作就是由他完成，负责接应朱德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上井冈山。
何长工
毛泽东同志当年十分器重何长工，“何长工”这个名字还是毛主席为他取的，寓意终身做革命的长工，一辈子为革命事业奉献。
井冈山时期他功绩突出，却没能经受住这次路线斗争的考验。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部队分为右路军、左路军两路行军。
毛泽东同志带领中央红军组成右路军，及时脱离险境北上;张国焘统领左路军，朱老总、刘伯承、何长工等部分中央干部因混编调配，被划分到左路军。
卓木碉会议上，何长工选择附和张国焘的分裂主张，追随张国焘。
除何长工之外，还有一位地位很高的重要干部萧克。
萧克是红六军团军团长，红二军团由贺龙领导，红二、红六军团后来合编为红二方面军。
井冈山、长征时期的军团级指挥员，建国后大多被授予元帅军衔，比如红一军团林彪、红三军团彭德怀，授衔时元帅排名都十分靠前。
单论长征时期的职务，萧克身为红六军团军团长，原本具备授元帅的资历，最终只被授予上将军衔，授衔层级偏低，根源就在长征这段经历。
长征途中，萧克主动追随张国焘，和何长工被动糊涂不同，萧克主观上就和毛主席存在长期思想分歧，主动站到张国焘一方。
毛主席事后没有计较过往分歧，但萧克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没有突出战绩，甚至多次作战失利，因此建国后无法授予元帅军衔，授予上将已经是组织宽容对待。
改革开放之后，萧克还是《炎黄春秋》杂志的支持者。
有两本立场偏右、宣扬抹黑毛泽东思想的刊物需要大家警惕，北京的老《炎黄春秋》，广州的南方报系，两者长期发表否定毛主席的内容，萧克是老《炎黄春秋》的核心支持者之一，他寿命很长，年过百岁。
还有一位令人惋惜的人物，很多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观众都看过电影《从奴隶到将军》，影片主角原型是彝族将领罗炳辉，他担任红九军团军团长。
长征时期红军主要军团为红一、三、五、九军团，缺少红七军团，各军团首长大多成为开国元勋。
罗炳辉在卓木碉会议期间，支持张国焘分裂中央，对抗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他搭档的红九军团政委李卓然也一同追随张国焘。
罗炳辉没有牺牲在战场，抗日战争时期因高血压引发脑溢血病逝。
从这些人物的经历能看出，人的立场是会发生变化的。
有些人早期革命表现突出，但到了重大路线斗争的关键节点，或是思想糊涂走错道路，或是本身立场存在问题，选择对抗党中央、反对毛主席。
结合建国后的历史来看，这种现象十分常见：部分人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后，就和党分道扬镳，演变为走资派。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时，也有一批同志坚守正确立场。
一同被编入左路军、和张国焘共事的朱德总司令，就是坚定拥护党中央的代表。
古田会议曾经批评过朱德总司令身上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但朱德总司令为人光明磊落，古田会议之后主动接受毛泽东思想，此后始终是毛主席亲密的革命战友。
卓木碉会议上，张国焘逼迫朱德总司令公开表态，要求他同意开除毛泽东同志党籍、拥护自己的伪中央。
朱德总司令态度十分坚定，明确表明立场：当年朱毛红军是一体，我曾经举手拥护毛主席的北上路线，绝不可能再举手反对毛主席。
朱德总司令在这件事上立场鲜明，是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伯承元帅同样坚定站在党中央一边。
再来说任弼时，从他的经历能看出人可以纠正错误、转变立场。
中央苏区时期，任弼时曾经执行左倾错误路线。
毛主席先后在赣南会议、宁都会议两次被逐步剥夺军事指挥权，宁都会议上彻底失去军权，这次会议的主持者就是项英与任弼时，顾作霖也参与其中，顾作霖早年病逝。
当年流传的“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这句话，就是任弼时提出的。
后来任弼时和萧克一同带领红二、红六军团与贺龙部队会师，合编为红二方面军。
1936年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时，面临要不要认同张国焘分裂路线的抉择，贺龙、任弼时二人立场无比坚定，坚决拥护陕北党中央，严厉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错误行径。
在二人努力下，红二、红四方面军一同北上，1936年顺利抵达陕北，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从任弼时的经历能得出一个道理：人不怕曾经走弯路，关键在于能否及时醒悟，最终选择正确的革命路线。
后来大家知道，到延安以后，我们常说五大书记。
五大书记里第五位就是任弼时。
分别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刘少奇，然后是任弼时。
如果排序的话，第一位是毛泽东，第二位是刘少奇，第三位是周恩来，第四位是朱德，第五位是任弼时。
从这之后，任弼时不仅坚定跟随毛主席，还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勤勤恳恳为党工作。
1949年我们建国，1950年任弼时就因为高血压病逝了。
任弼时离世之后，毛主席十分痛心，亲自为他扶棺送灵。
任弼时早年执行过左倾路线，最后成长为毛主席亲密的革命战友。
以上是张国焘分裂事件中各类人物的不同表现。
最后张国焘南下行动彻底失败，之后才回到陕北，这里必须提到张浩。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后，从俄界会议开始，党中央就不断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多次规劝他改正错误，但张国焘十分顽固，执意南下。
张国焘最后同意北上，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南下军事行动全面失败。
张国焘当时打出“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四方面军不少战士是南方人，被这个口号蒙蔽，跟随他南下。
结果部队在百丈关遭遇重创，八万兵力锐减至四万人，连成都都无法靠近。
他之后又打算西康，可西康少数民族聚居，民族融合难度大，土地贫瘠，根本供养不起大批红军，四川、西康两条路全都走不通，在全军官兵普遍反对之下，南下计划彻底行不通。
第二，内部反对声音越来越大。
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一同跟随左路军，所有人都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错误方针。
贺龙曾经直言，张国焘如果继续坚持错误路线，自己不会坐视不理。
不光原本反对张国焘的同志，就连当初追随、亲近张国焘的陈昌浩等人，也看清前路无望，站出来反对他。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张浩从苏联回国。
张浩带回共产国际的指示，多次发电报劝告张国焘，电报明确表示中央红军北上路线是正确的，也就是毛主席制定的路线完全正确，要求张国焘立刻停止分裂行为，服从党中央，率部北上陕北与中央会合。
电报往来交涉了很多次。
张国焘内心一直畏惧共产国际，中共当时是共产国际下属支部，他私自另立的“中央”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承认，师出无名，根本站不住脚。
百丈关惨败、内部将士集体反对、共产国际出面施压，三重因素叠加，张国焘只能放弃伪中央，带领部队北上，最终抵达陕北。
由此能看出，1936年共产国际发挥了正面作用。
此前一段时间我们和共产国际电台联络中断，也带来了积极意义：我们自主选出党的领袖，拥有灵活机动的作战战术，独立自主选定陕北根据地。
联络中断时期我们完全自主，1936年张浩带回共产指示，又有力打击了张国焘的分裂行径。
第三个重大事件：东征之争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是1936年10月，中央红军1935年10月抵达吴起、完成长征，刚好相隔一年。
一、二、四方面军分别在甘肃静宁、宁夏将台堡两地会师，长征就此宣告全面胜利。
在二、四方面军尚未抵达陕北的时候，陕北红军力量十分薄弱。
中央红军从八万六千人锐减到抵达吴起时的七千人，再加上刘志丹陕北红军、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全部兵力加起来只有一万两千人。
陕北土地贫瘠，地域狭小，仅凭现有兵力很难长久立足，必须向外拓展根据地、打开革命新局面。
1936年1月，毛主席作出东征的重大决策，此时距离三大主力会师还有九个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刚过去三个月。
中央开会讨论根据地拓展方向，出现两种不同意见。
一部分人主张向北前往内蒙古、甘肃北部。
理由是靠近苏联边境，苏联有支援红军的物资存放于边界，北上可以获得外援，进退更有缓冲空间。
但北上方案行不通。
甘肃、宁夏、陕西北部盘踞马家军，这些敌军十分反动，作战能力不俗，牢牢扼守要道，红军一万两千人很难突破封锁。
就算侥幸穿过马家军防线，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生存、发展难度极大。
另一部分人，包括林彪，主张南下汉中。
汉中物产丰饶，当年刘邦依靠汉中起家，四面环山，易守难攻，能解决红军物资补给难题。
但汉中四面环山，属于封闭盆地，一旦蒋介石重兵包围，红军极易被困。
同时红军北上时发布《八一宣言》，对外明确抗日主张，退守汉中会远离抗日前线，不利于发动全国百姓，难以彰显红军抗日决心，这条路同样不可取。
各方争论不休之际，只有毛主席的战略眼光最为长远，具备极强预见性。
毛主席说，领导的核心就是要有预见，事后补救只能算是亡羊补牢，算不上领导。
当时彭德怀、林彪等一众将领全都反对东征。
东征需要东渡黄河进入山西，隔着大河属于背水作战，阎锡山麾下军队数量庞大，敌我兵力悬殊，渡河本身就是巨大难关。
毛主席力排众议，说服全军将领，阐明东征核心价值。
红军向东开赴山西，能直观向全国展现抗日救国的立场，阻拦东征会让国民党在舆论上占据优势。
东征目的并非直接击败阎锡山，而是向东扩大革命影响、发展红军力量。
东征由毛主席亲自带队，最终取得辉煌成果。
虽然没能穿过山西直达华北前线和日军接战，但收获多方面重大成就。
政治层面，东征行动传遍全国，百姓看清红军抗日救国的初心，树立起我党民族中流砥柱的形象。
军事层面战果丰硕，东征期间扩充红军八千人。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仅七千人，扩红之后红军总规模达到两万人。
部队在山西各地作战，缴获银元五十万，部分史料记载为三十万，主流史料记载为五十万大洋。
这笔巨款意义重大。
红军初到陕北，南方战士缺少过冬棉衣，粮食补给极度紧张，曾经毛主席亲笔写借条向徐海东借钱。
徐海东麾下后勤汇报只剩七千大洋，他只留下两千自用，拿出五千全部支援中央红军，这笔钱才勉强解决过冬衣食难题。
而东征一次性缴获五十万大洋，同时缴获大量火炮、机枪、子弹，陕北根据地不仅稳固，版图也得到大幅扩张，红军装备、物资全面改善，真正实现鸟枪换炮。
等到二、四方面军抵达陕北，红军总兵力达到四万多人。
东征是毛主席极具远见的战略决策，让陕北根据地真正站稳脚跟。
第四个重大事件：王明回国
西安事变大家都十分熟悉，这里不多展开，重点讲这次事件。
1937年下半年，王明从苏联回国，姿态如同共产国际钦差大臣。
他当时身兼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中共作为共产国际支部，他的身份分量很重。
王明归国时，毛主席亲自前往机场迎接，全党上下满怀期待，对他高度赞扬，没有纠结他过去推行的左倾错误路线。
王明9月或11月回到延安，当年年底就主持召开十二月政治局会议。
会上王明直接批评毛主席提出的独立自主统一战线方针。
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建立国共合作抗日统一也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这点没有问题。
分歧核心在于是否坚持独立自主。
王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套主张背后是共产国际的态度。
当时共产国际将抗战主要希望寄托于拥有数百万正规军、掌握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担心国共破裂影响抗日，要求中共全面让步。
毛主席提出的独立自主，核心是绝不放弃党的领导权，坚持人民战争路线，我党军队、党组织必须保持独立，合作抗日但不能完全依附国民党、听从国民党安排。
十二月会议上，王明长篇发言宣扬右倾主张，当时参会二十名左右政治局委员，仅有三四人支持毛主席，大部分人认同王明观点，毛主席一度处于少数。
很多人误以为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就全面拥有全党政治领导地位，实际并非如此。
遵义会议确立的是毛主席的军事领导权威，大家认可他的作战指挥能力，毕竟只有他能带领红军摆脱国民党围剿。
但全党层面公认的政治领袖地位，当时还没有完全确立，十二月会议就是典型体现。
这里需要厘清，毛主席当时处于少数，不是党内有人刻意排挤、制造阴谋，而是他的战略思想过于超前，多数同志暂时没能跟上思路，真理一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不能曲解为大家集体反对毛主席。
转机出现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
王稼祥、任弼时先后从莫斯科归来，核心是王稼祥带回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示。
季米特洛夫明确表态，毛主席是经过中国革命实践考验的党的领袖，王明不要再争夺领导权。
王明一贯依附共产国际权威，收到这条指示后，再也无法依仗国际身份施压，党内路线重回毛主席主导的独立自主统一战线。
六届六中全会是重要分界点，这次会议之后，毛主席不仅是全党公认军事领袖，也正式确立全党政治领袖的地位。
至于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指导思想，还有后续一系列历史进程。
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先讲到六届六中全会为止，后续重大党史事件，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交流。
我建议大家认真学习两门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国共产党党史。
阅读党史优先看1976年之前相关史料，后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二卷上下册，大家阅读时要辩证分析看待。
想要学懂弄通毛泽东思想，必须结合历史学习。
毛泽东思想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历史就是检验实践的载体，结合国际共运史、研读毛主席著作，才能学得更加透彻深入。
以上是我的分享，内容如有不妥之处，诚恳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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