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奥慧，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陈祥勤，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6年第5期
摘要：
毛泽东在探索建设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思想，可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群众工作五方面加以深入理解。革命根据地建设，伴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不断演进，军事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都随着革命斗争形势与革命根据地具体实际的变化不断丰富发展，充分体现出实践性、时代性特征。群众路线贯穿革命根据地建设始终，无论是军事上的人民战争，政治上的制度建设，经济上的生产动员，还是文化上的思想改造，都依赖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群众工作五方面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形成有机整体，推动革命根据地在极端不利的时代条件下不断发展壮大。
关键词：
毛泽东;革命根据地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革命根据地问题，是理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何以成立、何以成功的关键。围绕革命根据地建设，毛泽东形成了一套涵盖多领域、多层面、多维度的思想，并在革命斗争中不断丰富完善。毛泽东革命根据地建设思想，主要在土地革命时期与抗日战争时期两个阶段展开，分别回应了不同层面的核心问题：前一阶段着重解决在极端险恶环境下革命根据地“何以可能”问题;后一阶段则进一步转向革命根据地“如何发展”问题。因此，有必要以这两个关键阶段为分析主轴，在历史演进中把握毛泽东根据地建设思想的生成逻辑与发展脉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毛泽东从武装斗争、民主制度、土地革命、财政政策及经济建设与文化教育政策、婚姻制度与民族政策等多方面展开论述，可梳理出以武装斗争为核心的军事维度，以民主制度为核心的政治维度，以土地与生产政策为核心的经济维度，以文化教育与观念变革为核心的文化维度，以及贯穿其间、构成根本运行机制的群众路线。本文在此基础上，尝试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群众工作五方面着手，以期深入理解毛泽东革命根据地建设思想。
一、革命根据地建设呈现系统性整体性
革命根据地，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支撑革命发展的综合空间，可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群众工作等方面加以深入考察。其中，军事建设提供生存前提，政治建设确立制度方向，经济建设夯实物质基础，文化建设塑造价值认同，群众工作贯穿革命根据地建设始终。以上五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建设中协同展开，共同构成革命根据地持续发展的结构性支撑。
第一，军事建设居于基础性地位，是革命根据地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在敌强我弱、斗争环境极端严酷的历史背景下，没有武装力量支撑，任何政治建设、经济运转、文化动员都难以展开。毛泽东强调：“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这表明军事问题在革命根据地初创阶段就具有压倒性意义。因此，“工农武装割据”从一开始就将武装斗争置于核心位置，明确了根据地必须建立在武装力量基础上。毛泽东多次强调，若仅凭军事行动推进革命，脱离群众，脱离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就必然陷入流寇主义误区。古田会议批判单纯军事主义，正是为防止脱离政治目标、群众基础的“流寇化”倾向，明确“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不仅负责打仗，还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
第二，政治建设在革命根据地建设中发挥统摄作用，决定根据地性质与发展方向。通过民主制度安排，革命政权赋予工农群众政治主体地位，激发其参与革命的积极性;又通过制度化形式，将群众动员转化为稳定的政治支持，使革命根据地不仅能够“存在”，而且能够“运转”。更为关键的是，政治建设为经济、文化发展提供根本导向：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工农民主专政”下的土地革命，还是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主政权”框架下的减租减息政策，都体现出政治建设对经济运行逻辑的深刻规定，使各领域发展统一于革命总体任务。
第三，经济建设构成革命根据地持续运转的物质基础。在长期封锁与资源匮乏的条件下，能否解决军民基本生活问题，直接关系革命根据地稳定巩固。毛泽东反复强调，“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并将经济问题视为各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之一。但这种“中心地位”并非脱离，而是服务革命战争的整体需求。针对党内一度存在的“革命战争中心论”与“经济建设中心论”对立倾向，毛泽东明确指出：“当前的工作是战争所迫切要求的一些工作。这些工作每件都为着战争，而不是离开战争的和平事业。”因此，“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然而，不能认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这一具有辩证法智慧的认识，使经济建设在服务革命战争与改善民生之间形成动态平衡。
第四，文化建设承担整合认同与塑造主体的功能。在文盲众多、广大人民深受旧思想束缚的情况下，通过文化教育与思想宣传，革命政权既传播革命理念，又改造群众观念，广大人民由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毛泽东提出：“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这正是从战略高度强调文化对革命的支撑作用。进一步而言，《新民主主义论》提出的“新文化”构想，不再停留于革命战争动员，而是上升为未来国家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贯穿上述各方面的是群众路线的贯彻及群众工作的开展。无论是军事上的人民战争、政治上的制度参与、经济上的生产动员，还是文化上的思想改造，都依赖群众广泛参与。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揭示了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根本逻辑，即一切建设必须以群众为基础，并通过群众实现。军事上，革命根据地通过组织民兵、游击队等群众武装，将军事斗争与群众利益紧密结合，使保卫家园与革命目标融为一体。群众不仅提供情报、保障后勤，更通过直接参与革命斗争，构成主力军、地方军、民兵等人民武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上贯彻群众路线，确保了革命军队始终扎根人民，“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的战略优势。政治上，群众支持为革命政权提供了坚实社会基础。革命根据地通过制度化渠道将群众纳入政治建设，使群众成为权力运行的重要主体。通过选举制度、代表会议制度、各类群众组织，群众能够表达利益诉求、参与决策，增强对政权的认同感、归属感。毛泽东指出：“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他是民众自己的政权。”这种以群众为基础的政治结构，使革命政权建立在广泛的群众支持之上，能够在复杂环境中始终存在。经济上，革命根据地经济政策的核心，在于通过改善群众生活激发其生产积极性。无论是土地制度调整，还是减租减息与发展生产，都指向解放发展生产力，使广大农民能从中获得实际利益。毛泽东明确指出，经济工作的出发点不应是“向人民要东西”，而应是“给人民以东西”。正是这种“以民生为导向”的经济建设，使群众在物质层面与根据地形成利益共同体，自觉参与生产、支持革命战争，形成经济发展与革命动员的良性循环。在文化上，联系群众建设体现为对工农群众精神世界的深刻改造。长期以来，封建与反动统治在思想文化领域对广大群众形成多重束缚，限制其主人翁意识的觉醒。毛泽东明确指出，实行文化教育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革命根据地通过开展教育、宣传等文化活动，破除旧有思想观念，培育符合革命需要的价值观，使群众在思想上获得解放。这种文化建设提升了群众的政治觉悟，根据地群众普遍增强了对革命目标的认同，主动投身革命战争，为革命根据地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总体来看，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群众工作五方面，在具体历史实践中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进而构成有机整体，使革命根据地能够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实现由生存到发展的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稳定持续的支撑。
二、军事建设是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首要任务
在革命根据地建设中，军事建设是首要任务。在敌强我弱、资源极端匮乏的条件下，革命武装何以生成、存续进而发展壮大，是其中的核心问题。土地革命时期与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建设，在坚持“党指挥枪”与人民战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体现为组织形态与作战方式的不断发展，是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一)根本原则：党的领导与人民战争
在军事建设中，毛泽东反复思索的问题是，革命军队区别于旧式军队的根本、战斗力来源是什么。
第一，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根本原则。三湾改编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根本原则，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明确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在古田会议决议上，毛泽东强调：“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这一组织原则确保了军队始终听党指挥、服务人民，使军队在复杂环境中始终保持政治坚定与行动统一，将武装力量真正转化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可靠力量。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原则持续发展，我们党通过成立军委总政治部，规定党委为各革命根据地最高领导机关，全面强化党对军队的领导。全军还开展“整顿三风”运动，批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清除“枪指挥党”等错误思想残余，统一全军思想，坚定党指挥枪原则。
第二，人民战争的思想与实践，是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核心。土地革命时期，红军不仅是战斗队，还是宣传队、工作队，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将军事胜利与农民利益相结合，动员千百万农民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地方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武装与主力红军相结合，形成初步的人民武装力量体系。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强调了在革命根据地发展群众武装的重要性：“苏维埃武装民众政策更加显示了他的绝顶重要性，一刻不放松去武装民众，去从切实的工作中，以最快速度实现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创造，是苏维埃最基本的战斗的任务。”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侵略者入侵，中国共产党系统提出人民战争思想，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积极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敌后根据地，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不断发展。民兵和自卫队不仅担负后勤、情报、警戒等任务，更广泛参与袭扰战、地雷战、地道战等游击作战。人民群众在“反扫荡”、坚壁清野、支前运输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使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弥补了武器装备劣势，转化了战争力量对比。
(二)鲜明特征：伴随阶段性任务不断发展
由于主要矛盾、敌我力量对比、战略任务发生历史性转变，两个时期军事建设在具体形态、战略重心、组织模式上呈现出显著差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发展的鲜明特征。
第一，武装力量体系从“两位一体”到“三位一体”。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明确从红军、地方武装出发构建武装力量体系，主力红军以集中为原则，承担开辟和保卫革命根据地的核心任务;“地方武装有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以分散为原则，主要担负本地防卫、配合主力、补充兵员等辅助任务。这一体系在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功，但协调整合仍有提升空间。到抗日战争时期，尤其在广阔的敌后战场，武装力量体系演进为成熟的“三位一体”结构。《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明确：“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三部分：(甲)主力军，(乙)地方军，(丙)人民武装(即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及民兵)。”主力军不限定区域，是“精干的正规部队，担任较大的战斗任务”，承担着机动作战、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支援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地方军主要活动在固定区域，是“游击性极大的地方部队，担任分散游击的任务”，担负保卫根据地、配合主力作战、带领民兵游击的任务;自卫队和民兵，“是广大民众保卫家乡、保卫抗日根据地、不脱离生产的武装自卫组织”，人数最众，遍布乡村，负责侦察敌情、封锁消息、打击汉奸、袭扰敌军、参与后勤保障等。上述三者分工明确、相互配合、逐级补充，构成根基深厚的人民战争体系。
第二，在人民军队建设演进历程中，一个显著的阶段性特征，是从土地革命时期以扩规模为主转向抗日战争时期以重质量为主。土地革命时期尤其是中后期，为应对根据地扩大和反围剿作战需求，扩大红军规模成为军事建设的突出任务，通过广泛动员获得土地的农民，红军主力从初创时数千人迅速发展至数十万人。然而，进入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后，敌后根据地面临日军持续残酷扫荡与严密经济封锁，“鱼大水小”的矛盾空前尖锐，庞大的军政机构与根据地有限资源承载能力之间产生了难以承受的张力。对此，中共中央采纳李鼎铭的建议，自1941年底起在各抗日根据地推行“精兵简政”政策。一是推行精兵主义，“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其工作重心是提高其政治军事技术的质量，缩编与充实编制”。精兵主义使部队组织结构更加精干灵活，更适应游击环境。二是系统强化地方军与民兵建设。“敌我形势改变了，因此目前军事建设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加强地方武装，同时大规模发展不脱产的民兵组织，使军事建设转向全面提升主力军质量、夯实地方武装根基、激活民兵潜能的发展方向。三是聚焦战斗力与整体效能跃升，精简使指挥链条更短、后勤负担减轻。同期开展的练兵运动，显著提高了部队的军事技术、战术素养、纪律水平。这一从“扩规模”到“重质量”的调整，是人民军队面对时代环境变化求生存、图发展的必然，不仅使人民军队在极端艰苦条件下得以存续，更通过内部淬炼与结构优化，实现战斗力整体提升，为持久抗战并最终夺取胜利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保障。
第三，战略战术从“运动战为主”到“游击战为主”的转变。土地革命时期，红军经历了从游击战向游击性运动战的转变。面对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依托革命根据地形成了“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等一系列运动战原则，取得了多次反围剿胜利。运动战是这一阶段战略战术的高级形式和主要发展方向。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在装备、训练、后勤方面占据绝对优势的日本侵略军，在正面战场开展大规模运动战的条件不复存在。毛泽东分析，“抗日战争与过去国内战争不同，没有集中最大力量对敌进行消灭战的可能”，确立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在敌后广阔战场上，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成为主要作战形式。这要求部队高度分散、灵活，依托群众，以袭扰、伏击、破袭等方式消耗敌人，积小胜为大胜。同时，游击战的成功又依赖于革命根据地巩固与发展。毛泽东明确指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如果“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
第四，军队职能从战斗队到战斗队与生产队结合。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经济供给主要依靠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生产和对敌筹款，军队的核心职能是作战。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在敌人残酷封锁下，革命根据地的经济陷入极端困难。为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军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八路军359旅开垦南泥湾成为光辉典范。军队在训练作战之余，垦荒种地、纺线织布、发展手工业，实现了部分甚至全部的自给自足。这一实践具有深远意义：军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后方供应的绝对依赖，增强了在恶劣环境下的生存和持续作战能力;减轻了革命根据地人民的经济负担，进一步加深了军民鱼水情;培养了广大官兵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人民军队由此发展出“一支军队，两种功能”的属性——既是英勇善战的战斗队，又是能工能农的生产队。
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构成革命根据地建设重要内容
土地革命时期与抗日战争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例如，政治领域由工农民主专政转向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经济领域在服务战争的同时不断增加民生内涵，文化领域在动员层面不断增加社会整合、培育革命新人等内涵。
(一)政治建设：“工农民主专政”与“抗日民主政权”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论述革命根据地政治建设的目标，主要是动员和组织工农阶级，打破封建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政权。这一时期，根据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政治建设必须围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展开。因此，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建设强调阶级斗争的彻底性，通过土地分配、农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建设，动员广大农民参加革命。这一时期，毛泽东强调苏维埃政权的阶级属性，明确“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治定位。革命根据地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普遍选举、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等，使被压迫阶级首次获得政治主体地位，激发广大群众参与革命的积极性。政治建设旨在通过阶级动员巩固革命政权。此时，苏维埃政权对工农劳苦群众实行“最宽泛的民主主义”，保障工农群众参与政权建设，给予“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以完全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保障他们“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与罢工的自由”。建立代表会议制度，使工农群众的政治权利能够制度化。这一制度优势直接体现为激发工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但对地主资产阶级，是“完全取消他们的选举权”，剥夺他们一切“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显露出独吞中国的野心。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明确提出“人民共和国”口号，联合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阶级、阶层、党派，将地主资产阶级中愿意抗日者纳入统一战线范围，不再一概剥夺政治权利。从“工农民主专政”转向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这一转变是基于对革命形势、阶级关系、斗争任务的时代审视，核心在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构建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中，“三三制”原则的推行不仅确保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更将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群体中的一切抗日力量有效整合进政权框架。1937年冬，陕甘宁首届参议会选举即严格践行“三三制”，工商界代表李鼎铭当选副主席，开明士绅安文钦进入边区政府委员会。此后，“三三制”推广至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成为凝聚民心、巩固政权的关键。这种制度设计，优势在于最大限度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将革命根据地政权转变为能够“团结各个阶级共同抗日的最好的政治形式”。
(二)经济建设：“打土豪、分田地”与“减租减息”
对革命根据地土地与生产政策的调整，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在革命不同阶段对主要矛盾与任务变化的深刻把握。从土地革命时期以“打土豪、分田地”为核心的土地制度变革，到抗日战争时期以“减租减息”为取向的政策调整，体现了坚持从实际出发和依靠群众的经济建设原则。
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经济建设以土地制度变革为核心。毛泽东将土地革命视为发动农民、巩固根据地的根本措施，“苏区土地革命的威力，扫荡了一切封建的残迹，千百万农民群众从长期的黑暗中惊醒起来”“农民群众第一次从地狱中出来，取得了主人翁资格”。没收地主土地并重新分配给农民，这在经济上打破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在政治上实现了对农民的深度动员。土地政策在这一阶段具有鲜明的革命性，是阶级斗争逻辑在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井冈山时期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以“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所有”为基本原则，按人口和劳动力分配土地。这一政策在初期有效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热情，为革命根据地创建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随着实践推进，毛泽东认识到土地政策存在的偏差，并在调查研究基础上不断对政策加以调整。《兴国土地法》将“没收一切土地”调整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在原则上区分了革命对象与可团结力量，标志着土地政策由绝对平均主义向有差别的阶级政策转变。《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进一步提出“抽多补少”的分配原则，在保留原有耕种格局的基础上进行调整，提高了分配效率，加强了社会团结。这一系列发展，体现出毛泽东在坚持土地革命方向的同时，逐步强化政策的现实适应性。通过寻乌调查及其后的系列农村调查，毛泽东对富农问题作出更为细致的分析，在《苏维埃土地法》中进一步指出，应通过“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实现分配的相对平衡。这一政策思路，将经济运行与社会团结纳入统筹考量，避免因过度打击富农而导致孤立贫农，从而提升了革命根据地的社会团结。
随着抗战全面爆发，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党中央和毛泽东进一步调整了土地与生产政策。在这一阶段，土地政策转向减租减息，基本内涵是在不根本改变土地所有权结构的前提下，通过降低地租和利息水平减轻农民负担，恢复发展农村经济。这意味着以更灵活的方式兼顾各阶层利益，在保障农民基本权益的同时，适当保留开明士绅的部分经济利益，以调动其支持抗战的积极性。毛泽东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而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则“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1935年12月15日，中央颁布命令：“富农之土地，除以封建性高额出租应全部没收之外，其余富农自耕及雇人经营之土地，不论其土地之好坏，一概不在没收之列。”这一政策兼顾不同阶层利益，实现了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相统一，保障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激发了社会各阶层抗战动力，使革命根据地始终保持相对稳定。
(三)文化建设：塑造革命意识与建构民族认同
在毛泽东革命根据地建设思想发展中，文化建设的功能，逐步拓展为涵盖社会整合、价值塑造、风气改造等在内的综合机制。
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的核心功能，主要是塑造革命意识与强化阶级动员，以揭露封建剥削、宣传土地革命、歌颂红军等为主。例如，揭露阶级矛盾的活报剧《富农婆压迫和毒打童养娘》、戳破反革命势力谎言的《上了他们的当》《工农骂蒋》等剧目。通过戏剧化手段揭示阶级压迫，群众得以在情感共鸣中接受革命思想。这类文化实践功能，主要在于通过直观生动的方式激发群众的革命情绪与参与意识。进入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以及统一战线格局形成，文化建设功能发展为建构民族认同。1938年，毛泽东明确提出，文艺应服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调不同艺术流派之间的团结合作，要求艺术作品既要符合时代要求，也要满足大众需求。这一论述标志着文化功能由斗争工具转向凝聚共识的整合机制。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方向，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深入生活、扎根群众，将个人情感与人民命运紧密交织。他指出，对人民群众、人民军队、人民政党，应“使他们团结、进步、同心同德、向前奋斗”，不应采取嘲讽、暴露的态度。这意味着文化功能转向“引导与塑造”。同时，毛泽东强调知识分子必须通过思想改造融入工农兵实践，“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这不仅是文艺创作方法的调整，更是文化主体结构的重塑。由此，文化生产不再局限于知识分子群体，而逐步转变为与群众实践相结合的社会活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出现，既保留了对旧制度的批判，又通过塑造新人物与社会关系，展现出新的价值秩序与生活方式。
四、革命根据地建设始终坚持群众路线
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群众路线的贯彻实施提供了现实条件，使群众路线在开展系统性群众工作的实践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革命根据地是相对稳定的独立空间，为我们党深入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提供了坚实依托，让我们党能够持续推行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系统政策。从土地分配到减租减息，从基层选举到文化普及，一系列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能够在根据地持续推进、落地生根，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并逐步调整完善，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我们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与自身利益的一致性，逐步建立起对党的信任与拥护，形成了党依靠群众、群众支持党的良性互动。“根据地虽小却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屹然和庞大的国民党政权相对立，军事上给国民党的进攻以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有农民的援助。”这种援助，正是长期系统的群众工作积累的成果。长期稳定的互动过程，让群众路线深入党员干部内心，更让群众接受、认同、拥护党的主张，主动参与根据地建设与革命斗争。
第二，革命根据地相对稳定，为贴近群众进行社会调查提供了便利。干部能够深入田间地头、窑洞院落，全面掌握群众生产生活需求、社会阶级关系等实际情况，让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始终贴合群众诉求。毛泽东强调：“政府的人如不同老百姓结合，事情就办不好。”毛泽东率先垂范，在井冈山、寻乌、兴国等地开展大量深入细致的农村调查，通过与普通农民、手工业者、商人面对面交流，摸清革命根据地的具体实际，为制定调整各项政策提供了扎实依据，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本身就是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
第三，在革命根据地党与群众之间形成制度化、常态化、多渠道的互动互嵌。我们党通过建立各级各类群团组织，吸纳最广大人民群众，让群众能够直接参与革命根据地的政策讨论与治理实践，确保群众意愿能够顺畅传递到决策层面。同时，在土地分配、政权选举、生产动员等实际工作中，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群众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在政策落地过程中不断根据群众反馈调整优化，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革命事业与自身利益的深度绑定，从革命旁观者转变为革命参与者、根据地建设主人翁。这种深度互动，让党的路线方针始终贴合群众实际需求，让群众在参与实践中不断加深对党的认同，使群众路线成为贯穿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根本遵循。
第四，人民群众是党和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力量之源。自诞生之日起，人民军队就与革命根据地密不可分。在革命根据地支撑下，军队的兵源、粮草、物资等都能得到稳定供给，而这一切，就源自革命根据地群众的支持。人民军队扎根根据地群众，每一次兵员补充都来自根据地群众的踊跃参与，每一场战斗的胜利都离不开群众的支援配合。“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军民的血肉联系，使无数根据地群众自带干粮参加战斗，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伤员、传递情报，为人民军队顶住敌人的封锁围剿、不断发展壮大提供了最深厚的力量支撑。毛泽东说：“在敌后战场上的抗日军民，他们抗击了日本匪军的半数以上，而其处境则较之正面战场要困难百倍。”同时，革命根据地建设过程在不断锤炼人民军队的群众立场。毛泽东强调：“八路军也就是老百姓，故军队不要忘本，本就是工农。”人民军队长期扎根革命根据地、与群众共同生产战斗，始终牢记为人民打仗的根本宗旨，保持着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也是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根本特征。人民军队在艰苦斗争中始终保持凝聚力和战斗力，从“星星之火”发展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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