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夕的上海，人人都成了“亿万富翁”!
川东特委听取了报告后，决定由谢石钧负责组织江津财经小组。
这里有个重要背景，熟悉地下斗争史的朋友，估计猜到了。
1948年4月，重庆发生了《挺进报》事件，地下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原财经小组下属的几家商号、公司，不是被敌人破坏，就是自动撤销了，虽然骨干还在，又开了新的掩护企业，但这还不够，安全起见，必须留有后手，以变应变。
问题是我们是“穷党”，又处于地下状态，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职业革命者需要养家糊口，同志被捕需要营救，他们的家属也需要救济，到各地活动住店吃饭路费，更别说人员来往，暂时不安全的同志需要安顿，也需要合法身份掩盖来工作痕迹。
解放前夕的上海，戴德式盔的国民党警察。
一句话，钱从哪来?
阮曙曦和谢石钧商量，决定搞个商店，字号就叫“裕民商店”。
铺面放在江津县城最繁华的地方，几江镇小什字与新街子交叉口附近，主要经营棉纱、香烟、肥皂等日杂商品，也代销园艺场生产的果汁罐头。同时，利用阮曙曦在田粮处的关系，买卖由田管处开出的拨谷条子。
所谓“拨谷条子”，当时国统区经济崩溃，很多时候钱(纸币)已经不当钱用了，县政府收支往往给付的是多少石稻谷的条子(田管处凭单)，这就是拨谷条子。拿到条子，如何换出来粮食和市面急需的商品，或者变现成现大洋，就需要中间商，当然中间商是要吃差价的，这也是商机。
抗战胜利后，重庆的百货商店。
把这份本来属于自身“福利”的商机，阮曙曦不但交给党，还拿出来一百石稻谷作为启动资金，阮曙东也拿出五十石，这是老父亲留给他结婚的“老本”。
上级党组织给的二两黄金，一两作为备用金，一两从外地购置了江津紧缺的一批香烟、香皂、肥皂、毛巾、袜子，又安排了几位有商业经验的地下党同志，参加商店工作。
阮曙曦找的房子也不错，内外两间，外间营业，内间作房，既是买卖批发之所，也是同志们来聚会通信息的地方，闹中有静，易于掩饰。为安全起见，所有人员分开居住，店里有宿舍，设在东门外，也尽量少住人，以免被敌人一勺烩。
小巷中的行人。
越是黎明前的黑暗，越需要谨慎。
阮曙曦出任经理，作用就在于其，为江津财经小组提供合法外衣，也就是“保护伞”，平时在田管处正常上班，凡是联络关系，人财物需要对外出面，都由他出面。一来多一层保护色，二来本乡本土，阮曙曦又在要害部门的要害位置，谁不给面子?
有次，保长通知，要裕民商店出一名壮丁。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国民党在四川抓壮丁完全是苛政，特别是解放战争末期，前面打败仗，给咱们送“解放战士”，他们就得不断抓壮丁。
版画《抓丁》，1946，李桦
但这里面也是有猫腻的，抓谁不抓谁，乡保长的操作空间极大。
乡保长抓丁的权力大，可田管处却能在征粮方面，准确拿捏乡保长，所以老谢来找老阮，老阮说这事好办，当即递帖子，请乡保长吃饭喝酒，顺手替他们把手里的几张陈年的拨谷条子处理了。
盛情难却，乡保长自然投桃报李，既然裕民商店是您的买卖，壮丁改为常备丁，只派个人去出早操，到时候点个卯，就算完事，回去该干啥干啥!
就这样，在阮曙曦的掩护下，裕民商店开张之后，顺利经营。
买卖棉纱。
江津财经小组由川东特委直接领导，最初对地方党组织的活动没有介入，完全是两条线，互不交叉。一方面，为党筹集活动经费，这既包括川东特委，也包括财经小组本身，同时还要为川南地工委“托底”。另一方面，又是川东特委的联络站，几个主要领导同志，都曾来此开会，研究和布置党的工作，重庆撤出来的不少同志，也都由这里过渡一段时间后，再看风向，决定去向。
没错，就是“前店后厂”模式，我正常买卖东西，或者求职就职，来来去去，谁也挑不出毛病，实际上是来商店接关系，有些同志就安排在阮曙曦住宿。前面提到的李培根同志，当时主要负责川南地下党组织，后来参与负责川东地下党的工作，自然成了阮家常客。
这里还要为大家梳理下四川党组织的简单情况。
买卖酱油醋、食盐的商店。
解放战争爆发后，四川和西康两省的党组织，分别成立川康和川东两个特委，作为党的省一级机关。川南地工委隶属于川东特委，此外还有个隶属于川康特委的川南工委。
谢石钧的上线，就是川东特委书记萧泽宽。
老萧是位非常优秀成熟的地下党干部，《挺进报》事件之前，他担任特委秘书长，在主要领导被捕，刘国定、冉益智和涂孝文相继叛变，国民党特务的大搜捕声势一浪高过一浪，不断有同志牺牲的风暴中，顶住压力，勇挑重担，他所负责联系的川南工委、南涪工委和长寿、铜梁、荣昌等地的党组织基本保持完整，继任特委书记后，重建党组织，为重庆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
红岩烈士绣的五星红旗。
在江津财经小组的建设方面，就能看出萧泽宽的深谋远虑，一个裕民商店，进可攻退可守，工作内容随形势发展切换，等于是一鱼多吃了。
此外，随着裕民商店的生意步入正轨，阮曙东入党，又安排小阮搞了家分店，要不是后来解放了，很可能会放他出去“单飞”，为裕民商店安排后手。
此时已经到了1949年的春末夏初，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迅速，我军已渡过长江，进军江南，解放大西南，指日可待。
重庆人民欢庆解放。
上级指示，解放西南主要靠解放军，地下党的主要任务是：一方面，了解国民党的活动，揭露它的罪恶，宣传解放全中国的形势，宣传国民党必然垮台的趋势;另一方面，着重保存力量，培养干部，为迎接解放，搞好接管作准备。
为此，江津财经小组开始参与地方党组织的活动。
为了完成上级交的任务，江津财经小组积极地开展工作。
要做事，就必须有人，所以首先发展壮大组织。
打着五星红旗迎接解放大军。
根据川东特委的指示精神，小组一致认为，全国即将解放，要适应形势，必须解决力量不足的问题，先把参与裕民商店的几个年轻人发展入党，进而通过他们，向江津的重要工厂进行渗透。尤其是军用被服厂，不但要打进去，还要重建党支部，团结工人，开展护厂斗争。
换言之，江津财经小组的主要任务，不再是筹钱和联络站，而是要成为迎接解放大军和领导江津解放的地下指挥部。
在这个大方向之下，抓紧进行统战工作。
国民党大势已去，但蒋介石却在垂死挣扎，妄图割据西南，搞所谓的“反供堡垒”，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大爆发，幻想美国人助拳，它就能卷土重来。
解放军解放重庆。
为此，蒋军在重庆周围的长江沿线重点布防，还在各县组织各色游杂地方武装，搞“反供保民军”。
江津的情况更为复杂，各种臭鱼烂虾，纷纷集合在国民党的旗下，与人民为敌。国民党和民社党，中统和军统，土匪和袍哥，土豪和劣绅，地主和资本家，县里有头有脸的，都被动员起来了。
此时的江津城乡，几乎遍地是兵，到处是便衣特务(原来的社会渣滓)，敌人实行白色恐怖，到处抓人杀人。
解放前夕上海的白色恐怖。
要破解敌人的“总动员”，就需要地下党组织进行人民的总动员，动员一切反黑暗反压迫的力量，动员一切可以利用的因素，利用一切机会展开宣传工作，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必然垮台之命运，号召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妥善保管财产、档案，不让国民党在溃逃时盗走、破坏人民的财产，迎接解放，完璧归赵;另一方面，积极开展统战攻势，通过各种公私关系，对江津有影响的人士做思想工作，进行策反，安定社会秩序。
这方面，阮曙曦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既是地主、商店经理，又是县政府的重要干部，身份自带多重“光环”，所以说话还是相当有分量的。
重庆人家。
与各界人士交往过程中，阮曙曦跟人喝茶摆龙门阵，有意无意地宣扬：“我们是小职员，共产党来了，一样要我们办事”，“我们从未残杀共产党人，用不着怕。就是反动派，共产党也主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缴枪就不杀”等言论，给当时纷乱的人心以很大的安定。
一些旧职员，不但自己信了，还跟着替我们宣传。
久而久之，对于我党政策，他们中的不少人如数家珍，有人甚至公开盛赞，“《约法八章》胜过雄兵百万!”
“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
成都龙泉驿的茶馆，喝茶摆龙门阵的茶客。
“对于反动党派团体的普通党员和团员，则均免予履行登记手续。”
这些我党政策的细节，一传十十传百，由于说到大家的心眼里，原来的畏惧和不理解，以及各种因为误解带来的疙疙瘩瘩，都迎刃而解。即便是原来的死硬派，有些也转变了态度，成了我党政策的义务宣传员。
政策深入人心，就能发动成千成万的人民起来，政策本身就是组织教育群众的法宝。政策一与群众结合，就产生无限的力量，任何困难都被克服，任何事业都能办得成功。政策是我们革命的准绳，也是群众行动的指南，教员同志说“政策是党的生命线”，可见其伟大的作用。
南京解放，欢迎解放军的各界群众。
还有位“四川省参议员”卞稚珊，是辛亥革命烈士之后，老国民党员了，熊克武的旧部，跟蒋介石、胡汉民，乃至孙殿英都有关系，官拜少将，当过几任县长，后辞职返乡，创办实业，给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这次也被反动派逼出来，当上了反供保民军的师长。
财经小组多次做卞稚珊的工作，阮曙曦上门不说，我们还利用民革的关系，他的老上级，反复做工作。最终做通了，不怕我们了，愿意和我们合作，迎接解放大军，为新中国建设贡献才智。这对我们团结大多数，瓦解敌人，最大限度地孤立一小撮顽固不化、作恶多端的反动分子，起到了积极作用。
蒋介石、宋美龄夫妇。
行文至此，我想浅浅地总结几条历史经验：
首先，任何工作，说到底都是人的工作，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不但是调动我们自己人，还有同路人，甚至是敌人，都是需要好好思考，认真去做的，用我们河南话说，光“怼嘴”是不行的。用现在的话说，只“画大饼”是忽悠不住人，起码不能长久的;
其次，统战统战，有“战”才能“统”，没有这个底子，人家凭什么被我们统?
这里面其实是三层意思，前提是我们要打出去，敢打敢拼，我们能战胜他们，这点连我们的敌人都不怀疑我们的胜利;给出路，让他们知道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跟我们走，不但能活，而且是有好处的，这样他们才能被我们统过来;我们在敌占区怎么做统战工作，我们的工作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分化瓦解，化敌为友，为我所用，替我们去宣传，成为我们的义务宣传员，从这方面来说，他们也可以是“解放战士”。
当时的重庆外城一角。
最后，经济工作并不完全是经济工作，没有钱是不行的，但完全盯在钱上也不行，所以党要领导经济工作，群众要广泛参与经济工作，不懂就学，就学中干，干中学，而不能单纯依靠所谓“经济人”，做经济工作的同志也不能只做经济不公，还是要做其他工作，特别是人的工作，这样才能有大局观，能做大事。
【注】：川东地下党的名称，在解放战争时期，其实经历了川东临委(川东特别区临时委员会)和川东特委(川东特别委员会)两个阶段，为大家阅读方便，本文统一作“川东特委”。
1949年9月14日晚，郑州人民在火车站欢送二野三兵团，向指战员们献上“打到大西南，解放全中国”的旗帜。
又：后面还有一篇，这个系列就算结束。
最近家里有些变故，搞得我心神不宁，不写吧，就得饿死，写两篇实在搞不来，那边微博也要保持日更，所以这段时间，估计就是每周一篇了。
就这样吧，明早老时间放出来，该去忙了。
10月29日16：12于郑
注：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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