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6、12小时轮班制，这些词已经不刺耳了，反而像默认配置。早上出门是天没亮，晚上回家是灯全灭。手机不敢静音，消息一响就得回。白天干不完，晚上补;周末不加班，心里反而发虚。
可以拒绝吗?可以。但拒绝的后果就是走人，并且很快就会有新人补上。于是大家慢慢学会一件事：不说，不问，不反抗。能扛就扛，扛不住就走。更讽刺的是，这一切还被说的很好听：奋斗、拼搏、今天的苦为了美好的明天……听着热血，其实冷酷。
因为它把一件事偷偷改写了，过度劳动不再是问题，而成了一种“美德”。
法律不管吗?管。但不好落实。工会管吗?好像也管也不管，它究竟替谁说话?也不好说。结果是：规则在纸上，压力在人身上。
回望一下那个被争议不断的年代——
五七干校
很多人记住的是苦，是“住牛棚”，是委屈。这些可能都真实存在，不需要回避。但如果只看到这一层，就会错过它最锋利的地方。它干了一件今天几乎做不到的事——让制定规则的人，也必须下场干活。
干部要种地，知识分子要出工。不是视察，不是走过场，而是长期参与劳动。
这些具体执行的方式可以讨论，甚至可以批评;但它背后的初衷和立场，非常硬：不允许一小部分人永远脱离劳动，站在上面安排别人。
那时候讲“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很多人今天觉得像口号。但它其实在说一句很朴素的话：干最苦活的人，应该有更大的话语权。“为最广大人民服务”，如果只是嘴上说，那就是口号;但当你必须亲自去干活，它就不再是空话了。
当时不是空喊，而是实实在在的让制度落地。
因为你干过，你就不敢轻易让别人一直干;你累过，你就不会轻易把“累”说成理所当然。这就是那套逻辑最硬的一点，用亲身体验，去约束权力。
如果让今天制定规则的人，也必须去一线，在流水线干12小时，连续上6天班，随时被消息打断;下班还要处理工作，周末也不清净。你觉得，996还会不会这么普遍?12小时轮班，还会不会被当成“正常安排”?
答案很明确。
今天的问题恰恰在于，制定规则的人，不在规则里。于是就出现了这种很荒诞的局面：
坐办公室的人，决定你几点下班;
写制度的人，不需要遵守制度的强度;
而真正被时间榨干的人，被要求理解一切。
合理吗?没人认真回答。因为有一句万能解释——“市场决定的。”
问题就出在这里。当一切都交给“市场”，而人却没有足够的议价能力，那所谓的“自愿”，其实就是被动接受。于是，过劳变成常态，疲惫变成标配，而反抗，变成一种“情绪问题”。这比单纯的辛苦更可怕。因为你不仅在承受，还被要求认同。
当年，是怕有人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才迫使他们劳动从而拉近距离，产生同理心。今天，是默认有人必须一直拼命干活;却没有人去问，他们受得了吗?
当年，有人因为“被迫劳动”“住牛棚”而喊冤;今天，有更多的人长期过劳，却没有人替他们叫苦，更悲哀的是有些受苦的人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不够努力。
有些人时常怀念那个时代。其实问题不在怀不怀念，而在于一个更现实的问题：
如果一个社会，让制定规则的人永远轻松，而让执行规则的人长期透支，那这个规则，还能叫合理吗?当“工人阶级”只存在于书本，当“为人民服务”只停留在口号，当“劳动最光荣”只剩宣传，而现实却是无数人被时间榨干、被工作掏空……
那就真的该问一句了：如果让上面的人也下场，这些规则，还会不会原封不动?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
那问题，就已经很清楚了。
你可以富，但你得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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