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 （2026年出版）“巴勒斯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指南针：它能够得救，而我们所有人也将与它一同得救。” 对于弗朗西斯卡·阿尔巴尼斯——一位能够权威地将法律专业知识与罕见的人文热情融为一体的声音——而言，在这个世界似乎正悲剧性地走向对最脆弱群体的非人化以及强者的绝对统治的时代，想象它的未来“意味着拒绝让恐怖拥有最终话语权，并确保文明成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肩负的使命”。
正是基于这些思考，阿尔巴尼斯在本书中提出了这些动词——本书既具有宣言般的魄力，又饱含着爱的真挚情感：巴勒斯坦为世界提供了一线曙光，呼吁人们睁开双眼并付诸行动。
梦想、批判、解放、抵抗、滋养、哭泣、治愈、舞蹈、回归，这些都成为同一项集体实践的不同形式：是我们每个人都能采取的行动，以便在当下过上公正的生活。每一个动词都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讲述那些激发其灵感的非凡人物，并将这些回响带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这是一次深入巴勒斯坦历史的旅程——追溯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这片土地经历各种形式殖民暴力的主要阶段——也是对那些曾受苦、怀抱希望、进行探究之人的故事的探索； 那些在谎言肆虐时仍勇于说出真相的人，以及那些为真相献出生命的人；那些将永远背负暴力创伤的人，以及那些曾施加暴力的人；那些深感压迫者重压却仍不屈服于自由渴望的人。那些即使身处废墟之中仍翩然起舞的人的故事；那些在已无食物可煮时仍用希望滋养家人的人的故事；那些曾流泪的人，以及那些为争取流泪的政治权利而抗争的人的故事；那些试图用真相、一车药品或一首歌来治愈一个民族创伤的人的故事；那些守护着五代前被驱逐出家园的钥匙的人的故事。五代人过去，他依然珍藏着这把钥匙。
作者
弗朗西斯卡·阿尔巴尼斯（Francesca Albanese）是联合国关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人权状况的特别报告员。作为法学家、教师和学者，她曾供职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在此职位上，她曾为联合国、西亚、北非及亚太地区的各国政府及民间社会提供咨询。2020年，她撰写了《国际法中的巴勒斯坦难民》（Palestinian Refugees in International Law）；2023年出版了《我控诉》（J’accuse）；2025年为里佐利出版社（Rizzoli）出版了《当世界沉睡时》（Quando il mondo dorme），这部畅销书已被翻译成二十种语言，在全球五十多个国家出版。她作为特别报告员撰写的头六份报告已被译成意大利语，收录于《Inside》一书中。
Francesca Albanese的联合国报告清单（截止2026年3月）
序言 | Francesca 2025年新书《当世界沉睡时》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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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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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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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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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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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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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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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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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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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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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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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04 解放（上）
弗朗茨想成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为了赢得独立与自由，我们还必须摒弃哪些观念？
如果你想把我当作偶像，我会把它烧掉。
独立演奏家联盟《时而》
“我只是想成为众多男人中的一员。我本希望以年轻而无忧无虑的姿态进入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并共同建设它，”弗朗茨说道。他今年二十七岁，自从移居法国以来，他对自我和世界的认知发生了深刻变化，这让他意识到自己成长过程中所受的殖民文化遗产是多么沉重的负担。
尽管在学校里花了那么多年学习高卢人的历史以及法语语法中最细微的差别， 但只有在白人中间生活，他才发现自己并非法国人，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充满种族主义的世界里，他是一个黑人。
对于弗朗茨·法农而言，觉醒发生在他离开祖国马提尼克岛、与法国人并肩抗击纳粹的那一刻。当时他十八岁，坚信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是普世自由的捍卫者。但这位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很快便与法国军队中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发生了冲突。弗朗茨很快意识到，尽管身穿军装，但在战友眼中，他不过是一个黑人士兵，正如在法国的塞内加尔大学教授们，总是被冠以“黑人教授”的称谓一样。
最痛苦、同时也最具启示性的断裂发生在法农来到里昂攻读精神病学时，他开始对“他者”的目光产生一种尖锐而苦涩的觉察。有些人不断指着他，仿佛他是一个物体而非一个人（甚至有人在街上遇到他时会吓一跳）；还有人则将他“ 幼儿化”， 例如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所说的只是基础法语。
正是这种境遇——在殖民社会中无法摆脱自身肤色——让法农意识到，融入社会的渴望不过是一张“白面具”，而他自己，如同许多其他人一样，曾梦想过能戴上这张面具。
1953年，法农与妻子乔西移居阿尔及利亚（当时是法国殖民地），接任布利达-乔因维尔医院精神科主任一职。他来到这家医院时，这里普遍存在将身穿束缚衣的患者整日关在昏暗小房间里的现象， 法农决心将自己关于自由和殖民进程的哲学思考应用于临床实践。因此，他从根本上开始推动医院的“去隔离化”，努力将阿尔及利亚患者视为人类，而非像阿尔及尔殖民精神病学派那样将他们视为“原始人”。
短短数月内，法农便意识到，患者的创伤并非源于生物学因素，而是政治因素所致，而且阿尔及利亚是一座随时可能引爆的火药桶。1954年11月独立战争爆发时，法农已不再是这里的局外人，他决定表明立场。到了晚上，布利达诊所便成为治疗受伤叛军和酷刑受害者的秘密医疗中心；而在正常工作时间，法农则继续救治法国警察——正是这些人正在对叛军施以酷刑。他的诊室宛如一个告解室，个人的疯狂在此日益显露出其社会病理学的本质。
日复一日，法农逐渐意识到，尽管已推行了诸多改进措施（扩大诊疗空间、人性化治疗、尊重阿尔及利亚人的文化），但如果患者所处的环境本身就病入膏肓，他便无法治愈他们。他决定秘密加入民族解放阵线（FLN），但当法国当局开始对他产生怀疑时，他提交了一封慷慨激昂的辞职信，信中写道：“一个将成员逼向绝望境地的社会，是一个失灵的社会，是一个必须改变的社会。”
被驱逐出阿尔及利亚后，他流亡至突尼斯，随后被派往加纳担任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大使。三十五岁时，他被诊断出患有白血病，此后便在加纳展开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斗争，力求完成其最重要的著作《被诅咒的地球人》。
充满荒诞讽刺的是，他竟在美国的病床上口述给妻子，对这部反殖民主义的奠基性著作进行了最后的修改——当时他经由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斡旋，被中央情报局送往美国接受必要的医疗救治。
弗朗茨·法农于1961年12月6日在马里兰州去世，此时距离《埃维昂协议》签署、阿尔及利亚获得解放仅剩三个月，距离他所选择的祖国真正摆脱法国殖民统治也仅剩七个月。
***
法农留给我们的是极其透彻的文字，今天重读这些文字，会令人惊悚地发现某些恐怖现象是多么相似：这既是对法国和欧洲某些殖民心态依然存在的一种警示，也表明，如果构成社会的每个人的意识不先发生改变，任何社会都不会真正改变。首先， 他的教诲敦促我们以更广阔的视野，在他人眼中仅见混乱之处，洞察殖民统治的结构。
“殖民世界是一个被分割的世界，”他解释道，“殖民者的城市是座水泥之城，尽是石块与钢铁。那是一座灯火通明、铺满柏油路的城市，”他继续说道，以此强调殖民者的叙事，巧合的是，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推进。或许，浮现在他脑海中的画面，是他的祖国马提尼克岛的景象，或是阿尔及利亚——那个以爱接纳他的第二故乡，如今他的遗体正安息于此，这是学生们的意愿，而这些人确实将他视为“自己人”。
对我来说则不同。今天重读这些段落时，在我眼前浮现的画面截然不同：例如，以色列城市与巴勒斯坦城市之间的鲜明对比，以及约旦河西岸那些非法的以色列定居点——井然有序、光线明亮——与顽强抵抗其扩张的巴勒斯坦村庄之间那令人痛心的差异。我回想起每次驾车行驶在耶路撒冷与希伯伦之间的道路上——尤其是伯利恒至希伯伦这段路程——时所感受到的震惊：目光从农村地区巴勒斯坦人驮着驴子的手推车，移向由士兵护送的定居者吉普车时，那种感受尤为强烈。
“被殖民者的城市……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地方，住着声名狼藉的人。人们在那里出生，无论何处，无论以何种方式；在那里死去，无论何处，无论因何而死。这是一个没有空隙的世界，人们挤作一团，茅屋也堆叠在一起。” 对于那些有诚实去观察、有勇气去理解的人来说，巴勒斯坦以一种残酷的清晰度阐释了这一点。这片土地富饶，城市文明而富有文化底蕴，乡村生产力旺盛，却遭到了殖民主义的侵略、毁容和蹂躏。只需看看今天的加沙便知：曾经的街区化为废墟，曾经的学校化为尘土，曾经的房屋化为帐篷。过去如此，如今依然如此。随后，殖民者便开始建设，如今与往昔无异：在曾经的村庄、农田、学校和大学原址上，建起了游乐场、度假村、购物中心、道路和停车场。而有时，在那片被推平并“改造”过的土地之下，埋藏着集体墓穴。
定居点殖民主义需要被殖民者学会这样看待自己——落后、拥挤、粗野、贫穷、肮脏——因为只有这样，殖民者的城市才能显得是秩序、进步和文明的典范。只需沿着从特拉维夫通往塔姆拉、乌姆法赫姆、萨赫宁或拿撒勒等巴勒斯坦城市的道路行驶一番，便能明白这一点。这不仅涉及处于被占领状态下的巴勒斯坦人，还包括1948年成为以色列公民的巴勒斯坦人——那些企图抹杀其历史或削弱其身份认同者称其为“以色列人”——然而他们却遭受着系统性的歧视。数十年来，他们的城镇和村庄被剥夺了发展与扩张的机会，受到规划、土地分配和城市发展政策的遏制与压迫，这些政策将空间和资源主要 （甚至几乎完全）留给以色列定居点的规划、土地分配和城市发展政策所遏制和压迫。
但这一切都被粉饰、被合理化，总是将“欠发达”的责任归咎于被边缘化和压迫群体的暴力倾向、懒惰以及缺乏秩序意识。
***
因为殖民化从来不会以“坏人”的到来为名，而是以“文明使命”自居。如果非要说谁是“坏人”，那么在这个叙事中，坏人就是“他们”。那些仅仅因为存在就该受责备的人，甚至还因繁衍后代而受到指责。
“原住民被宣称对伦理免疫，既缺乏价值观，也否定价值观。他——我们敢坦率承认——是价值观的敌人。[...] 事实上，殖民者谈论被殖民者时所用的语言，是一种动物学式的语言。他们暗指印支人的蜿蜒动作、土著城市的异味、成群结队、恶臭、蜂拥而至、蠕动不息，以及夸张的手势。”
这种“殖民动物志”没有边界。这是将美洲原住民称为“冷酷无情的野蛮人”之人的语言，这也促使托马斯·杰斐逊等人于1813年写道：“在战争中，他们会杀死我们中的一些人；我们将消灭他们所有人。”他还补充说，那些被视为“野蛮人”者的行为将迫使殖民者“追击他们直至灭绝”，并且 “公然的野蛮化，甚至是在我们美洲对这一种族的灭绝”，注定将成为殖民史上的又一章。同样的言论也出现在1857年的印度，当时英国媒体将起义的塞普伊士兵描绘成凶残的野兽 ——必须消灭的老虎和恶魔——；在利奥波德二世统治下的刚果，当地原住民若无法生产足够的橡胶，便会被贬为毫无灵魂的工具，遭到榨取直至死亡。
当然，我们也能在那些主张“将他们清除以腾出空间给‘雅利安人种’”是“公正且符合道德”之人的言论中找到这种表述。“ 人类必须抵御臭虫、老鼠以及各种寄生虫，”第三帝国安全部队指挥官希姆莱曾如此鼓动“行动队”（Einsatzgruppen）——即流动灭绝部队——的成员。这种将犹太人描绘成寄生虫或蠕虫的去人性化模式，不仅存在于纳粹宣传中， 如今在某些当代政治言论中依然存在，这些言论将整个民族比作昆虫或蛇类。
又怎能不想到许多以色列知名人士的话？他们多年来以极其漫不经心的态度谈论巴勒斯坦人，将他们比作有害的动物，声称为了集体利益必须予以消灭？
1969年，总理戈尔达·梅厄甚至彻底否定了巴勒斯坦人的存在，以及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数个世纪的事实：“所谓的巴勒斯坦民族并不存在。并不是说我们来了，把他们赶走，然后夺走了他们的国家。他们原本就不存在。”然而，历史却讲述了另一种故事。戈尔达·梅厄与许多移居巴勒斯坦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一样，于1898年出生在乌克兰（当时属于俄罗斯帝国）； 她先是移居美国，随后于20世纪20年代抵达当时处于英国托管下的巴勒斯坦，并获得了托管地巴勒斯坦的公民身份。因此，在戈尔达·梅厄患上“殖民失忆症”之前，她曾拥有一本护照——这是她在如今被称为以色列的那片土地上获得的第一本护照——其封面上以醒目的大号金色字体印着“巴勒斯坦”一词。
1983年，总参谋长拉斐尔·埃坦曾公开宣称：“当我们殖民了这片土地，阿拉伯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像瓶中被毒死的蟑螂一样逃窜。” 近年来，像阿耶莱特·沙凯德这样的部长们公开分享并捍卫那些将巴勒斯坦儿童称为“小毒蛇”的言论，并支持摧毁他们的庇护所。埃利·本-达汉效仿约阿夫·加兰特（因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而被国际通缉），声称巴勒斯坦人“就像动物，不是人”。
近年来，这种言论在更激进的政府人物身上得以延续，例如伊塔马尔·本-格维尔部长，他因种族主义言论以及导致2023年10月后众多巴勒斯坦被拘留者遭受酷刑的政策而臭名昭著。这些言论并非偶然或边缘现象： 它们反映出一系列去人性化的言论和政策，这些言论和政策否定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存在、权利和身份，助长了一种政治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他者”不被视为人类或享有平等权利，而领土控制、歧视和定居点扩张则以“秩序”和“安全”之名被合理化，而非被认定为种族隔离政策。
正如弗朗茨·法农所阐明的，这种修辞是所有殖民项目最青睐的工具之一：通过将“他者”物化来瓦解同理心。这是一条贯穿数十年的脉络，我们可以在奥地利哲学家、大屠杀幸存者让·阿梅里所描述的纳粹施虐者心理中看到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将“他者”非人化、系统性地将受害者物化的过程，使得原本不可想象的事情成为可能。
最近，以色列议员伊扎克·克罗伊泽公开宣称，加沙地带应当被夷为平地，其所有居民“只有一个判决：死亡”。本-格维尔和斯莫特里奇两位部长也屡屡附和这一论调，他们将巴勒斯坦家庭的强制流离失所描述为“国家机体的疗法”，并将包括食物和饮用水在内的全面人道主义援助封锁称为“公正且符合道德”的措施。
他们不断重复的论调是：所谓“先进”且“技术化”的入侵者所带来的意图和文化是善意的， 这与那些与自然保持不同关系之人的所谓“落后”形成鲜明对比——这些人因试图用箭矢或石块捍卫自己的土地而“有罪”，而那些夺走他们土地的人却正用枪支射杀他们，毒害水源，修建围墙，传播疾病，并杀害对当地人生活至关重要的动物。1776年7月4日的《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中，曾以如下措辞描述“残忍的印第安野蛮人，其众所周知的战争准则就是不分年龄、性别和身份地进行无差别毁灭”。
曾有一段时期，通过约翰·韦恩（编者注：好莱坞黄金时代的标志性硬汉巨星，一生共出演了约170部电影，是西部片与战争片的绝对代名词）的电影，数百万观众知晓并习以为常地接受了对美洲原住民的种族灭绝。
但如今世界已经改变。至少有一部分人决定选择遵循哪种叙事，拥抱哪种视角。因为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做出选择：是接受这些叙事中的残酷、不人道与平庸，还是揭开殖民主义的面具，将宣传背后隐藏的真相公之于众并付诸行动。
***
事实上，殖民主义从未终结。它改变了形式、语言和手段，但结构依然如故。撰写这份关于占领经济与种族灭绝的报告，迫使我直面这样一个事实：旧的资本主义殖民体系仍有多少部分在流淌于我们社会的血液之中：同样的剥夺逻辑，同样“有影响力者”与“可牺牲者”之间的等级制度，同样通过榨取资源和利用他人苦难来牟利的体系。
名称在变，机制却未变。而数十年来由美国强加并维系的国际秩序——那个被误称为“美洲治世”（pax americana）的秩序（尽管它与“和平”几乎毫无关联，且“美洲”这一称谓本身也不准确，毕竟“美洲”并不仅指美国）——如今正在瓦解，为某种更为残暴、更为肆无忌惮的秩序让路。因此，现在也是时候让我们的语言摆脱其中固有的殖民主义陈腐观念了：不存在所谓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也不存在制定规则者与受制于规则者之间天然的等级关系。真正存在的是权力体系，而这些体系甚至通过我们用来描述它们的语言得以延续。
在此背景下，巴勒斯坦不过是众多案例中的一个。但这里正是当今西方殖民主义以最赤裸、最现实的面貌呈现的地方，也是有人正在试验其能走多远的最后一个试验场。纳尔逊·曼德拉比许多人更早看透了这一点。1997年，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几年后，他说： “我们再清楚不过了，如果没有巴勒斯坦人的自由，我们的自由便是不完整的。”早在1985年，他还在狱中就曾发出过同样明确的信息：“你们的自由与我的自由是不可分割的。”他深知，各种压迫结构彼此关联，只要其中一种依然存在，任何解放都不能被视为真正完成。
曼德拉谈论的是南非和巴勒斯坦，但凡是当权力将一片土地视为私有财产、将一个民族视为障碍之处，同样的逻辑都会重演。
殖民者往往采用一种以“安全”为卖点的叙事（“我这么做是因为否则会很危险”），并以权威自居 （“我深谙世事，告诉你这样是正确的”），这恰如一位不称职的父母对待子女时可能采取的态度。在这两种情况下，所谓的安全感毫无仁爱可言，仅仅掩盖了控制的意图；而所谓的权威性往往掩盖着专制、威权主义，甚至暴力。
在罗马法中，“解放“（emancipatio）指的是子女从父亲的mancipium——即父亲的支配权、所有权，隐喻上指父亲的掌控——中完全独立，从而成为独立法律主体的时刻。“解放”并非自上而下赐予的父权式恩赐，而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被殖民者——正如历代以来的子女、臣民或女性——争取获得充分的认可。
事实上，解放通常紧随觉醒之后。因为——如果觉醒到来，且当它到来之时——它使我们能够睁开双眼，看清我们身处何方，以及我们在权力关系这张往往隐形的网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觉醒是解放的第一步，它迫使我们甚至要从那些阻碍我们看清真相的事物中解脱出来。
这并非一种特别舒适的体验：有点像在多年声称“黑暗是一种美学选择”之后，突然打开了灯。但对于那些选择这样做的人来说，这却是一场革命——他们承担起自主决定的责任，判断什么对自己来说更危险，什么更正确。
“人只有在试图向他人施加影响、以求获得对方认可时，才真正成为人。只要尚未真正获得他人的认可，这个‘他人’就始终是其行动的对象。他的价值及其作为人的现实，都取决于这个‘他人’以及来自这个‘他人’的认可，”弗朗茨·法农写道。
由此，双方都要求获得完全的平等和对人性的充分尊重：这往往需要将昔日的偶像从宝座上拉下，将其视为平等者，既不畏惧，也不让任何一方处于臣服、被“幼稚化”或更甚者被非人化的境地。
正因如此，那些与控制和支配者决裂的人，便跨越了一条“红线”——在家庭关系中，这条红线仿佛由沙子构成，终将消散；但在制度化的权力关系中，却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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