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教育要灌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原则，也是思想教育学的重要范畴。列宁在《怎么办?》中明确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思想教育的实质性要求。
灌输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反复，就是不厌其烦的说教，但“灌输”又并非是机械、生硬的“填鸭式”说教，而是指将科学的理论和正确的价值观有目的、有计划地传授给受教育者，使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是一种自觉主动，反复强化的说服教育方式。
列宁认为工人自发只能产生工联主义，毛主席则指出农民出身的红军战士自发带有绝对平均主义、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个人主义等多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两者都确认了“科学理论不会自发产生，必须从外部进行系统灌输”这一基本前提。
毛主席关于思想教育的论述，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他明确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而在如何进行思想教育上，毛主席的论述和主张，不仅与列宁的“灌输论”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而且将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了本土化和方法论上的深化和发展。
列宁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给工人，毛主席则多次强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全党全军。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强调：“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必须不空谈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真正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这种强调全党全军必须系统学习马列著作、掌握科学世界观的做法，正是列宁“灌输论”中“理论武装”的直接延续。
列宁主张建立专门的宣传机构和理论队伍来进行灌输，毛主席则将这一主张转化为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具体制度。毛主席确立了“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机关制度”，将“灌输”制度化、常态化 。他明确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 设立专门的政治工作干部，其核心职能之一就是对广大指战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集中教育和灌输。这就从组织架构上保证了“灌输”主体的存在，与列宁强调建立职业革命家队伍和宣传机器的逻辑完全一致。
在此基础上，毛主席就“如何灌输”对列宁的理论进行了方法论上的创造和发展。
反对“填鸭式”灌输，主张“启发式”引导。毛主席虽然同意理论要从外部输入，但他极力反对死记硬背和教条主义。他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明确提出了红军教育的“十大教授法”，其中多条直接体现了启发式精神，如：“废止注入式。”旗帜鲜明地反对简单说教;强调启发与互动，“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由通俗到科学。”，强调教学要符合认知规律。
提出“灌输”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列宁侧重于先锋队向群众单向灌输，毛主席则强调要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反思”。延安整风通过组织全党系统学习22个马列主义文件，结合“批评与自我批评”，让党员干部自己对照理论查找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毛病。这种“自我教育”极大地提升了“灌输”的转化率。
强调“物质利益”与“思想教育”相结合。毛主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他认为思想教育不能脱离群众的实际生活，必须与解决群众的土地、生产等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否则“灌输”就会变成空洞的说教。
总的来说，毛主席完全认同列宁“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必须从外部灌输”的根本主张，并在《古田会议决议》等文献中将其作为解决党内、军内思想问题的核心手段。但他没有停留在列宁的框架内，而是通过古田会议的制度化、延安整风的自我化、群众路线的互动化，将列宁的“灌输论”从抽象的理论原则，转化为中国共产党和军队切实可行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把“外部灌输”变成了一场全党全军乃至全国人民的“思想启蒙与自我觉醒运动”，实现了列宁主义“灌输论”的中国化，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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